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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愿的！他像念咒语似的，在心里念动这个句子，至少这一次，我是自愿的……但可怕的、相似的屈辱从他的胃里翻涌上来，让他无法辩驳。这是不同的！他在心里尖叫，可疲劳让他抬不起手臂。他挣扎了一下，肩膀抽搐起来，因为疼痛，他的肌肉太紧绷了。一片彩色的光斑飘过他的视野中心。格拉夫看着他，安德烈亚斯不想听见他的声音。 “我很好。”于是他率先开口了，喘息着说，“没什么……” 那是他最后的意识。等他醒来，他已经穿着睡袍躺在了床上。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半。 他当然可以答允格拉夫，反正他已经不可能再从井底爬上去，不是么？再向下滑落一点又怎么样？格拉夫蹲下来，抓着他冰冷的手，试图靠近他的脸颊：“别这么沮丧，许多人，我知道的……当你说爱多种多样的时候，爱就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任何的两个人之间，以任何形式发生。我可以把我公寓的钥匙给你，你想要吗？” 格拉夫等待着他的答案，手背上的触感让他的闪回停止了。安德烈亚斯想起了下周四和医生的约定。 他低下头，闭了一会儿眼睛，缓缓吐出一口烟雾：“不。” 【作者有话要说】 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个部分放上来了，供大家参考讨论。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简略思考： 1. 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心理反应 宏观上讲，法西斯主义发生于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互相制约而达成完全统一的时刻，它的扩张，是资本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为什么发生，何时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关键的经济因素——经济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一环，从这个位置起，除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看到一些政府走向宏观调控，一些政府头也不回地冲向法西斯主义；前者意味着国家尚有能力指挥资本家向工人让利，后者意味着放弃内部调控而转向对外剥削。 当资本主义彻底夺舍民族国家，把国家/民族共同体当作一个“没有法律管束的大公司”来运营。国家机器成为少部分人攫取利益的手段，它放弃了一切内部矛盾的解决，直接向资本效忠，成为它的打手和保安。又因为法律本身就只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法西斯主义国家看似有法实则无法，而正巧国际公约没有执行力度、形同无物——当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全部失效，一切可怕的罪行就开始发生。 微观上讲，法西斯主义通过审美扭曲道德规范、通过血统/文化划分出敌我群体，应对了资本主义时代广泛存在的湮灭焦虑和孤独感，使人获得虚假的归属感；又以撤销社会规则为权力诱惑，允许个人也成为剥夺行为的实施者，应对了个人被剥削后失权的处境，激发人本身的权力欲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恰好嵌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被剥削的心理废墟。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社会心理结构并非是“少数欺骗者引领多数被骗者”，而是由一个个个体与其握手成交最终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交出个体人权以获得剥削能力，通过交出个人自由以获取集体归属。我们应当把部分的道德责任交还给个人，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结构对人的异化。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得到了凸显。与此同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法理上仅根据自然人的行为本身来确认惩罚，确立“奉命行事”“系统推动”不再是可供辩护的依据，个人对于法西斯机器的服从性将大大降低。打个比方，当行刑队或者集中营看守知晓人性伦理在规章和惯例中高于系统职责的时候，也就是说，就算他们能拿出上级命令，依旧要为杀人的罪行全权负责时，他们将不再服从不合理的命令。建立这样一种追究个人的伦理惯例、法律判例，将有效防范法西斯主义再一次作为“群众运动”而发生。 2. 关于所谓“法西斯美学”的一些讨论： 审美是深层的、隐秘的、原始的人生动机。道德是一种审美，不道德是一种审美，高尚是一种审美，堕落是一种审美，入世是一种审美，隐逸是一种审美，生活是一种审美，死亡也是一种审美。一个人的审美取向，往往比ta的哲学理论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更能够决定其对特定情形的反应。这是生活的真相，我们常在文艺作品中看见它的蛛丝马迹，譬如去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馆》这样描绘人物原初的爱国主义动机：“我从小学戏，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这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所理解的优秀写作。与此同时，纳粹的宣传理念则是它的反面应用。 在理性和道德形成之前，人首先依据审美直觉生活：“何为值得过的人生”、“何为具有光辉的姿态”。这也是我为什么总说美的背面是一把悬挂的刀——美本身就有塑造灵魂的力量，它可以用于善举也可以用于恶行，它是锋利的、危险的、寒光闪烁的，美绝不是一种空泛而无所谓的东西。尽管有很多创作者不承认、不敬畏也不愿承担随它而来的伦理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美激发情感、改变现实的力量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基石。美不是中性的、无法用道德或伦理评述的，创作者使用它，就必须应对它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一直不提倡把“法西斯美学”和法西斯主义本身分割看待。细看纳粹党的崛起，它的诱饵就是一种审美教育，关于外型/血统、关于荣耀、关于生命该如何处置才具有“美感”的一整套理论。千万不要小觑审美给人带来的引诱。什么时候这种虚拟的“战争审美”才最具引诱力呢？当现实生活被持久的挫败充斥时候：从宏观经济来看，那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低谷；从个人心理来看，那可能由一连串环境中的应激事件构成——在这些时刻，出于湮灭焦虑、出于孤独、出于匮乏，人需要以另一种激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当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出现“虚拟战争”和“标签神圣化”现象时，最应当反思的是当下的教育环境，再者就是社会心理架构，是否同质化？是否太过功利？是否缺乏尊重？是否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残酷的审美导向？青少年是最易受外界影响的群体，他们的心理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3. “原生家庭”：资本主义对小家庭职责的解释——社会原子化如何必然地导向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的典例： 有人说，人际情感联结的匮乏和孤独感是当今世界的通病，许多人用原子化社会来解释它，把它当做现代性悲哀的一方面，但我更愿意把它明确地解释为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使得“家庭”不得不承担它不足以、也不可能完全承担的养育、早期教育、提供情感联结与心理疏导的任务。这是明晃晃的责任推诿。资本主义的社会架构和法律制度，把家庭标绘成唯一的“温暖”且“独一无二”的社会支持，看似强调了血缘关系和传统价值，实则意味着公共服务将不再承担任何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的责任，而它们本该是需要保障的基本人权。当下家庭中，情绪疏导和未成年人教育也是无偿劳动，和家务一样，都常常被宣传忽略，或者描绘成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责任——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赖账、拖欠、推诿，不承认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只是典例之一。 我可以再举一例，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法理提倡部分地管理家庭事务。我们假设回到过去，封建时代的大家族可以随意决定成员的生死，而这显然危害了社会劳动力——资本主义需要肢体健全的工人。因此，沉塘、赐死、砍断手脚等家族内部的刑罚被法律杜绝了。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和制度对家庭暴力甚至精神虐待往往执行不力、甚至麻木不仁呢？因为轻微的家暴和精神虐待并不会导致人无法作为螺丝钉工作，不会严重危害社会劳动力。对于这一部分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在资本主义的伦理之下，是亏损行为。然而，“不遭受家庭暴力和精神虐待”乃是人的基本权利，这又印证了上文所述：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 这个理论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为什么现如今我们不断重复“原生家庭”的概念？因为除了家庭，青少年并没有其他有效的社会支持，而当家庭的职能失效时，他们将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痛苦境地——用一根唯一的、随时可能断裂的柱子来支持青少年的早期发展，这很荒谬。此逻辑放到成年人乃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身上也都说得通。我们几乎默认了一个事实：没有家庭的支持，人就只能受苦，而这是绝对不公平的。综上所述，“缺少家庭以外的社会支持”，这个让许多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无可奈何的情境，也许并非命运使然，而是一个被政治经济特质塑造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保证人的情感满足和心理健康是公共服务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要确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即便不在家庭之中，也能获得尊严、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如果这一政治经济框架和心理结构无法变革，那么精神上的痛苦和匮乏将把大众心理导向一个危险的位置：总被剥夺的人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被剥夺感？什么样的心理结构会吸引这些人？他们又会在被剥夺感的驱使下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另外，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下，小家庭内部本身就不断表演着被复制、被微缩的社会结构。让我们从一个轻松、幽默的视角来阐释它：除去少部分高尚之人构成的家庭，资本主义小家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小型法西斯主义政府，由一个独裁的父亲、财政部章、将军和元首；一个服从的母亲、宣传部长和军需部长，以及一个或者数个不管支持父母与否反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小公民构成。它的任务，让我们接地气一点儿说，是要让老x家屹立于社区家庭之林，最好成为社区一霸，光宗耀祖。因此，小公民的个人意志、情感发展、未来选择必须以“家庭荣誉”为最高纲领。这个小小法西斯主义政府对内实施独裁统治，剥削女性、残酷地处理不再有用的“老弱病残”，对外则实行坑蒙拐骗的外交政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偶尔高层也会通敌，偶尔小公民也会获得选举权：“你想吃什么呀？”当你回答肯德基、麦当劳而得到西蓝花的时候，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议会制民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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