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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她一脸不自在，拿出手机想转我钱，我直接问：“阿姨，您想问什么？” 我直视她，去掉那些偶遇，那些匆匆的会面，这是我第二次和她正式地、面对面地谈话。 我对她总有过分复杂的情绪。她是一个不知多少次厮打谩骂我妈妈的女人，我不可能对她没有恶感，只是那感觉一直被沉甸甸的内疚压着，后来又压上他们母子过分扭曲的关系和我毫无指望的爱情，我没有任何立场、任何理由去憎恨她或讨厌她，我对她有严重的亏欠感：我妈妈抢了她的丈夫，我继续抢她的儿子——虽然他们都是自愿的。我们两家人的关系本就是一团乱麻，如今乱上加乱，根本看不到出路。 她的脸比从前瘦削，眼角和唇角的纹路显出劳苦，气质依然端庄，眼神毫无波澜。 她把参加婚礼的深蓝色裙子换成素色连衣裙，布料洗得发白，我突然明白了为何他会对一件衣服耿耿于怀。 “阿姨？”我更想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她神色犹豫，一只手握着纸杯，纸杯上冷气凝成的水珠很快消失，我耐心等着。 “今天……你为什么会说那些话？”她终于问。 她的眼神没有责难、没有质问、没有不满，只有深深的疑惑。 “阿姨……我……”我根本不知如何解释，也说不出漂亮话，今天的谈话不算临时起意，却也没有深思熟虑，只是一条情侣间有待商榷的提议，我没想到它的后果如此严重，没错，我什么都没想到，我什么都想不到。 她的眼睛在我身上顿了顿，又问：“你说的……你外公后来的妻子？是怎么回事？” 我暗暗感谢她给了我一个话题。他真像他妈妈，总是下意识地不愿别人为难，哪怕对方是讨厌的人。 我开始讲我所知道的那位保姆的生平，我本来不太清楚她的事，还好那天在舅舅家聊了许多，我尽量说得客观详细，包括她干活时的认真和在我舅舅家的地位，说到最后我自己也觉得这种类比不伦不类，对面的人有正规工作和未来退休金，有不屈的性格，有孝顺的孩子，我举了个什么例子？难怪他想打人。 “你的意思是……她想在你外公家找一个自己的位置，始终找不到，你担心如果我失去工作，今后可能和她一样对吗？”他的妈妈问，语气依然不愠不火。 我支支吾吾。我本就没有伶牙俐齿，再加上慌乱紧张，更加解释不清，我自然有这种担心，但是…… “你是想如果孩子出了意外，我没人照顾，我的就业渠道很窄，晚年只能做看护和保姆，也许会有相同的境遇？”她真善解人意，难怪有他这样的儿子。 “我没想到那么多。我……只是习惯想最坏的。”我完全不知该说什么，干脆说实话和心里话。 “你想这些有什么用？和你有什么关系？”她问我。 我没法在他的母亲面前用同性恋的身份理直气壮地说“死也不分手”，那像示威；不能用一张和我妈妈神似的脸说希望今后一起生活，那是刺激；我不想用任何一种激烈的语言，我没资格。但我必须说出想出的话，那是他们母子相互回避的症结。我直视她，“阿姨，我认为您和他都应该改改自己的想法，你们的相处模式一直有问题，哪怕今天和他争吵的不是我，或者我和他今后会分手，你们依然要面临同样的问题。你们过于依赖对方，过于溺爱对方，也过于干涉对方，这对你们没好处。” 她似乎有些激动，眼睛里掠过怒意，却引而不发，只用冰冷的声音问我：“你认为你们去别的城市，我专注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不。”我回答，“专注工作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工作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阿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您的心态，我认为你应该有工作，不能当陪读，还有……”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看着那双我不能理解的中年人的眼睛说：“我认为您应该先去看心理医生。” 那一瞬间，他的妈妈看我的眼神让我想到我的妈妈。 同样的痛恨，同样的怒不可遏，同样的瞳孔深处难以察觉的委屈。 我又想到他，想到我放弃与他死亡后第一眼看到他。 同样的狂乱，同样的脆弱无助，同样的视我为不共戴天般仇敌。 但她只是她，我突然想到她哭泣的脸，一滴滴泪水滑过脸庞，手机贴在耳边，她哽咽地说着他的孩子从三楼坠下，每一个字都像从撕裂的心肺里掏出来。 事不过三，他们母子生活的真相却又一次被我戳破。 我说了他永远不敢说、也不会说、却一直想说的话。 也许是她一直不敢想、不愿意想、一次次逃避的事。 我永远忘不了她此刻的表情，她的体面、她多年的辛苦、她的自尊、她极力掩盖的秘密被我毫不留情地揭穿。 我不敢也不忍继续看她，但我必须看，我必须注视她，我希望我的眼睛会说话，让她直接看到我此时此刻的想法，我不想否定，也不想评判，我的脑子几乎不能转动，机械地说出那些我查阅的、我思考的、我想到的蹩脚的心理常识：心理问题是普通问题；在外国普遍有心理疾病意识，在国内人们却对心理问题讳莫如深；长时间的偏执意味着什么和后果；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中年危机和中年女性生理……我知道我说的话过于深入，近乎不敬，有些问题更不应该由我这个陌生年轻男性说给一位年长女性。但我既然说了就不能保留，我不懂那些话术，我只希望每一句话有理有据，只希望说出的话完整清晰，呈堂证供般经得起推敲，每个字都有助于最后判断。 她的表情从狰狞到隐忍、痛苦、冷漠，她忍无可忍地坐在这里，她的姿势那样无助。 但她不必坐在这里，她没有离开就说明她想听。 没有人会和她说这些，她的社交面太窄，除了医院同事就是病人，而那些病人只想对她尽情倾诉心中的压抑和委屈，她在病人面前是个善解人意且有力的白衣天使；她在同事面前则是个吃苦耐劳的单亲妈妈——她有一个各方面优秀的儿子，他经常出现在医院，孝顺，周到，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她的社交圈，她是个有可怜经历却正在苦尽甘来的女性，就像所有隐藏在成功的男人、优秀的儿女、美满的家庭后的所有女性那样，她们只会被外人忽略。而心理上的症结是她和儿子的禁区，谁也不敢轻易启齿。 我猜她需要有人对她说这些，她果然需要，只是这个人偏偏是我，本就痛苦的事更蒙上一层屈辱，她掩饰不住眼中的怨恨，我也如坐针毡，有时结结巴巴，一条又一条，好不容易把话说到最后： “阿姨，有个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兄，学心理学，有一阵子我妈妈担心我有心理问题请他做我的家教，我妈妈考虑事情一向周全，师兄肯定不只是个普通心理学学生……”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夸我妈妈，我犹豫地观察她，她仍然面无表情，我继续说重点，“我可以请他介绍一些专业的诊所或医生，正规心理医生有严格的职业守则，不会泄露病人的隐私，不会不尊重自己的病人，我们可以不告诉任何人，先去咨询，听听医生的意见。” “我们？”她终于发出声音，她疑惑而警惕。 “对。”我点头，“我陪您去。” 她的目光有更强烈的厌恶。 “我不会告诉他。”我说，“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她的个性一向不太独立，喜欢有人相互依靠，喜欢有人拿主意，习惯安于现状，习惯细水流长，习惯把一句话和一个承诺当成一辈子去遵守。也许她和我一样曾有一条长街，也许那条街不像我的那么黑暗，而是从心底通向她熟悉的城市和生活，但那条街早已断裂，与世隔绝，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猜那里对她来说是安全的、习以为常的，她不愿走出来，也无法走出来。她只想跟她的儿子在一起，随便他带她去什么地方。 她久久没有说话。 她低着头，我的脑子一片乱，不断回忆自己说过的每一个字，有没有遗漏？有没有错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一切都是遗漏，一切都是错误，一个自以为是的男生和一个命运坎坷的女人谈论着由对方一手制造的难题，场面并不激烈，内心的尴尬和难堪无以复加。 我说不出话。 我不知时间过了多久，我们在同一种沉默中煎熬，她无法表态，我无法催促，我们不能讨论什么，争论什么，我们偶尔喝一口桌上的饮料，我们没有说话却口干舌燥。 我清楚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引起这次谈话，是我抛出棘手问题，是我丢出不愉快的方案，就像他说的，我只会空想，“自顾自想了个主意，把为难和后果全部丢给别人。”我应该补充更多的理由，应该细说更多的益处，可是……我不能代替她做决定，不能粗暴地否定又更加粗暴地纠正，我不是命运，就算命运也没有权力这样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 手机声刺破了近乎窒息的空气，我和她几乎同时松了口气。 我们需要和别人说点什么，我们甚至不清楚是谁的手机，同时翻自己的包和口袋。 是我的。 是他的名字。 他打电话给我？ 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这么快？ 一瞬间的狂喜后，我更加尴尬，我要起身去接电话吗？我要把他妈妈一个人留在这里吗？如果她不愿想了，像每一个害怕改变的人那样，找个机会逃掉，今后心安理得地继续逃，怎么办？而且，他的妈妈如果猜测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会不会以为我和他在合谋，又一次合谋对付自己的母亲？那我方才说的话就会失去至少一半的说服力。 不行。 我没有动。我看着她，接起那个电话。 电话那边也是沉默。 我对面的人看着我的脸，像是立刻猜到打来的人是谁，她盯着我，盯着我手里的电话。 “我不认为我今天的话错了。”我对电话说，“我也不认为我今天做的事错了。” 我听到很大的吸气声。 “你别挂电话！”我着急了，“我知道我的态度错了！” 一声重重的呼气声。 “也许我的方法也错了。”我急着说，“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你和你妈妈最大的问题。” “问题问题问题！在你眼里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问题！”他毫不客气地抢白我，“我不想打电话跟你吵架，也不是在求和，但你说过我应该把想法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两件事。” 不，他是不想我心里难受，不愿我胡思乱想，他压住火气先考虑我的心情，他一向如此。 “等我说完你再考虑分手不分手。”他没好气地加了一句，“你真好笑，以前就算死也不分手，现在宁可分手也要讲原则，也要说你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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