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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沃顿商学院考过经济法，在斯坦福答过投融资管理，在芝加哥大学做过商业分析海报，所幸这些被父母送出国的富二代们选择的专业都十分集中，作为一个收了钱就十分敬业的代写，我对这些大学的课程比某些真正拥有毕业证的学生还精通。 我是个国内高中都没毕业的偷渡客，没身份，没学历，更没钱，可我手下写出的论文却被那些世界名校评选为优秀作业，那些在我年少时以为遥不可及的顶尖学府，似乎也早就褪去了光环。 李姐把我视作她的摇钱树，她甚至在二楼专门给我装修了一间房作为卧室，出钱给我买了电脑作为办公用品。 我在国外的第四年，李姐把她的两个小孩从国内接了过来，大女儿十二岁，小儿子八岁，两个小孩都黑黑瘦瘦的，和李姐丈夫一样说一口粤语。 李姐让这两个孩子和我学普通话，让我抽时间教他们英文。 “小薛，我就是个初中毕业，孩子他爸更是小学五年级就没念了，都没文化。我们就算挣了再多钱，也是为了孩子未来不用受同样的苦，你空余时间多教教他们，我每个月多给你开五百美元。” 或许是真的希望我能教好她的两个孩子，李姐还免费给我弄了一张比蛇头逼真很多的身份证明，她拍着胸脯和我保证，只要不是FBI上门□□，一般警察都看不出问题。 我收下那张身份证明，提出另外的条件，只要她能做到，我保证把她的两个孩子都送进顶尖大学。 李姐很爽快：“你说，就算是办不到，姐也给你想办法！” “我要找一个人，他是2005年逃到国外的通缉犯，他叫薛建国。”
第34章 波士顿 我当初宁愿做包饺子的小工也要跟着李姐，就是看中了她在国外有路子，我想找到薛建国，需要她的帮助。 李姐答应我的要求，不知道和她的丈夫商量了什么，那个黑瘦沉默的男人让我写下薛建国的出生年月和在国内的履历。 “他是你亲戚？什么恩怨？你要横跨大西洋来找他。” 我手里的笔没有丝毫停顿，我没抬头:“生父，当年卷钱跑路的时候逼死了三条人命。” 男人抬眼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头:“打算怎么报复？剁他一只手一只脚够吗？” 李姐和我聊过，她的丈夫是上个世纪被人诓骗着来国外打黑工的早期移民，那个年代的法拉盛远比现在乱的多，各种地下帮派组织横行。 “人在异国，有的时候抱团取暖才活得下去，那个年代，没办法。” 李姐看着我:“我和孩子她爸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下一代别走我们的老路，让他们能有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堂堂正正的，清清白白的，和那些外国人一样走在阳光下，做个遵纪守法也能活下去的好公民。” “小薛，你也一样。” 李姐看着我的眼神复杂:“剁一只手，砍一只脚，就算你们父女二人恩怨两消。这件事交给姐来办，你不要沾手，挣够钱就回国内去，找个工作好好过安生日子。” 李姐的话落在我心里，无端催生出两滴泪珠。 我从国内追到国外，遇见过不少倒霉事，要不也不会落到现在的境地，可每次困境之中总会遇见好人，她们都让我向前看，往前走。 对我来讲，生活就像是光脚走钢丝，命运总是穷追不舍，时不时就刮来一阵邪风，而我每次站不稳要跌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人扶我一把，托我一下。 刘艳跳江前给了我一张车票，妈妈去世前给我留了存折，电子厂的郭老师朝经理泼水给我出气，王琦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拉我一把，李姐帮我找薛建国的下落…… 那天晚上我把脸埋在枕头上，第一次对是否要继续自己的复仇产生了动摇，那么多人试图用她们的好意和善良把我从仇恨的深渊里拉出来，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其实是自愿跳下去的。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无法拯救一个破罐子破摔的人。 第二天早起，我拒绝了李姐丈夫找人帮我报仇的好意。 “我不仅要他的一只手或一只脚，”我说的时候觉得自己心头的伤口在往外渗血:“我要他的罪行广为人知，要他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他要彻底身败名裂，顶着无法原谅的罪名被万人唾弃，只有这样才能把迟到的正义送给已经死去的人。” 李姐盯了我很久，最后挤出来一句话：“你的妈妈一定是个善良又正直的人，她在你小的时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即使你长大以后成了非法移民跑到太平洋的另一边来报仇，也依旧要寻求法律的承认。” 我妈的确是个好人，可惜这个世界不讲道理，好人没好报。 我在国外的第五年，薛建国的下落找到了，李姐把消息告诉我的那天，我正领着她上初中的女儿晓宁图书馆回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我教她普通话，她教我粤语，就连李姐的丈夫都说，我的粤语现在几乎听不出是个外地人。 法拉盛的夏天阳光明媚，李姐每天都会煮上一锅绿豆沙放在冰箱里，我刚完成一篇客户委托的代写作业，通过匿名邮箱发给客户后，起身去倒了一碗绿豆沙，顺便也给晓宁拿了一碗。 李姐放了很多冰糖，煮开花的绿豆都渗进了味道，甜丝丝的，炎热的午后喝一碗，再舒服不过了。 我和晓宁盘腿坐在小餐馆前的台阶上，眯着眼睛聊最近新上映的法国电影。 “……我在班里的前桌说她去看了那个电影，讲两个男生相爱的故事，法国人拍的……你陪我一起去看吧，别告诉我妈，她肯定说两个主角喜欢同性是神经病。” 我把碗里最后一点绿豆沙仰头喝干净，随口答应下来：“行啊，你这学期的物理成绩如果能拿到A，我就请你去电影院看，你还可以叫上你的那两个好朋友……哎，李姐回来啦。” 李姐开着运货的小卡车停在车位上，她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袋外面买回来的小零食。 “小薛，”她把零食放到桌上，招呼我：“你爸的消息打听到了，他在波士顿开了家房地产公司，重新结婚了，生了一儿一女。” 李姐说话的语气平静，和她平时说起晚餐吃什么菜的口吻没有丝毫差别，她把一个牛皮纸装着的文件夹递给我：“你想知道的事，都在里面了。” 我把文件夹里的东西拿出来，大概扫了一眼，又放回去，端起已经空了的绿豆沙碗，把碗底仅剩的几粒绿豆也送进嘴里。 以后喝不到这么甜的绿豆沙了。 三天后，我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清空了房间，买好了去往波士顿的车票。 我半夜敲响李姐的房门向她告别，给我开门的却是晓宁，李姐一家都穿戴整齐，似乎是一直没睡在等着送我。 “姐，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我向李姐深深鞠了一躬：“我要走了，生意兴隆，保重啊。” 李姐什么都没说，拍拍我的肩膀，帮我把行李箱拎下楼。 送到餐馆门口，我定了出租车送我，晓宁走上来拉住我，不舍得我走：“你答应过我考了A就请我看电影，我期末肯定好好复习，你能不能晚几天再走？” 我勉强挤出一个安抚的微笑：“我就是去波士顿办点事，又不是一辈子不回来了，你好好学习，将来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想见谁就能见谁。” 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开动缓缓开动，我从车窗的反光里看见晓宁还站在原地朝我挥手，攥着手机的手忍不住颤抖。 我没有真正的身份证所以买不了机票，从纽约到波士顿，就要坐一整夜的长途巴士，我躺在几乎看不出原始颜色的座椅上睡了一晚，座位前后都是背着行李风尘仆仆的人，车内充斥着灰尘和烟味，甚至还有某种违禁草本植物使用过后的铁锈味。 我给自己画了个欧美烟熏妆，头上绑了个乱七八糟的头巾，穿着低调的短袖和工装裤，最大限度地融入周围的环境。 我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到了波士顿，在李姐介绍的华人房东家里租了一间房，作为短暂的落脚点，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询附近的整容医院。 面对整容医生天花乱坠的推销，我指了指自己的脸：“让我手术后的变化越大越好。” 我在李姐那里工作五年的积蓄，在整容医院花掉了一大半，做完手术的一整年后我都每天宅在屋子里面，继续远程做着代写挣钱。 恢复期过后，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拿着从前的照片仔细对比。 照片里的人有一双圆圆的杏眼，镜子里的我双眼狭长，眼角弧度锋利；照片里的人脸型流畅，镜子里的我颧骨做了填充，更接近欧美流行的高颧骨；照片里的人鼻梁侧面有一颗小小的黑痣，镜子里我被高高垫起来的鼻梁上皮肤白皙无暇。 我看着看着，满意地笑起来，现在我就算是顶着这张脸站在薛建国面前，他也绝对认不出来。 我通过李姐的关系，办了全套的假身份和假履历，波士顿附近的大学很多，□□的中介操着一口咖喱味浓厚的英文问我想当哪个大学的学生，我在一排学校里看过去，最后一指。 “MIT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能办吗？” 中介抬头看我一眼：“能。这个专业的亚裔很多，硅谷的公司就喜欢招吃苦耐劳的亚洲面孔当程序员。” 中介噼里啪啦的敲着键盘，还和我闲聊：“我有表哥在WR公司上班，他的总监就是从MIT毕业的中国女人，之前创业做人工智能的翻译插件，后来被WR收购了，她是近十年来唯一一个能在被收购后熬过股票解锁期依旧留任的华人——你知道的，那些科技公司虽然都声称自己包容开放，但歧视和排外根深蒂固，有色人种很少能做到管理层。” 我礼貌的微笑点头，附和了两句，心里却想起了季瑛，自从离开国内后，我就再没有她的消息，六年过去，她应该已经博士毕业了，不知道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如果她留在国外工作，大概率也会选择进入硅谷，成为中介口中万千亚裔程序员中的一员。 拿着履历证明从中介走出来后，我突然很想去MIT看看，想了解这所季瑛生活学习过的大学。 我拿着新鲜出炉的假驾照去车行租了一辆车，做然我作为黑户考不了驾照，但在据说全世界驾照考试最难的纽约待了五年，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去驾校上两个月的课，驾驶技术炉火纯青，经常开着小卡车帮李姐运货。 从波士顿到MIT的路程很短，打开车窗，呼啸的风带着夏季特有的温暖空气扑面而来，我把一只手搭在车窗外，这是个标准的危险驾驶动作，但和此刻拂面而过的风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我把车停在校园附近，下车在查尔斯河畔步行，即使现在正值暑假，也有许多背着书包步履匆匆的学生，我在河边坐下来，看着学生们驾驶着训练用的帆船从面前驶过，大概是帆船俱乐部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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