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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用生物学来举个例好了。在我们大家念初中多少会学到一些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学分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分类学者相当热衷于在最小的分类单位“种”底下，再设置一个所谓的“亚种”，以便更精致地捕捉同种生物的细微差异。于是，我们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种，也就再次细分为高加索种、澳洲种、蒙古种、印度次大陆种、开普种、刚果种、西半球和殖民地种云云——我相信，今天学历史或其他人文学科的人，一看这些亚种名称，很容易当场血脉偾张各种生理反应全上来了，毕竟，这些分类所衍生出来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义惨剧，让你不想到都很困难。 这里，我们先硬起心肠不去谈生物分类学之外的种种误用，纯粹封闭在生物学范畴中来说好了，说什么呢？——现在，愈来愈多的生物学者质疑如此分类的必要性及其代价，其中我个人以为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主张在于，人类形态上的差异，包括肤色、毛发、面部结构和身体比例等，原来极可能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环境底下适应和演化的结果，比方说，依据伯格曼定律，温血动物在较寒冷的气候和环境中体型会较大，理由是如此可相对缩小表面积，从而减少体表辐射发散热量。 这样的差异，如果我们只简单用断裂性的分类概念去处理，最可能的结果是将其排列归档，再贴上一个拉丁学名的标签了事，请注意，这样的过程用不上什么思考；而我们可能的损失是，我们失去机会去观看人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环境下艰辛且繁复的适应和演化，我们也失去机会去察知隐藏在如此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真相和本质。 同理可证： 前者是：温迪是妓女。她被杀。OK，没事了。 后者是：温迪到底是不是妓女？我们陷入麻烦，但同时我们的思维也正式发动起来—— 职业与志业 好吧，那温迪到底算不算职业妓女呢？ 一定要我回答的话，我的想法是：通常，我们需要有工作以糊口养家，这工作往往并不顶愉快、并非我们的真正想望，也并不符合我们的真正信念和价值，这样的工作我们称之为职业；少数较幸运的状态是，这份养家活口的工作，也恰恰好和我们的所学和心志相合，和我们的信念和价值实践之路相合，我们则把如斯美好幸福(但也不一定愉悦，因为可能失败，而且往往更辛苦)的工作称之为志业(calling)。 如果这样的职业/志业之分大体没错，那我们也许可以说，妓女，对温迪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吧。遗憾的只是，这样短暂的美好幸福，最终却是一出悲剧。
《在死亡之中》——从斯卡德的十月之旅讲起 《在死亡之中》，这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在台湾出版的第十本书，距第一本的《八百万种死法》约十个月时间，这是个蛮特别的斯卡德十月之旅，发生了些有意思的事。 粗糙地说，这是一组老得已形容难识的老类型小说和一个新生犹在婴儿期的新阅读社会的有趣撞击。 更有趣的是，在这个斯卡德十月之旅中，这组小说并未马上招徕这个社会为数不多的侦探小说迷(相反的，他们不大知道该拿它们如何是好，很困惑于“不像”他们预期中的推理小说)，反倒严重惊动一批奇奇怪怪的读者——我所说的“严重惊动”，从时间来说，是立即、马上、一见如故，像久违的爱情；从强度来看，这些人热爱斯卡德小说的程度，会让他们丢开身份、性格(害羞、高傲或疏离)和平日的行事习惯，彼此争相走告、写信或写传真到出版社致意或探询(比方说，布洛克的其他系列是否会出版？或《酒店关门之后》中那首歌《最后的召唤》在哪里买得到？)，他们甚至于礼貌地抱怨，一个月出版一到两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于是，斯卡德小说和台湾阅读社会暂时的关系是：在总体销售量并不大的外表下，流窜着一批热切的读者，这个图像让人想到什么？我觉得很像我们脚下这颗已达五十亿(以上)高龄的蓝色小行星：在坚厚冷凝的地壳之下躲藏着炽烈流动的心。 这批扮演地底岩浆的读者，之所以让我个人觉得很奇怪，理由在于：他们先是包含当前一群最优秀的创作者如朱天心、朱天文、钟阿城等人；再来，这些人几乎绝少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有为族群，而是举步蹒跚走向沧桑的中年之人；然后，如果我的私人小统计没错的话，这批人原来并没有阅读侦探类型小说的习惯，其中甚至不乏不喜欢、乃至不屑于类型小说“固定”趣味的人。吸引他们的是“别的”——其中身兼创作者、中年和非类型小说读者的作家朱天心，还公然宣称(在诚品书店的对谈会上)，别把斯卡德小说纳入类型小说的范畴，以为那是对斯卡德小说不可忍受的贬抑；朱天心还不惜引用本雅明著名的“拾荒者”论述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来诠释斯卡德小说，言下，认为这组小说的正确位置，根本就应该摆入马尔克斯、格林、卡波特、纳博科夫这些了不起的作家群中。 好吧！一流的正统小说家如此郑重推介一名类型小说家，到不顾身份、不惜信誉受损的地步；一些早已弃绝偶像崇拜、学会尊重个人选择的中年人主动向出版社“表态”，完全违背自己日常行事习惯，这当然都是很奇怪的。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令他们如此“失常”？ 不做梦的人和狗不准进入 首先，我相信，类型小说通常并不能真正地“触动”这些人，事实上，类型小说本来也不打算要我们以性命相待——当然，某些读者，尤其是愈年轻的读者，容易自我激动，虽属误会，但对类型小说而言是“受欢迎的误会”。我们可以说，人的年岁增长，其实也是某种除魅的过程，我们生命中的梦幻成分，逐步被现实成分所粉碎所替代，梦与皱纹的数量成反比。 类型小说的阅读方式和氛围，通常被描述为床上、炉火边和安乐椅，这是休息的所在，而不是搏命的战场，我们好整以暇地欣赏类型小说的种种有趣的“胡说八道”，得到的回报是“舒适”。 对类型小说及其作者而言，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我们一再去追问它和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你顶好别奇怪，为什么罗曼史小说中的皇族或亿万富豪的第二代总是男的英俊潇洒、女的性感美丽，我们当然都很清楚现实里的英国查尔斯王子、力霸财团少主王令麟先生或李安妮“公主”长什么一种样子；你也顶好别抬杠，为什么星际式的科幻小说中的太空船(或说星舰，一个颇好听的译名)，总轻易看到舰长下令，“弯曲空间，光束(或更过分，超光束)飞行”，而我们出差一趟到欧洲美国，却得忍受十几个钟头的腰酸背痛、无聊至极、怪味道的空调和幽闭恐惧；你更不要没事重蹈朱天心说她看武侠小说时时陷入的麻烦，为什么古老中国的“江湖”像另一个空间，如同高速公路禁止行人、脚踏车上去一样，在那个世界中好像有两组道路系统，其中一种仅供有武功的人使用，在这条路上，你不管碰到的是和尚尼姑、乞丐、年轻少女、小孩乃至于残障者，每一个都是绝世高手。 这是一个神话国度，它有它赖以立国的宪法，国内的侦探小说传教士詹宏志仿卢梭的“民约论”，称之为类型子民和类型国家的契约——你别这么烦，老要问真假，老是想回到现实世界，你得放弃一部分坚持，你得做一点小小的遗忘，让这个国度的文字导游带着你走，这里，“不做梦的人和狗不准进入”。 对这个类型世界最准确的画面，是米亚·法罗那张现实的挫折悲伤逐渐褪去、两眼盯紧银幕、开始一点一点浮现笑意的面容，这是伍迪·艾伦《开罗紫玫瑰》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 抗拒者的收编 基本上，类型是简化的、框架的；人生现实则是复杂的、连续的，两者相互背反、相互颠覆。 所以，我们便碰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了：有没有一种类型小说是以“写实”为标的呢？答案居然是有，而这也恰恰好是斯卡德小说的“宗派师门”所在——美国革命的冷硬私探派，由当年两名和今天的布洛克一样麻烦的写作者开头，他们的名字当然就叫达许·汉密特和雷蒙德·钱德勒。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究竟如何可能？我个人的猜想是这样子的：当年，汉密特和钱德勒所做的，只是写小说而已，写一种与他们人生经验相符、和现实犯罪不偏离的小说，他们不仅没要开创新类型，相反，他们反倒极力要打破过往的犯罪小说类型神话(即英式的古典推理)。这两人生前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不约而同都严重提到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众所周知，亨利·詹姆斯一生没写过什么类型小说，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的写实小说大师，而此人的长兄威廉·詹姆斯名气也不逊于乃弟，他的历史地位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宗师，杜威哲学的祖师爷。 冷硬私探派之所以回归成为一种新的类型，其实是汉密特和钱德勒成功后追随者的事。我们今天称之为冷硬私探派，而不尊重汉、钱二氏当年的强烈写实主张，直接称之为诸如“侦探写实小说”，其实大有道理——这个类型小说的新约定，取用的是其中私家侦探的身份和造型以及这名私探和周遭世界的关系这部分，而不是“写实”本身，毕竟，现实世界太复杂、太流动，像流沙，在上头不好建构如此线条简单的类型小说华厦。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原本带着挑衅、对抗甚至颠覆掉原有类型意味而来的小说，如何随着时日缓缓转向，重新被收编到类型之中，这里，我们见识到类型小说，乃至于其背后资本主义(没资本主义何来类型小说？)的强大吞噬力量或说更新力量，喜欢“重咸”批判口味的人，可去翻翻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听他细说所谓的“神话化过程”，巴特说，神话(巴特所谓的神话当然涵括着类型小说)的特色是什么？是把意义转化为形式，是一种“语言的掠夺”。巴特特别举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有名公式E=MC2为例，这本来是数学的、纯净的、最有对抗神话之力的符征(Significant)，但都能被“绑架”(巴特的用词)为某种科学神话的首席代表。 比较心平气和的人亦可发现，类型的约定，不真正是一种白纸黑字的不变契约，相反的，它更接近某种文字或符号，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不断流失一部分的意义，也不断取得新的意义。正像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像生物的演化，它变动的来源，不起于已驯服者，而来自抗拒者，其变动的地域，不容易发生在舒适、适应良好的中心地带，而发生在危机四伏、充满严酷试验的边缘之地。通常，既有的类型会先惩罚这些不听话的越界者，然而，一旦越界者取得醒目、具延展潜力的漂亮成功，和解和收编行动便取而代之，于是，原来的类型便得到新的材料、新的领地和新的视野，也因此得到一部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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