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判断很主观。
他看到这张脸就客观不起来。
聂诚深吸口气，冰凉的手指贴着太阳穴降温，记忆碎片飞驰着敲打他的神经，头痛欲裂。
这个人是当初奸杀郭英的凶手之一，是聂诚做梦都想找到的人。他曾在脑中无数次描摹这个人的长相，曾一遍遍地向模拟画像的专家形容这张脸的每一处特征。
他五味杂陈地盯着照片，突然发出一声冷笑。
姜准瞧着他的脸色，又回手抄出当年专家提供出来的画像，两个张放在一起比对，相似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一来专家技术高超，二来聂诚的形容准确。
他自己也说过，那些人的模样就像刻在脑中一样，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一张侧脸，他也不会看走眼。
“他的头和躯体被扔在滨海区的一个海鲜仓库里，渔民今早才发现。”姜准抽走他手中的两张照片，凑过去说，“这只是开始，其他四个人我会帮你找到。”
聂诚无动于衷，他冷静得超乎寻常，静静看着姜准问：“他的致命伤是不是在后脑。现场应该有一个折断的落地衣架，从衣架勾下面断开，长杆平躺放着，衣架勾像朵莲花，其中一根沾着血，和被害人DNA一致。”
姜准以为张杰明那小子嘴不严，没让他交待的他也全说了，但聂诚的下一句话让他瞳孔猛缩，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比他想象得还复杂。
“我想起7月12日的事了，这个人是我杀的。”
姜准一愣，“什么？”
“我自首。”
嗡——
绷了两年的那根弦猛然一震，脑中的颤音扰得姜准眼花缭乱，他一手拎起聂诚的领子，用最冰冷的声音为他伤人伤己的性格下了最直观的评价：“混、蛋。”
聂诚平静领受，离开看守所不到十小时就重返故地。
“7月12日上午，我在家里看资料，是几篇关于行动突围和保障人质安全的论文，一直看到十二点多。外面很热，我在家随便凑合了午饭，吃得很少。下午看了一部电影，做了几组训练，四点多下楼吃饭。我喜欢走路，所以没有开车，沿着河边走，正看到他在过桥。”聂诚说到这里顿了顿。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我对他的体貌特征太熟悉了。这个人一进入视线范围，我就听不到其它声音，眼里心里只有这一个目标，周身的血好像都停住了。我在桥口等他，那会儿来不及掩饰，他的观察力很强，他不光看到我，而且认出我了。
“我和他目光交错的时间很短，他连转身跑的余地都没有。那天很热，室外人很少，他直接从桥跳到河堤上，斜着滑到河边那条小道。我立刻去追，把他撵进天义路。这几年修地铁好几个地方不通，我对那附近很熟，本想把他逼到死路，但是刚进兴义巷就追上他了。
“我没带手铐，想控制他只能把他按住。当时是瞄着他后腰起的脚，可他突然转身——我想他身上应该带着刀，被追疲了打算搏一搏——那一脚正踹他胸口上。我扑过去按住他一只手，他另一只手就来卡我喉咙，脖子上的伤就是那时留下的。他才175，扭打我不占优势，我打算把他击晕，就拽着他的双肩往上一提，想用他后脑撞墙。
“他明白我的意图，就用头撞我眼睛和鼻梁。他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当时开始缺氧，他撞过来，我想把他推开再给他一拳。我忙着呼吸，缓了一两秒，正要落拳时他就不动了。我才发现后面有一个废弃的衣架勾。”
聂诚深吸口气，继续说：“我很清楚他是郭英案的凶手之一。他就在我眼前死了，或者说我杀了他。我觉得很恶心，从心理厌恶到生理厌恶都有。我还没回过神，他的手机响了，我接听了，对方说‘喂，你他妈在哪了，晚上还去不去’。我没有说话，对方也没再说，他安静了两秒钟就挂了。我觉得他察觉到了不对劲。如果他发现出了事，绝对不会一个人来，我不能被他们找到。我回家简单换洗一下，然后直接去了医院。之后的事，我想你们都清楚了。”
审讯他的是吴泽和祖星辉，一个不动声色地盯着他，一个埋头记笔录。
聂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不用发问，自己先把知道的都说了。
“7月12日中午你在家吃的什么？”吴泽看似漫不经心地开始考察细节。
“凉面。”聂诚说。
“下午看的什么电影？”
“《普通人》。”
“哪个国家的？”
“美国，1980年上映。”
“晚上原本打算去哪吃？”
“独一处，就在河边。”
祖星辉写完，吴泽拿过来溜了一眼突然发问：“你说在兴义巷想控制他，如果控制住了呢？”
“报警，从海东区警局离兴义巷只要十分钟。”聂诚说。
“那他死了之后你为什么没报警？”吴泽问。
聂诚沉默了会儿，说：“我是应该报警。我失去了理智。”
“你曾经是刑警，现在是特警，会因为有人死了就失去理智？”吴泽问。
有些话他就算知道答案也要问，这些必须体现在笔录中。
“不是因为死亡，因为他是郭英案的凶手。”聂诚说。
他握紧了拳，手腕因用力而发抖，手铐碰动的声音在死寂的空气里作响。
“你和两年前的郭英案有什么关系？”吴泽问。
“我是被害人郭英的哥哥，也是被害人之一，”聂诚说，“那些人抓郭英是为了报复我。案发不久前，扫黄组抓了一个嫖客，没想到是个毒品贩子。刑侦科就从这个人顺藤摸瓜，挑了本市一条毒品流通线。当时叫417大案，影响很大。靠毒品吃饭的人被堵了财路，他们想报复，抓了郭英，然后让人给我送信，直接把我带到开发区。他们吊着我，在我面前，奸杀了她。”聂诚语气平静，但越说越慢，脸色惨白。
吴泽见他状态不好，想再回到本案，到时就把郭英案的资料一同提交检察院得了，但是这时耳麦中传来了姜准的声音。他不由自主看向单面镜，猜不透这位副队在想什么，却依旧按照他说的问道：“档案里说案发后一个月，你曾经碰到过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并且打算击杀，有这事吗？”
残酷触骨的伤口被一层层揭开，吴泽的问题挑破了积藏已久的脓包。
第5章 chapter 5
“有。”聂诚说。
“是这个人吗？”
“不是。”
“你曾经对这些人动过杀念？”吴泽问着，自己都皱起了眉。
聂诚沉默了，良久才说：“我不知道。”
当时他向队里请了一个月假，单枪匹马追踪那些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逃去外地避风头，但也有一两个胆大的喜欢在刀尖上溜达，留在本市兴风作浪。那两人也不傻，自己不再出面，在背后安排接手零散的盘子。
聂诚纯靠体力耗，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蹲点。姜准经常来帮他，也是看着他别出事。
有次他运气好，捡了把他们的□□。他没及时上交，揣在怀里等待时机，转天就看到了正主。
那天姜准也在，对方一出现，他就感觉聂诚整个人都变了。他们是高中同学，大学又分到了一个宿舍，同时进的分局一直生死并肩，彼此不知救过对方多少条命。姜准从没见过一心只想杀人的聂诚，他那双眼睛就没有过黑色。
通缉犯一露面就被击毙的事在法治国家还没有发生过，除非对方想接替他成为下一个通缉犯。至少也要等他正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才能动枪。
姜准发现他状态不对，立刻握住枪管，用拇指堵住枪口，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肩膀低声说：“冷静，不能开枪！”
冷静是聂诚最宝贵的品质之一，然而控制不了记忆中的悲伤、疼痛和恐惧在脑中一一闪现。
他曾经哀求过：恳请他们放过郭英，她只是一个高中生，她什么都不知道，与整件事情无关，折磨我吧，怎么折磨都行，杀了我也可以，求求你们。他声嘶力竭地哀求，在空中挣扎，而回应他的只有嘎嘎大笑。
人的恶，比魔鬼更黑暗。
他不想成为他们，他其实不想杀人。
他冷静地关闭保险栓，回过神来发觉三九天里衣服已经被冷汗沁透。
他和姜准谨慎离开立刻报警，等警车赶到时通缉犯早就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群虾兵蟹将。
之后再没人在本市看到那些人的踪迹，聂诚也在半年后离开了刑侦队。
领导、邵队和姜准都恳切地说他做得是对，只有法律才能判一个人有罪。聂诚深以为然，但在感情上丝毫没有放过自己。
他偶尔会想，杀了郭英的凶手就在眼前，他竟然无动于衷，他至少可以夺走通缉犯的行动能力。难道他是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吗？极端的自我否定也不能折抵他的内疚，他根本开不了枪。
姜准很清楚，从来没后悔过去阻止他，他知道没有他聂诚也不会做杀人的选择。与其让他更加自责，姜准宁愿帮他做出选择，他宁愿他恨他。
如此清晰的事情，现在聂诚说不知道。
“当时姜准及时提醒了我，然后我选择了报警。如果他没在，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人没抓到，姜准很歉疚，我知道他是对的。在国家法纪面前，他做得很好，在私人感情面前，他也做得很好。他帮我下了一个难做的决定，我很感谢他。”聂诚平静地说。
监视室里，姜准猛然捏紧拳，迟迟没有要求吴泽提下一个问题。
理智上的感谢和情感上的原谅基本上是两码事，聂诚自始至终都明白他的好意，却两年没有和他联系。
他有一刻产生了事成的兴奋，但聂诚眼中的隔阂让他再次清楚，聂诚不会真的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他的美好品德从来只折磨自己。他一意孤行地拉仇恨，并没有真正起到预想中的作用，真正盘桓在他们心中的事还是因为案发前的事。
他们都需要再想想，冷却一下这中间难以面对的苦痛——关于抉择、使命、责任、愧疚等等情绪以及一个高中女生死不瞑目的怨恨。
——“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为我报仇！”
郭英临死前歇斯底里的哭喊又在聂诚耳边回响，之前做出的决定并没能分化成为后悔或是内疚，零零散散全成了犹豫和彷徨。
聂诚继续说：“你问我是否曾经对这些人动过杀念，当然有，但都是在我见不到疑犯或没有武器杀死他们的时候。在我真正有能力杀他们时，我不知道。根据之前的事实是，我没有杀。根据这次的事实来看，我不知道。”
整个监视室陷入长久的沉默，姜准没再说话，吴泽继续问：“离开现场后你回家都做了什么？”
“洗澡，换身衣服，带了手机、钱包、手表和医保卡打车去医院。”聂诚说。
“你刚说有人给死者打了电话，但是现场没有发现手机。你怎么证明？”吴泽说。
聂诚说：“查一查通话记录，那时是下午4点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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