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官员们也是一群喜欢谈论高尚和道德的人，既然谈到高尚与道德，官员们又不得不接受陈健等人在泉州救灾、备荒之类的事，总不好一棍子打死。
面上的事还是要过得去的，所以即便国书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也还是混得一个虽非贡夷亦非逆种的相当不错的评价。
朝鲜国是孝子，日本国是逆种，夹在这两者之间，可谓不上不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往上，那就是远亲；往下，那就是夷狄。
只不过这八个字的评价整体来看正朝着不好的那面倾斜，而且是多方势力联合起来的反对，包括那些原本不太可能联合在一起的人，此时也联合了起来。
比如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他本计划着靠着历法天文的手段来获取皇帝的认可，从而可以方便传教。靠着数学、工程学之类的书籍交好士大夫，只是为了最终目的的第一步，而也唯有如此才能迈出之后的几步。
然而利玛窦本身也不是个正式的天文学家，数学水平比起陈健派去北京的正牌的搞天文历法的还是要差一大截。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双方会面几次，也都知道了各自的水平，自然引发了耶稣会的恐慌。
天文历法是他们可以打开门路的唯一机会，比推测日食利玛窦自觉也就能打个平手，并不能占据全面的优势。论推算历法，这群人的水平也不低，测纬度和依靠一些天文记录的记载反推经度的数学水平也有。
更让利玛窦感到不安的是陈健手绘的一副大致的明朝地图，至少沿海地区山东半岛之类的地形画的那是相当标准。去北京的那十几人以为是陈健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利玛窦以为是这群人自己画的，因此出现了极为尴尬的场面。
尴尬之后便是愤怒，这群人持的是日心说的观点，而且颇有初级无神论和泛自然神论的观点。这是比异端更可怕的怪兽。
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论起科学水平此时也就属利玛窦最高。而陈健派去京城的那十几个先行者，都是靠着自己的关系和声望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行各业都有，俱为一郡之俊杰，有几个又是跟着陈健接触了数年新事物的人，思辨水平也不低。
这些人人数又多，更是有心算无心，掐准了国本、内监、彗星这几件的机会，可以说一来京城就取得了比利玛窦活动多年还要巨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太大，未必是好是坏，在利玛窦看来，这些人至少也能取得自己觐见万历皇帝那样的机会。
实际上他想错了，如果这是私人行为，或许真有机会觐见，甚至可以出任钦天监的官员也未可知。然而这群人不是私人也不是教会，而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正使还远在福建海外，不管怎么看都没有直接觐见的可能。
若论礼物，利玛窦靠着一些精巧事物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夸赞。可这群人带来的礼物比他自己携带的可要多得多，而且论起精巧来更是不低……
可以说利玛窦此时感觉，这是他来中国之后面临的最大危机。本身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想要立足就很难，这个国家从汉末五斗米和黄巾起义开始，就对宗教这东西防范极严。灭过佛、贬过道，至今白莲还在闹。
这群人又不谈宗教，只是祈求贸易，靠着庞大的财力支撑又在泉州救济灾民，而且根据泉州知府送来的消息这群人很知道进退，救济的时候也都打着大明官方的旗号，并没有任何不法之事。这一点就是利玛窦比不了了，而最大的依仗天文数学更比不了，可以预见危机之深。
……可以说，这一次闹出的轩然大波得罪了太多的人，固然声势浩大引起了许多震动，可也埋下了被人反对的伏笔。
但这一切不确定的因素，终于在七月中旬变得清晰起来。
御马监提督太监刑洪出面，邀请在京城的这些人带着火器和燧发枪的演练之法，前往沙盘之中教授近侍使用操练。
同时，所携带的一些礼物也需要在内官面前演练，以便这些内官能够学会后呈献给皇帝……
第六十九章 外交
这些人当即拆箱，除了火枪之外的各色礼物也都一一准备好。
太监自然是不可能没有命令直接来找这群人的，而即便有了命令贿赂的钱也必不可少。
御马监的太监们见这些人出售阔绰，给的极为大方，还有很多稀罕之物，也没有露出什么鄙夷之色，极为欣喜。
在来京城之前，陈健就告诉这些人，一定要学会贿赂，并且拿出了足够的贿赂的经费。
太监爱钱，除了钱之外他们估计也没什么能爱的东西，只不过未必非要是金银，一些稀罕的器物比如借用佩之宜阳事的鹿蜀为名的斑马皮，更是了不得的礼物。
陈健很确定万历皇帝也会喜欢斑马皮的，这是个好寓意。
因为大臣们总是给皇帝讲子孙越多越长寿的故事，皇帝对此而相当迷信极为相信，佩之宜子孙的鹿蜀皮又不是什么补药容易出事，取得又是《山海经》中的故事。
早在几年前沈一贯当阁老的时候，就整天忽悠万历，说是“多子多孙，方称全福”。
除了太祖和成祖外，剩下的皇帝大多短命。而沈一贯又说你看太祖有二十五个儿子一百二十一个孙子，成祖有四个儿子二十一个孙子，他们都活了六十多。
对于长寿这种事万历还是很在乎的，也可能是万历这时候生娃已经有些困难，所以沈一贯又打了补丁，说是不一定非要是儿子，孙子多也可以长寿，并且鼓励太子福王可劲生。
虽说都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比起的性命，终究还是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如果此时能够进献几张宜子孙的鹿蜀皮，皇帝必然欣喜，指不定还要规定儿子们晚上办事的时候一定要在斑马皮上面。
陈健搞得这些东西，可以说都特么是幸臣、太监们擅长的，然而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条捷径。
葡萄牙人文化水平不高，虽然在莫桑比克有殖民地，但估计没看过山海经，也完全搞不懂皇帝喜欢什么，更不可能琢磨着抓长颈鹿、斑马之类的东西做礼物。
荷兰人文化水平更次，拿欧洲那些处理外交的方式与大明交往，动不动就弄几条破船做武力威胁的样子，实则根本没这实力还惹人厌恶。
这一点上陈健还是占据极大优势的，几年前利玛窦觐见的时候也无非拿出些自鸣钟之类的玩意，陈健手中的好东西可比自鸣钟之类的多得多。
这件事也算是一个态度，群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从福建而来的两篇奏章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封是福建道御史方大美的请求蠲免救助。
“……这两年福建年年出灾祸。先是地震不平，又是狂风肆虐。”
“因此臣请求蠲免四样。福建的漕粮、条鞭、叠税、存留这四样都请求免除。”
“臣又请求两条救助，首先要救助那些无可依靠的人，其次要救助那些明年还要干活的人……”
到此为止，这是极为正常的一封奏章。但在这之后的内容，就和以往大为不同。
“这一次福建受灾，以泉州最为严重。但是较之数年前的大灾，泉州的死亡人数反而下降了。”
“一方面是因为那个自称极西之国的人运来了稻米，帮助平稳了米价，让一些奸商不能因大灾而得益。”
“另一方面，这些人教授了番薯种植的办法，而且运来了大量的番薯作为种子。”
“这两件事，都是卓有成效的。所以，臣有两条意见。”
“如今外出贸易的商船极多，而安南、暹罗等地俱产稻米。福建地稀而人广，灾祸又多，所以可以适当见面外运贸易的稻米的税银，并且将每石一分银的税费固定下来，不要要税监高寀等人滥收。如果可以强迫那些出去贸易的船都携带一些稻米，就可以保证福建等地的粮价。福建本身也不是鱼米之乡，并没有米贱伤农的危险。”
“而番薯之事，如今已有成效，亩产众多，可以充饥，味道甘美。泉州许多饥民以此为生而不死，这是十分适合推广的备灾粮。”
“那些极西之国的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番薯的推广本来有两大难处，但这些人所作的《番薯备荒法》却可以解决。”
“第一难处是插秧之法，难以长大，以致秧苗横生。这《番薯备荒法》中说，可以让人手持竹竿，每隔几天就将番薯的秧苗翻弄一遍。这样不能近土，也就不会扎根。”
“第二难处是在北方的贮藏，《番薯备荒法》中说，可以挖掘地窖以贮藏番薯，尤其是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天旱无雨，贮藏窖中不会腐烂。”
“大灾之后，种植米麦都来不及收成，唯有番薯却不用担心，三个月就可以收获，而且秧苗也可以充饥。”
“如今江南有冯夷肆虐、北方有旱魃为乱，若是能够在灾区推广，这正是彰显陛下仁心。”
“我已经命人在福建种植番薯作为种苗，请求同意在北方一些灾区推广，可以用海船运送过去……”
这篇奏章一到京城，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正所谓来得好不如来得巧，不久前叶向高刚刚陈述了此时全国南涝北旱的灾情，这时候这篇奏章自然是有了不同的效果。
另一封，也是从福建送来的。
先是说了一番倭寇的事，又说到倭寇这几年又在到处闹腾，海波未平实在是一件祸患。
“如今福建不止是倭寇，还有红夷、和兰、吕宋、倭寇这些人，而且又多出了个自称夏国的新夷，这些人到底应该怎么对待？是区别对待还是一视同仁？这是需要陛下定夺的。”
“以往的时候，水师有大船和快船。对付倭寇的时候，靠大船驱逐、靠快船追击，这本来是我们的长处。”
“但是现在倭寇却学我们的手段，他们的船也变大变快了。”
“有人说，这一定是因为国朝的奸民私通他们，才把这些技术传播过去的，所以请求严厉禁海。甚至希望将倭寇、和兰、吕宋、夏等国一并视之，因为倭寇也一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臣以为通倭的奸民之所以络绎不绝，禁绝不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想要彻底禁绝，只能是片帆不得入海，一定要渔者贾者及市籴者一切禁绝才行。”
“只是福建山地多而耕地少，很多人都是依赖出海贸易或是捕鱼为生的，这是他们的生命所系，所以没有办法断绝。”
“如果让乡里严厉地实行连坐法，只要发现出海的就连坐，的确是可以制止的，但是祸乱也是出现。”
“那些生在内地却漂流出海的人，本来已经犯了大忌，但是他们心系故土仰慕陛下的圣恩。一旦连坐禁海，这些漂流在大海上的人恐怕再也不会回来，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会去帮助倭寇，甚至加入倭寇。”
“福建靠大海为生的，在泉州和漳州有数万人。一旦禁绝大海实行连坐，这就是数万的倭寇，所以万万不能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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