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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身子往前倾，问，什么东西？ 你把连环画举起来，指着赤壁那页，你叹了口气，那是大人才会有的叹气，从你一个小孩嘴里发出来，显得格外令人心惊。 叔叔，你去过越南吗？你歪着脑袋看他，他摇头。那你手下的兵去过吗？他们知道哪条河能过人、哪条河有鳄鱼吗？哪个村子的人会帮你们、哪个村子的人会给越什么……越共……送信吗？爸爸说，他以前打仗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枪，是老乡。老乡会告诉你哪条路能走，哪条路有埋伏，敌人今天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拉肚子没有。爸爸说，我们能赢，是因为老乡帮我们。国民党那么多美国飞机、美国坦克，可是老乡不帮他们，所以他们聋了、瞎了，就只能输。 他们说你是神童。 我只道是稍微机灵些罢了。 杰斐逊却说，这不是聪明，项小姐。聪明的孩子能背书、能算术。你这个弟弟……他能从一本小人书里看出五角大楼看不出的东西。他的战争头脑是另一个级别的，已经上升到另一个维度了。 项小姐，你知道我们在内华达州正在进行一项绝密计划吗？代号“星门”。苏联人在研究心灵感应，在研究用意识控制洲际导弹的发射。我们不能落后。我们需要这种拥有全景式直觉的大脑。在你们这里，他会被当成黑□类，但在我们那里，他会成为超级士兵，成为结束冷战的终极武器。把他交给我。我们会给他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营养，开发他所有的潜力。我会安排接应，带他去做自由世界的领袖…… 我一把推开那个装满美元的皮箱，连同那张所谓的绿卡。 大雨衣下，日本刀被我抽了出来，刀鞘甩在地上。 家里的猎枪被缴了，菜刀被拿去炼钢了，甚至连剪刀都被□□没收了。项家剩下的最后一把武器，竟是一把二战留下的日本刀。 杰斐逊的保镖把手伸向怀里掏枪。 别动！我尖叫，谁敢动一下，我就先砍了他，再抹我自己的脖子！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的情报网，你们的内线，都会断！ 杰斐逊试图安抚，项小姐，冷静点。这只是一个提议。 我说，我也只有一个提议，那就是滚。 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个疯婆子，但我知道，只要他们再往前一步，我真的会劈下去。 我说，我已经是卖国贼了，还能更坏到哪里去？但我不是人贩子，哪怕我是，虎毒尚且不食子。 杰斐逊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官，他知道什么是我这种高价值目标的底线。逼急了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说好吧，你是母亲一样的姐姐，我们尊重这一点。 我说这钱你拿走。我们的合作终止了。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了，我们两清了。以后别再来找我，更别打我弟弟的主意。 他们互视一眼，终究是退向了门口。 他们走了，我捡起那把日本刀，想要把它插回刀鞘里，却怎么也做不到。那刀当时比你还高，你却踮着脚帮我插了回去。我抱住你紧紧地勒进怀里，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自打做了汉奸，能避开人，我便避开；能绕道，我便绕道。大路不敢走，专拣小路；小路若还有人迹，我便踩着房后的野径。迎面来了熟人，我远远便低下头，可怎么也不够低，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地啊，你怎么不裂开？不必太宽，一道缝就够。让我掉下去，让我消失，让这世间再没有人记得有过我这样一个人。 半月匆匆，我坐上了去云南插队的火车，窗外是不断倒退的北方杨树。 临走前，宋给了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没要钱，我要的是一张通往宝安县的边防特别通行证，和几张盖着省革委会公章的空白介绍信。 也是在那个月，听说在越南战场上，美军发动了一次代号为后卫的空袭行动，轰炸机就像开了天眼一样，投弹之精准，令人咋舌。 彼时，所有的亲故旧友，包括还没有懂事的你，都以为我去彩云之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我的确上了那趟去昆明的绿皮火车。但在长沙站，我就下了车。一路向南，直到今深圳河边。在那一刻，我突然想笑。我想起昔年父亲率部跨过鸭绿江，是何等的气吞万里，而他的女儿，现在却像一只落水狗一样，泅渡到对岸敌人的怀抱。 我像一截烂木头一样漂了一夜。待爬上满是淤泥的滩涂，我跪地呕吐。抬眼望去，彼岸是死一般漆黑的深圳，而我的身后，则是那片曾被我们视作洪水猛兽的、属于封资修的辉煌灯火。 除了这条命，我一无所有。我没去找任何人。我不想欠债，更不想欠情。我在九龙寨城的牙医黑诊所里打过杂，在深水埗的胶花厂里穿过珠子，在湾仔的大排档里洗过碗。这里的人叫我“大陆妹”、“北姑”。白天我干活，晚上我去读夜校，去公共图书馆。 项廷，你无法想象我第一眼看到维多利亚港时彻骨的恐惧。我们自幼所受的教育，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万恶不赦，人民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当我坐着那辆没有顶棚的双层巴士，穿过弥敦道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得像房子一样的广告牌上画着露着大腿的女人，街边的大排档挂着油光锃亮的烧鹅，那霸道的香味，让刚刚游过界河、尚是难民身躯的我，感到一阵眩晕。如果这就是水深火热，那我们过的日子算什么？ 我读了奥威尔的《1984》。读到一半我就冲进厕所吐了。项廷，书里那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世界，根本不是幻想，而是我刚刚逃离的现实。我读了波普尔，读了哈耶克。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阶级斗争，还有契约精神，还有天赋人权。我看报纸，报纸上居然有人在骂港督，骂英国女王。我吓坏了，我问，这个人会被枪毙吗？工友像看痴儿一样看着我，说，他骂得有理，港督还要出来道歉呢。我才发现自己不仅是井底之蛙，还是一只被蒙住眼睛、塞住耳朵、只会呱呱乱叫的可怜虫。 日子久了，我开始学着喝加了冰块的丝袜奶茶，换上了收腰的洋装连衣裙。记得有一回，电影正片放映前插播了一段新闻片，关于美国人登月。当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荒原上踩下那枚脚印时，全场的香港人都起立鼓掌，我坐在黑暗的角落里眼泪洗面。当我们在为了一句话、一个袖章颜色而把老师打死、把文物烧毁、把科学家关进牛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人送上了月球。陆峥是对的。他总是仰望天空，是因为他早就知道，那浩瀚天宇才是人类该去的地方。 我在香江之畔寻得立锥之地，勉强安顿下来。好不容易才攥住的一点自由，只要不回头，便无人能抓住我。我可以在这里结婚、生子、经商，过上衣食无虞、脊梁挺直的日子。 直到一封加急电报辗转了七八个人手，一道催命符，拍到了我的脑门上。 云南建设兵团行了一次雷厉风行的底数大清查。他们按著名册一一过堂，自是查不到我档案里填报的那个接收单位，更没有化名“项燕”这个人。公函随即发回了北京街道办，寥寥数语，字字惊心：查无此人，疑似潜逃。 事态已然不可收拾。逃避上山下乡是思想落后，但伪造公文、去向不明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街道办的人三度堵了家门，下了最后通牒：若项青云一周内不现身，便按叛国投敌论处。 一旦我被定性为叛国，你作为直系亲属，政治生命便就此断绝，少管所的高墙怕也要关你一关。 我辞掉了工作，将夜校的所有笔记付之一炬，剪去了那头稍显资产阶级情调的卷发，换上了我偷渡时穿的那件旧褂子。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在香港哪怕过了一天的好日子。我用粗盐搓自己的脸，一周水米未进，用石头磨粗了我的手茧。 我说我到了云南，终因畏苦畏累，半途做了逃兵。这几年不敢回家，一直流落在秦晋之间做盲流，讨饭、打黑工。只因实在难以为继，才回来投案自首。当逃兵是作风问题，顶多送去劳教。去香港是敌我矛盾，是要吃枪子的。 北京的办事员说，算我识相。再晚回来两日，你弟弟的档案就该进公安局了。 既然我自首了，那我弟弟呢？我要见项廷！还有我妈！他们在哪儿？ 你妈？办事员终于撩起眼皮，销户了。至于那个小的……有人替你领着呢。喏，就在外屋。 棉门帘被掀开，那只掀帘子的手，骨节粗大，满是风霜。 站在门口的那个男人，我愣了好几秒，才敢认。 陆峥？ 他说，你走后没两个月，上面的风声紧了。街道办日日上门盘查，问你是不是真去插队了，各种“热心”人士上门猬集其间。你母亲本就是惊弓之鸟，精神不好，你一走，她就彻底支撑不下去了，想带着项廷老家避难。走到半道，被一帮小将…… 我感到天旋地转，扶着桌子才没倒下去。 是我。又是我。 昔年为了尊严饿死了大哥哥。现在为了自由，害死了妈妈。我命里大约带着煞，是个不折不扣的灾星。 那项廷怎么会在你那儿？我问。 他说，你母亲死后，项廷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我也下乡了，去了西南，那是中缅边境的深山老林。上个月，十几个寨子三千多口人，一夜之间全死了。不是瘟疫，不是打仗。是被屠了。部队封锁了现场，我追到了边境线上，本以为能抓到凶手，却捡回了项廷，就把他带回北京来了。 他说项廷就在胡同口那个招待所里，开了个单间，反锁了门。还说，青云，你要有心理准备。项廷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让他相信我。这一路上，他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一直喊圣女姐姐，还一直念叨着要回苗疆，找什么枫香树，与人有约。医生说这是受了惊吓后的谵妄，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我心头一紧。我们家祖籍既不是黔东南，也没在那边有过亲戚。这孩子是不是把脑子烧坏了？ 招待所离街道办不远，也就两百米。 走到二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时，陆峥的脚步突然停住了。我背脊发凉也僵住了。 陆峥撞开门冲了进去。我也跟着冲进去，却只看到一张空荡荡的床，窗户大开着，冷风灌进来。 桌上有支好彩。在这个连大前门香烟都要凭票供应的北京城，在这个破败的小招待所里，怎么会有一根刚熄灭的美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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