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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国沉默了几秒。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有话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什么时候知道的？” “第一次，第一笔钱打到我卡上的时候。陈国良说，那是殡仪馆的‘劳务费’，感谢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收了，后来每一笔都在收。”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那不是劳务费，但没有问。” “你收了多少钱？” “一共……七万多，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沈砚清翻开文件夹，把姜糖整理的资金流向表推到孙建国面前。每一笔存款都用红色圆珠笔圈了出来，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时间跨度两年，金额从一千到五千不等。孙建国看着那张表，目光在上面缓缓移动。 “这些钱，是陈国良从卖肉的钱里分出来的。”沈砚清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面上，“那些肉，你经手送走的老人，变成了肉。”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填满了每一寸空间，像某种不知疲倦的昆虫在墙壁里筑巢。 孙建国没有哭，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血丝，但目光没有躲闪。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送走的老人，少说有几百个。有的有家属，有的没有。有家属的，家属来接；没有家属的，街道办手续。 我以为我送他们走的是最后一程。”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我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又走了一程。” “你签了接运单，每一次都是你签的。前十二次是李芳签的，后来的全是你。” 孙建国没有否认，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第一次是李芳签的，她拿单子给我看，说是正常接运，我没多想。后来陈国良来找我，说以后这种没有家属的遗体，直接联系他。他说殡仪馆有专门的通道，手续从简，费用从优。我问他‘从优’是什么意思，他说每接一个，给我个人的辛苦费。我开始拒绝了，后来他加了一次，我没扛住。” “你扛不住的是什么？是钱，还是别的？”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的时间像被拉长了，每一秒都过得很慢。他的嘴唇动了几次，像在斟酌措辞。 “我在养老院干了七年。七年里，我见过太多没有家属来认领的尸体。放在冷柜里，等着街道出证明，等着民政批手续，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有时候等一个礼拜，有时候等半个月。尸体在冷柜里放着，我看着，心里想，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没人管，死了以后还是没人管。我想让他们快一点走完最后一程。不是受罪，是善终。我以为我在帮他们。” 陆时渡站在监控室里，手指按在玻璃上。他想起陈国良说过的话——“那些人已经死了。”孙建国和陈国良用了同一个词。不是“被害者”，不是“遗体”，是“那些人”。“那些人”在成为“那些人”之前，是有名字的。他们的名字在文件上被签了无数次，被录入系统，被归档，被遗忘。 然后在某个凌晨，被装进白色的塑料袋，放进面包车的后备箱，运到屠宰场，被切碎，被绞烂，被混进冷冻肉里。最后，那些名字变成了账本上的数字。 沈砚清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低沉而清晰。“你说你在帮他们，帮他们快一点走完最后一程。但你收了陈国良的钱。第一笔你拒绝了，第二笔你没有，从那以后，每一笔你都收了。你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帮自己？” 孙建国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在抖，肩膀也在抖，但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沈砚清等了一会儿，把文件夹翻到新的一页。“陈国良的存折上有三十七万。何志远每个月从他那里领两千块。林德茂的屠宰场收了八万块现金。你的银行卡上多了七万多。这条链上每一个人都拿了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不知道全貌，只做了一小部分。但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一小部分不该做。你在签接运单的时候，心里想过‘这不对’。” 孙建国低着头，肩膀的抖动慢慢停了。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想过，每一次都想。每一次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不做了，但下一次钱到账的时候，我还是收了。” “为什么？” “因为停不下来。”他抬起头，眼眶红得像充了血，“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做了那么多次，如果停下来，前面那些就白做了，我不知道怎么停。我只能一直做下去，做到被你们发现为止。” 监控室里，陆时渡把手从玻璃上放下来，攥进口袋里。 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孙建国把每一笔钱、每一次接运、每一具遗体的去向都交代了。他的供述笔录写了十几页，每一页他都要签字，签字的时候手在抖。 何志远的第二次审讯是在下午。他进来的时候，陆时渡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上次更慢了，不是拖着走，是每一步都像踩在很软的东西上，陷下去，拔出来，再陷下去。他的眼睛下面青黑很重，嘴唇干裂了。拘留所的生活比逃亡好不了多少。 沈砚清没有绕弯子。“陈国良的存折上除了你的工资，还定期转出一笔钱，每个月固定，转给一个叫孙建国的人。你知道孙建国是谁吗？” 何志远摇了摇头。 “城东‘夕阳红’养老院的院长。陈国良从养老院接走遗体，转到你的车上，你运到屠宰场。那些遗体的来源，是养老院。” 何志远的眼珠动了一下。不是看沈砚清，是看桌面。那道划痕还在，和他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负责开车。但你刚才进来的时候，走廊里有一个老人和你擦肩而过。白发，瘦，戴老花镜，被两个民警带着。他就是孙建国。他从养老院被带过来的时候，你还在一楼等电梯。你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三米。你看到了吗？” 何志远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紧了。他的嘴唇在抖，喉结上下滚动，像是有东西卡在那里咽不下去。 “你运了三年。三年里你经过养老院的巷子多少次，经过屠宰场的铁门多少次，经过那些老人住过的地方多少次。你不知道他们是老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不知道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你现在知道了。你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在你的后备箱里。他们的名字在你的运货单上。他们的重量在你的车轮底下。” 陆时渡从监控室里走出来，站在走廊里。他没有再听了。他把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他站在那里，听着风声，听着审讯室方向传来的、听不清内容的话音。那些声音被墙和门过滤了无数次，到他耳朵里只剩一团模糊的、嗡嗡的响动，像水底的人听到水面上的声音一样。 傍晚，沈砚清从审讯室出来，手里拿着文件夹。 “何志远哭了。”他说。 陆时渡看着他，没有接话。 “第三次审他，他没哭过。林德茂被抓的时候他没哭。陈国良被抓的时候他也没哭。但刚才说到那些老人的名字的时候，他哭了。”沈砚清的声音很轻，“不是哭自己，是哭别人，第一次。” 两个人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声控灯灭了一次，又亮了。远处有复印机运转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某种缓慢的心跳。 “沈砚清。” “嗯。” “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只知道一小部分，不知道全貌。但全貌就是由这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拼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全貌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在帮别人完成他们不知道的那一部分。” 沈砚清转过身看着他。走廊的光线不够亮，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所以每一个人都逃不掉。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陆时渡靠在墙上，把后脑勺抵着冰凉的墙面。天花板上的灯管有一根发黑了，在尽头一闪一闪的。豆包在家里大概又在鞋柜上等他们了。猫粮碗空了，水碗也空了。它会在鞋柜上蹲着，尾巴绕在爪子前面，耳朵朝着门口的方向，等那串脚步声从电梯里传出来。它不知道那些数字，不知道那些名字，不知道那些被称过重、被记过账的东西曾经是人。它只知道等他们回去。 “回去喂猫。”沈砚清说。 “好。” 两个人走出警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停车场上只剩下几辆车。深秋的风灌进领口，陆时渡缩了缩脖子。沈砚清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奶糖，递给他。陆时渡接过来，没有剥，攥在手心里。糖纸是温的，被体温焐了一整天。 “明天还有审讯。”陆时渡说。 “嗯。陈国良那边还没开口。他的存折、银行流水、车辆轨迹、DNA比对、孙建国和何志远的供述，每一条线都能独立定他的罪。他开不开口，不影响结论 但我们需要他开口，不是为了定罪，是为了知道全部。” “全部？” “那些没有DNA比中的人。那些没有被找到的遗体。那些没有被记录的死亡。陈国良是唯一知道全貌的人，他不开口，那些人就永远只是账本上的数字。三十七万的缺口，对应多少条人命，只有他知道。” 陆时渡看着手里的奶糖，他把糖放进口袋里，没有吃。 车子驶出警局。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陆时渡靠在副驾驶的椅背上看着窗外。街边的店铺大部分已经关了门，只有几家便利店还亮着灯，白色的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落在人行道上。一个外卖骑手从他们旁边经过，电动车后座上的保温箱在路灯下反着光。 “沈砚清。” “嗯。” “陈国良记账，何志远运输，林德茂加工，孙建国供货，他们合写了一本账。现在账本在我们手上，但账本上没有那些人的名字，只有编号和金额。” 沈砚清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一下。“姜糖在查，近三年周边地区所有无人认领的遗体记录、所有非正常死亡的档案、所有没有找到骨灰的家属投诉，每一条都要过，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被记录在案，这条链上就还有缺口。” 车子拐进小区。梧桐树的枝丫在路灯下投下交错的影子。两个人上楼，门一开，豆包蹲在鞋柜上。看到他们进来，叫了一声，跳下来蹭陆时渡的小腿。它的尾巴竖得笔直，尾尖微微弯着。 陆时渡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它用脑袋顶了顶他的手掌心，然后转身走回猫爬架，跳上吊床，蜷成一团。尾巴搭在边缘轻轻晃着。 他站起来走进厨房，拿出猫粮，把碗倒满。豆包从吊床上跳下来，走到碗边低头吃起来，嚼得嘎嘣响。他在旁边蹲了一会儿，看它吃完，又加了一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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