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陆姓记者道。
王梓钧恍然大悟，原来是左派报纸，怪不得要刁难他。
王梓钧这两年的一系列亲国民党行为，已经被人看成忠实的右派，甚至有少数心怀叵测的人骂王梓钧是国民党的走狗。《文汇报》在香港有舆论导向的任务，始终是要偏向大陆的，王梓钧这么一个国党走狗进入香港电视界，那么之后佳艺电视台的舆论导向自然会为国民党说话。
更可怕的是，除了王梓钧外，还有三家股东，那也是亲国民党的，这些人伙在一起搞电视台，那可怎么得了？那是怎么也要出来捣点乱的。
王梓钧用指头敲着桌子，问道：“你问我一个台湾人为何能到香港办电视台。那我请问陆记者，香港是不是中国的国土？”
陆姓记者答道：“香港是租借地，到期要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
这人故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引起现场不少人的不满。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前几年传到香港，暗伏的地下人员发动亲共民众，也在香港玩起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最终演变成暴动，死伤不少人，搞得地价大跌，社会动乱。此时的香港人，对大陆的印象正是最坏的时候。
像金庸这样的骑墙派，一会儿亲共，一会儿亲国，一会儿居中，近两年也都被文革给推到国民党一方。
香港人这种对大陆的偏见，直到八十年代的许多电影都可以看到影子，直到九十年代才慢慢消除。
王梓钧笑了笑：“那么我再请问，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国土？”
陆姓记者一下有些发愣，觉得怎么回答都不好，只得点头道：“是。”
“都是中国的国土，不管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都是中国人。”王梓钧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质问道，“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办电视台？”
“好！”现场的华人记者齐声鼓掌叫好，接着又飞快地在速记本上记录，王梓钧董事现场巧化诘难，这可是个新闻卖点。
陆姓记者满头大汗，几次张口想要反驳，却又不知该怎么开口。他本来想用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区别，来勾起香港本地人对王梓钧的敌视，没想到被王梓钧轻松化解了。
“陆记者，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王梓钧问。
“没，没了。”陆姓记者擦着额头的汗水坐下去。
一个台湾记者看着那人吃瘪，兴高采烈地站起来说：“王先生，我们知道你又要拍戏，又要发唱片，还要管理在台湾的公司。佳艺电视台你会亲自参与组建工作吗？”
王梓钧笑道：“哪有那么多精力，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有志于电视事业的各位高人大才，能够到佳艺电视台来工作。呵呵，你们来了之后可都是元老啊。”
另一个台湾记者道：“梓钧，再过两天《酒干倘卖无》就在香港上映了，你有把握击败李小龙的《龙争虎斗》吗？”
“咳，”王梓钧狂汗道，“今天是关于电视台的记者会，请不要问无关主题的问题。还有，何左之先生是电视台的总经理，关于电视台的具体事务可以问他。”
何左之是何东的私生子，也是商业电台的创始人，佳艺电视台的另一个股东何世礼则是何东的第三个嫡生子，两人说来还是亲兄弟，但何世礼爱中国爱到亲自参加抗战，另一个却经常与鬼佬来往，观念分歧很大，看两人的样子关系也不怎么融洽。
至于商业电台怎么会被岑维休等人说成是洋人一伙，王梓钧却没怎么搞懂，估计是何左之与一些英资团体的关系不清不楚吧。
何左之有筹建并发展商业电台的经验，而且还有大量的电台、电视台的人脉，因此几个股东们商量以后，也都同意他来筹建电视台。不管股东间如何有矛盾，但最终把电视台壮大并且盈利，却是一致追求的。
当然，王梓钧这个站在一边等着看好戏的家伙除外。
正文 223【诡异的票房增长】
相比于丽的电视11月份停播调整，佳视成立的消息还真没太受人关注，毕竟普通人对正在筹建中的佳视没有任何印象。
倒是王梓钧化解《文汇报》记者诘难的新闻，让一些喜欢看报海谈的人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
真正感到压力的，非邵逸夫莫属。嘉禾的异军突起，已经让已经瓜分了邵氏的一部分市场，现在突然又增加两家无线电视台，打破了他在电视界的垄断，这是在割他的肉啊。
1973年7月26日，就在邵逸夫思索着“应敌之策”时，李小龙的《龙争虎斗》与王梓钧的《酒干倘卖无》同时上映。
不得不说，在香港李小龙的铁杆粉丝要远远多于王梓钧。许多平时说自己喜欢王梓钧的人，此刻也集体叛变了，纷纷跑进放映《龙争虎斗》的电影院。
此时《酒干倘卖无》在台湾已经上映大半个月，无论是影评人的口碑还是票房的数量，都是全线飘红。在文艺气息浓重的台湾电影界，一些影评人甚至称其为近二十年最富有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心的华语电影。
而在香港呢？
王梓钧彻底傻眼了，只有百来家电影院，平均上座率居然只有六七成，这可是上映首日啊。
李小龙那边稍微好点，勉强可以满座，担嘉禾本土作战，上映的画布远多于王梓钧的影片。可以说，上映首日的票房，李小龙是完胜王梓钧。
第一天放映结束，《龙争虎斗》首日票房14.3万港元，而《酒干倘卖无》只有可怜的6.7万元，直接差了一倍。
王梓钧和林清霞在李小龙家喝着咖啡，接到电影院反馈来的信息，苦笑着看向李小龙。
李小龙也不轻松，他的电影虽然首日爆满，但据现场返回的情况来看，那是远不及《猛龙过江》火爆，排队购票的人少大半。
这就有问题了啊。
《龙争虎斗》无论是画面还是情节都远超《猛龙过江》，但现在电影院现场的反应却比《猛龙过江》冷淡得多。
历史上《猛龙过江》的香港票房是530万港币，而各方面都比《猛龙过江》优秀的《龙争虎斗》却只有330万，这其中还没有算电影票涨价的问题，不然会更加难看。
“妈的，股灾害死人啊。”王梓钧随口骂道。
李小龙也有些无奈，票房冷淡对任何一个电影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打击，虽然这并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
“我的也一样，我们之间的打赌也算了吧，这样比着没什么意思。”李小龙说。
王梓钧翻了翻白眼，对李小龙来说，香港这点票房自然没什么意思，《龙争虎斗》的全球票房可是2.3亿，而且还是美元啊。同时李小龙凭借此片在欧美彻底掀起了功夫热潮，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巨星，将功夫一词写入英文词典，只是那时李小龙已经死了。
可是由于王梓钧的插手，李小龙此时还活得好好的。王梓钧非常期待，想看看李小龙最终会走到哪一步。
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李小龙，这次算是吸取了教训，将新片的时间都延后了，现在就在家休闲、散步、打坐，每天只进行很简单的锻炼，试图调整其错乱的生理系统，同时也领悟武术精神上的突破。
《龙争虎斗》在香港比美国先上映半个月，堪堪满座的票房反应，让邹文怀有些心寒，不得不花钱加强宣传力度。
可惜，《龙争虎斗》的宣传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加大宣传的效果并不明显，票房跟去年比更是冷淡了许多。毫无办法的邹文怀也只能寄希望与美国那边了，只是那边的票房分成他拿得并不多。
第二天各大娱乐杂志和报纸都对两部电影的情况做了报道，许多报纸都是以李小龙战胜王梓钧为标题，以此为卖点来吸引观众。
李小龙以《猛龙过江》成为国际影星，一直是香港人的骄傲，在此之前似乎在亚洲都是独孤求败，根本没有媒体拿王梓钧和他比。因为王梓钧还没有资格和李小龙相提并论。
但自从王梓钧和邓丽君他们组成乐队，造成了疯狂轰动后，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大出风头，一时间似乎也成了国际导演。
于是乎，那些正愁没新闻的媒体突然找到了话题，时不时地就拿王梓钧和李小龙来对比一下，隐隐地还有将台湾与香港比一样。在这比较中，香港人得到了优越感，而媒体则得到了销量。
这根本就不是比较，王梓钧纯粹被当成香港人吹捧李小龙的垫脚石。
就在两人新片上映的前几天，不少媒体讨论得议论纷纷，他们大都认为李小龙会获胜。首日的票房一公布，媒体欢呼雀跃，果然还是我们香港的电影厉害。
与大众的观念相左，影评人那边则是一致力挺王梓钧，纷纷称赞王梓钧是一个用心的电影人。
著名影评人柏生在邵氏旗下的电影杂志《南国电影》中撰文写道：“《龙争虎斗》我去午夜场看过，里面充斥着暴力和情色，完全是为了赚取票房而拍摄的快餐商业片，没有任何的价值……”
《南国电影》是邵氏的宣传杂志，自然要对敌人嘉禾的当家影片大力抨击，而《酒干倘卖无》就成了一件有力武器，文中继续写道，“而王梓钧导演的《酒干倘卖无》，就极具人文关怀，情节感人、催人泪下，兼顾了文艺性与可看性……”
《南国电影》免费地帮王梓钧做宣传，目的就是想把人从上映《龙争虎斗》的电影院里忽悠出来，纯粹是损人不利己。可见邵氏与嘉禾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王梓钧的公司一年在香港也就上映几部电影而已，对香港电影公司的冲击不大，可嘉禾和邵氏平时的垃圾片无数，相互之间的票房争夺可谓惨烈。
看到《南国电影》发难，嘉禾旗下的《嘉禾电影》也闲不住，开始极力地吹捧李小龙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有影片的大投资，精良画面与镜头。又暗讽邵氏的人是土包子，就会拍点垃圾片，连拍电影用的黄鱼菜肴都是塑料做的，邵逸夫就是个坑爹的葛朗台，根本不懂得欣赏商业大片。
且不论嘉禾与邵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亦舒则是语出惊人，在《明报》影视版上写道：“对于我来说，《猛龙过江》只能算一部好看的商业片，而《酒干倘卖无》中对于金钱、生活、情感的讨论，才是真正适合股灾创伤下的香港。我敢保证，如果仅比较香港票房，《酒干倘卖无》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目前香港人的生活状态，需要的不是热血杀戮来释放压力，而是要用情感来为自己疗伤。”
亦舒写作小说时非常理性，但做评论和做人却是非常情绪化，许多人看了她的影片都哑然失笑，觉得这位大小姐又在满嘴放炮了。
要知道香港电影与台湾电影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一个是市井电影文化与精英电影文化。加上《酒干倘卖无》拍的是台湾的事情，因此此片在台湾能完胜李小龙或许大家会承认，但在香港，绝对是看动作片的居多，至于文艺片，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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