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
当然，对于朱明忠来说，他非常清楚，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笑而不语的朱明忠，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顾炎武反对加商税，有他的顾忌——作为满清“德政”，满清入关后，即减免了大量商税。以争取民心。
“清虏入关之初，以京师初定，特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清虏尚是如此恤商，以促市场繁荣。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
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善举”。且不说其它，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以税抑末”，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偏爱”，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偏爱”的表现。
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并不是他心中的“加税”。
“加税……”
面对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沉吟道。
“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先帝时，虽屡加商税，仍国用不足，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商人纷纷逃出京城。如加三饷者，只令百姓苦楚，徒生民变，以‘加税’为开源，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朱某又岂曾不知！”
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说道。
“本官口中所言‘关市之征’，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再者说是，这‘关市之征’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所征毕竟有限，若想征以商税，非得征以厂税不可！”
“厂税”才是朱明忠的口中“关市之征”。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落地银”等杂乱商税，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而国家税收的膨胀，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毕竟，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而相比之下，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税卡环节征税。
“厂税？”
顾炎武先是一愣，随后反问道。
“何是厂税？”
“经略可是指从兵器厂、船厂等处抽税？”
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知道，兵器厂、船厂等官营工厂一直都是清河的“纳税大户”。
“经略，虽说这兵器厂、船厂、硝磺等厂所缴税收远超过清河全城商税，但是，这些工厂，不过只是官办工厂，如此所征之税，不过只是左手转于右手，于国用何解？”
姚湘的反问，让朱明忠微微一笑，然后看姚湘说道。
“既然，可以官办工厂，为何不能鼓励民间办厂？”
（1）《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所计
（2）《崇祯长编》卷三毕自严所奏
第150章 工厂
鼓励民间办厂？
相比于发明，民间的工业生产由作坊向工厂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发展的根本，没有由坊至厂的变化，就不会有工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工科的学生，朱明忠曾看过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原因分析的论文，在论文中，除了指出其技术上的落后，不适用于棉纺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棉纺从其开始取代麻时，就一直作为农村的副业而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手工生产制度，使得其不可能演变成为手工工场。
“……以松江布为例，弘光之前，松江布行销万里，而其所用纱、布大都来自乡间，邻县数十万户为其纺纱，再则纱商交予织户织布，再由染商染色，虽城间乡间亦有工场少则雇有织女数十人多则雇有织女数百，日夜织布，但其布匹大都来自乡间千家万户……”
作为苏州昆山人的顾炎武对于松江并不陌生，尽管在清虏治下松江已经不见昨日织布之盛，但他自然曾目睹过当年松江兴盛时的模样。
“工坊所用之纱、布大都来自乡间，而按大明律，百姓自纺布纱皆不得课税，清律亦是如此，若是意欲课税，恐只能按织机台数、按布匹数额课税，如此，势必激起民变，从万历直至先皇，苏州、松江民变徒起，大都因为织户抗税，如万历二十九年六月，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如此激起‘织佣之变’。”
在顾炎武提及万历年间的苏州“织佣之变”时，朱明忠只略点下头，对此，他自然有所了解，甚至在扩大兵器厂、船厂的时候，也曾有人提醒过他，甚至建议他仿满清，将工人“圈”于坊巷，令其十人具保作结，一人犯法，十人皆罪，从而避免“佣工罢事”。
对于清代于苏州织造推行的所谓的“圈坊”——就是将织造工人困于街坊中，除年节、事假外皆不得外出，并且要十人具保作结等禁锢人身自由的方式，朱明忠当然不会采用，甚至在他看来，这正是打断的中国工坊演变成工厂的关键所在，尽管有清一代，所谓的“工坊”有织工、染工成千上万，却从未曾演变成工厂的关键正在于此，这种奴隶式的生产从源头上制约了其成为工厂的可能，甚至就连十人具保作结，也导致了普通农民无法进入作工——因为其需要保人，这一弊病甚至直到20世纪，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许多工厂用工，无保人担保不得雇佣。
正因为了解其弊病，所以朱明忠才会借鉴后世的用工模式——自由用工，当然工人大都聚居于工厂附近，在工厂附近形成了新的市集。
“宁人，还记得前几天我说过的话吗？”
顾炎武的提醒让朱明忠笑道。
“首先要先繁荣关市，如此才能多缴税，就像百姓每亩收成只有一百余斤，所卖不过一两多银子，收起一钱田赋已令百姓不堪重负，或是再加五厘，百姓焉能不反？可若是先将百姓每亩所出增加至200斤，再加五厘田斌，百姓又岂会拒绝？”
举着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朱明忠继续说道。
“就像这纺纱一样，其本就是百姓之副业，除自用之外还有些许贴补家用，所得极为有限，高皇帝许之以免税，又有何错？若是百姓养只鸡，拿到市集上售卖，也要缴上几文税钱，纵是当年蒙元色目税吏亦不过如此。”
“男耕女织”这一中国传统式的生活，正是阻止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作为副业的棉纺织业，本就是利用了家中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所谓的成本，也使得棉纺机械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在植棉区，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纺织生产，如此自然也就不会再有棉织市场，自然不可能出现像丝织业那样的大规模的工场。
而对那种农民自产自销的“土产”免税，更是千百年来的习惯，即便是21世纪的菜市场，农民自产“土产”同样也是免税，甚至政府还要千方百计的为其开拓销路。
“可现在问题来了，一方面是百姓与家中纺纱、织布几乎不需要成本，用的也是自家的棉花，而且售予纱商的时候，亦不需缴税，而于工场之中纺纱，却需缴以税银，虽是不多，但却也是负担，再加上工人薪酬，成本本就超出百姓自纺。若是加税，必定会激起纺工不满，激起民变自然不可避免。”
面带微笑朱明忠笑道。
“所以，想要征税，就非得想办法降低工场的成本！”
这才是工业革命的核心！
终于，朱明忠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关键。
“降低成本？”
不解的看着经略，顾炎武的目光显得有些诧异。
“这成本又如何降低？这工人佣金若是降低，势必会激起民变，若是……”
“若是一个工人干的活，相当于几个甚至十几个、几十个工人呢？”
降低成本的核心是什么？是提高生产效率，在顾炎武的不解中，朱明忠拿出了一张纸，与普通宣纸的绵软不同，这种借鉴了藏经纸、麻纸制作工艺的“清河纸”，更接近后世的纸张——质地厚硬且坚韧，不像中国传统纸张那般绵软。也正因如此，其非常适合硬笔书写以及制图以及印刷。当然，现在朱明忠大都是拿它制图。
“宁人，你看这台新式纺机！”
指着纸上的图样，朱明忠的神情略显得意，自从那天说出了鼓励民间办厂的话语之后，他就令人买来一台纺车，对于稍加以研究之后，然后回忆着曾经看过的“珍妮纺纱机”的图样，设计出了一台“多锭纱机”。
“过去的纺纱，一个纺轮只带一个纱锭，如此，其生产效率自然非常低下，工场中的工人生产效率与乡间民妇并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如果把几个纱锭都竖着排列，用一个纺轮带动，不就可以一下子纺出更多的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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