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们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大野泽，自己就难以和榆城抗争了。因为你不干，自然有别人干，而且慈善法令强制会让那些人干，比自己要求的东西少得多，到时候这些人还凭什么要求榆城退让？
他们不仇视法令本身，他们仇视的是那些将要抢走他们特殊地位的人。
几十个人就在角落中争吵了许久，一边是现实，一边是理想。很自然地，嗟败得一塌糊涂，五十七个人中只有七个人支持他，剩余四十八个反对。
泽没有表态，他心中支持嗟，但是却知道如今团结在一起的局面一旦打破，所有跟着他的大野泽的人都会没有了依靠。
在嗟愤怒地提出要和那七个人分出去单独做事的时候，泽骂了嗟，质问他如果有不同意的意见就要分出去，那么当初的那些盟誓有什么用？是不是以后咱们这些人只要有不同的意见就分出去单干？单干能做成什么事？你们八个人就算凑钱能凑出多少？
“一根筷子轻易被折断，一把筷子抱成团，夏城人整天说这些，你们难道都没听过吗？咱们几十个人是要做大事的，总得有个头，总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头是什么？头就是众人的脑子，是要为大多数想的才是头。”
“人没有相同的，想法肯定会有区别甚至相悖，这时候怎么办？是分开？还是讨论后认定一件事去做？那些反对的，难道就要离开吗？要我说，不是！反对，可以反对，但是反对了众人还不同意，那就把你的反对咽到肚子里，不但不能说，还要去做那些你反对的事。”
“只有这样，才能做大事，否则就是一堆散沙。砂子可以烧成坚硬耐火的砖，但若分开却可以被孩子一脚踢开。”
“难道咱们面对的只有这一件事吗？并不是，将来还要面对更多。正因为咱们对于大部分事的意见是相同的，所以才聚在一起。一件事的不同，会说明咱们所有的意见都是相悖的吗？同样是去遥远的夏城，有人乘车，有人骑马，有人坐船，可最终的目的不都是一样的吗？”
仗着自己的威望，也仗着自己出自内心的感触，总算压下去那些人的不满，嗟闷着头不说话，但最终分事让他做的时候他还是同意了。
这些人是作坊工的灵魂，甚至还有一些人用了些手段去了农庄去了矿山，他们总能煽动起最多的作坊工。
于是六月份的时候，被选出的作坊工代表们向陈健提出了意见，如果不答应的话可能会引发一次动荡。
代表们很明确地告诉陈健和榆城的管理层：“我们反对慈善法令。”
陈健则明确告诉他们规矩的事他们无权干涉，因为这是夏城的规矩，与作坊无关，他们还不是夏城人。
作坊工们很清楚自己反对的是什么，所以这一次比上次有了进步，弄出了一些提前量以为讨价还价准备。
陈健倒是很高兴他们提出这样的反对，当初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事的时候陈健就已经知道，因为有人当晚上就跑来告密。
陈健高兴的是那场争吵证明了一件事：这群作坊工的想法，已经变了。
他们曾经反对的是金字塔结构本身，如今他们反对的是自己不能处在金字塔的倒数第二层。因为奴隶这一层难看的皮被陈健换掉了，所以心态的变化没有那样纠结。
从理想变得现实，从反对变为妥协，甚至把自己看成了榆城作坊的既得利益阶层，丧失了激进多出了保守，不再是一个最底层的代言者而变为了榆城底层中的上层的得益者——最底层如今是那些适用于慈善法令的没有劳作技能没有组织性的新人。
于是从他们开始反对慈善法令的那一刻，榆城拥有了四种政治势力。
最早一批的功勋卓著奴隶众多的夏城老国人，他们是奴隶制和作坊伪奴隶制的受益者。他们反对这些榆城作坊工成为夏城国人。
最开始在榆城做工的作坊工，他们反对奴隶制度，不满于如今的经济地位但却与榆城相互依存。他们反对最早的一批老国人的压迫，但也反对新的一批一无所有的逃奴加入。
那些底层的非管理层的夏城国人，他们是统治阶层，但是他们平日和那些作坊工一同劳作，心中不免同情，同时如果改变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小。他们吃喝足够，对底层有同情心，但又极端反对底层的暴力反抗，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状况，但又希望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让和他们一同劳作的作坊工的生活有所提升。
以及最后的以陈健为首的首领层和完全脱产的军队和新锐贵族，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今的利益，而是将来的战争，甚至一些人对陈健有些盲从盲信。
至于剩下的如嗟、姬松等理想味道太浓的人，则是少数，没有他们实现梦想的空间和物质条件，可以忽略不计。
原本这四种势力之间是平衡的，因为还涉及到夏城的很多问题，夏城军队除了脱产军队外，主力仍旧是奴隶主和平民组成，而平民很容易被那些势力颇大的人影响。
原本那些作坊工只是反对却没有妥协，更没有展现出他们的立场到底是站在哪里，是推翻榆城的体系？还是与榆城体系妥协成为既得利益者？
如今当他们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后，这种平衡即将被打破，因为榆城如今多出了一批人，一批和榆城绑定在一起的，必要的时候会站在自己这边的人。
作为试探，陈健没有和这群人过多扯皮，而是和议事会一半的成员商量后，提出了一个暂时不影响到夏城老贵族利益的决议。
三天后陈健给那些作坊工代表的答复是：“绝对不可能撤销慈善法令，但是会出台新的法令。从七月初一开始，只有在榆城劳作三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冶炼、染纺等几个很重要的作坊部门。”
作坊工们讨论后同意了这个答复，三年时间足够他们拉开和那些新来的人的劳作效率差距。
议事会的老人们对于这个法令也没有反对，他们已经见识到了作坊群带来的利益，也明白一旦停工带来的损失，并没有意识到陈健的险恶用心——这个法令和慈善法令配合，造就了一批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是支持榆城的，但却是绝对反对老贵族的。
这群人是有力量的，尤其在陈健的刻意纵容和教唆下。
八月末，带着又一次抗争胜利的喜悦，这群作坊工完成了去年抗争后的一个额外条件，有将近千人的队伍可以听懂鼓声前进后退。
由于平日一起劳作的原因，他们之间的协调配合很好，纪律性很强。因为一起吃饭睡觉听哨上工，他们的服从性也很好。
夏城不是没有这种类似的士兵，比如当初和西戎征战时陈健解放的一批隶农，允许他们脱离奴隶身份以人头记功。
但是那些奴隶兵勇猛有余但纪律不足，战场上个人奋斗很勇猛，可是崩溃也很容易，有时候还要面临提前冲锋扰乱阵型的情况。
榆城的脱产黑衣军不喜欢那样的士兵，他们作为战车骑兵和冲击兵种，更喜欢能够稳住阵线的戈矛方阵兵，更喜欢这种可以听懂鼓声前进后退的组织力很强的作坊工。
夏城从开始建立脱产军队开始，奉行的战术路线一直是阵线对峙，在阵线焦灼的时候由脱产士兵完成冲击，在某个位置撕开对方的阵线从而引起全面溃败。
呆板而且无趣的战术，什么没有奇谋诡计，可也简单易懂。对方每每看出，也知道弱点在哪，无非就是在长矛戳破自己之前先把对方的盾砸碎，让夏城先崩，可做起来却有些难。
在和陈健一同观看过这些作坊工的演练后，黑衣军们更加不喜欢将自己的背后或是侧翼交给那些颇为狂热但不持久的奴隶兵，这些戈矛方阵兵又根本不可能抢走他们的功勋，又可以让他们心安。
不过他们什么也没说，这群作坊工说的清楚，在取得国人的身份之前绝不出榆城作战。这不是黑衣军所能参与决定的事。
陈健也没和军队的人说什么，而是对作坊工们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从公产划出了一笔钱作为那些作坊工孩子半脱产学习的钱，以及资助那些作坊工中选出的人完成脱产学习以进行教育。
从去年冬天开始的抗争直到现在才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作坊工们也让陈健去年的拒绝变得失去了意义。
那时候陈健说他们没有资格做国人，因为最基本的打仗他们都不会，而如今至少他们站得直了能够听懂鼓声前进后退了。
那时候他们反对的是整个榆城夏城的规矩体系，而如今他们反对的只是对自己不利的规矩法令，却并不再反对夏城本身。
仔细想想，似乎距离有资格做国人又近了一步。
第十章 三十四年的六个瞬间（六）
作坊工们距离国人身份更近一步的时候已是八月末，那是秋天。
秋天过去便是冬天，冬天再过去华历三十四年就算是过去了。
种种变革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同的记忆，但也有很多是不属于夏城体系甚至草河同盟内的人的记忆，而这些记忆自然与夏城体系有关。
比如八月份榆城关于逃奴非奴的法令传到了其余城邑，原本因为血统论对陈健大加赞赏的各个城邑贵族阶层此时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种大骂很有意思，离得越近骂的越狠，但也有一批不骂的，因为他们率先和夏城达成了一些贸易，夏城提供的铁制农具和羊毛剪很便宜，而要付出的只是原本不存在的每年可以剪两次的羊毛——奴隶们可以胜任这种事，而铁制农具又让他们省出了许多奴隶。
他们与夏城榆城之间的往来愈发密切，但是涉及到根本的变革却没有发生：陈健曾建议他们分出一部分土地让奴隶耕种，缴纳足够的粮食后可以剩余一批以激发奴隶的积极性。
不过那些人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而坚决反对：如果奴隶拥有剩余产品，那么自己怎么控制奴隶？只有一无所有才能保证奴隶是自己的私产而非人。他们宁可不用铁制农具，也决不放弃自己手中的会说话的财产。
各个城邑的使者在九月份抵达了榆城，重申了当初的密约，严禁石荠等人在其余城邑演出任何关于榆城变革的戏剧，如果陈健不遵守将会断绝和榆城的粮食贸易。
陈健答应了，众人以为抓到了榆城命门的时候，另一件事让他们更加不安。
九月中旬的一场延绵不绝的秋雨导致了下游一座城邑被淹，水灾退去后，榆城组织了船队，以大河诸部亲为一体的大义援助了那座城邑八十万斤粮食。
整场运粮持续了半个月时间，井然有序甚至没有影响到榆城的整场劳作，而且运抵的以新麦为主，沿途经过每座城邑都大肆宣扬，石荠等人也在表演各种戏剧来宣传亲族一体之类。
同时也是一种示威，作为月初被人威胁后的示威，那些城邑的首领都明白，这是陈健在告诉他们，别用粮食来威胁自己，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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