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撒娇。
“姚。”她叫我。她又叫了第三遍、第四遍，直到我应声，她才又问：“你醒来了吗？”
我坐起来。
潘德小姐。
“呃——是的，对不起。”我扶着额，头倒是不痛了，就是身上软得很，“我们刚刚在说什么？”
“你住在十四层A，对吗？”她避而不答。
我下意识应了声，还没来得及追问，就只听见她落下一句“给我开门”，电话已挂断了。
她到我家了？我皱了皱眉，身上一股酸味，于是把T恤脱下来。但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也完成得十分困难，每块肉都很疼，特别是背上，肌肉就好像在烧一样。我倚着床头喘气，够着件皱巴巴的衬衫罩上，测了下/体温。
36.2℃，退烧了。
大约周六早晨，我开始发烧。这两天过得迷迷糊糊的，很少吃东西，可能也没怎么洗漱。现在冲凉是来不及了，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力气冲凉，匆忙穿上衣服，将客厅的狼藉稍作收拾，门铃就响起来。
“我是桑妮亚。你在里面吗？”
“在的。”我大声应了她，“谢谢你来看我，可是我不能给你开门。”
门铃没再响，她也陷入沉默。嗓子实在痛得很，我扶着墙走到了门边，正要开口解释，潘德小姐的声音忽然响起：“过去这段时间，你有不戴口罩近距离接触过什么人吗？”
我缓慢地清了清嗓子：“没有，过去十四天没有。”
“你去过那几个爆发了聚集病例的地方吗？”
“没有。”
“你有觉得胸闷或是呼吸困难吗？”
“没有。”
“给我开门。”
“不行！”我干咳了会儿，勉强能继续说话，“我有乏力和四肢酸痛的情况，而且前天我发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请了假。”
门那头沉默了片刻，潘德小姐的声音再度响起：“今天是周二。”
我愣了一下。周一已经过了？那大会岂不是开完了，老黄怎么没打电话跟我说优化框架的细节是怎么处理的？我摸了摸裤子，当然没有手机，刚刚放在床头忘了拿了。我说：“我已经好多了，待会儿应该就能工作。真的很谢谢你专程过来看望我——”
“开门。”
“我不能开。”我叹了口气，“我不确定自己得了流感还是COVID。晚一点我会跟医生预约做个检测……嗯，你为什么来？”
“至少让我看看你。”她的语气温和而坚定，但对我的话根本是置若罔闻，“见不到你我会很担心的，而且鲁德拉也叮嘱说要我看到你本人。你再不开门的话，大堂的管理员可能要来赶我了……”
“鲁德拉？”我的大脑好像在烧，思维迟钝，完全辩不过她。顿了顿，我说：“你等等。”然后把口罩戴上，扣了顶帽子，把垃圾藏进厨房深处——这时我看见搭在流理台上的橡胶手套，也给套上了。
把客厅的窗户一扇扇完全推开，我冲着门口喊：“你开吧，我没锁。”
真的是潘德小姐。
我喝住她：“停下。”
“好。”她顿住往前的脚步。潘德小姐偏了偏头，神情有一瞬间的犹疑，最终笑着说：“为什么戴着帽子？”
“我没洗头。”我有点不好意思，“你介意再戴一层口罩吗？”
“那不会起到更多帮助的。”她的笑意未减，“那为什么戴着手套？你没洗手？”
我被她逗笑了，扶着窗咳了两声，勉强站直，道：“我只是看报道里那些医护人员都全副武装，觉得这样好一些。”
她做了个手势：“还差副墨镜。”
“你说得对。”我忍俊不禁，“真对不起，你第一次过来，我却不能招待你——你，嗯，你为什么来？我挺惊喜的。”
虽然说“喜”的部分有待商榷吧。
“开会时他们说到你请假了。我私下问了问鲁德拉，听说他们没联系上你，又不知道你的新地址。”潘德小姐眨了眨眼，“再加上我想确认你没事。我还以为有很多人都知道你住这里。”
“我刚搬来这里不久，还没来得及。”我脚下有点虚，但脑子已慢慢清醒过来，想起之前接她电话时迷迷糊糊说的话，现在又这么邋遢地站在窗前，我的脚趾尴尬得蜷了起来。
她的风情一如往常。比起我不伦不类皱巴巴的衬衫和起了球的束脚运动裤，潘德小姐才精致得像是这间公寓真正的主人。
她手上拎着个印有笑脸的塑料袋，与西服格格不入，仿佛是在提醒我：这个与我相望的、眉宇间隐藏着担忧的，不是BCG新加坡的合伙人，也并非我的敌手。她只是恪守在底线、又不由分说闯入了我的门，有朝一日，等时局安全，她会走近我。
桑妮亚·潘德在关心我。
为什么？
我心里很乱，岔开话题：“我很好奇，管理员为什么放你进来？”
“我说你是我妹妹。”她全无撒谎的愧疚之心，眼睛都在笑。
☆、第四十章
我望着她，略有笑意：“他买账了？”
“嗯哼。”她好像还有些得意，“我编了个很长的故事，你不会想知道的，总之现在你是我的妹妹。”
“姐，”我两只手倚着窗台，面对她问，“我能知道你多大吗？”
潘德小姐眨了眨眼：“今年夏天我满三十岁。”
“那你这姐姐来得太容易了。”我早有预感，但没想到她比我还要小一岁，“我比你大。”
“大多少？”
“反正比你大。”我笑起来，“你哪一年拿到的博士？”
“16年。”她说，“我记得我们是同一年开始全职工作。”
我咳了咳，没忘调侃她：“你查过我的履历了，我知道，但我们把它当作是共同知识就好。”
她是念书念得比较早还是本科很早就拿够了学分？哈佛可以提前毕业吗？
“这很难讲。我只是想表现我对你有多了解。”她的撩拨点到即止，没等我有任何反应，又说，“很抱歉我不能待太久，接下来还有事——我给你买了些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敏症，所以便利店里成分不同的消炎药我都买了，放在这里可以吗？”
“当然！谢谢你。”她很可能是压缩了一整天的日程才得以过来的。我下意识就想迎上去送她，刚迈步，又停下来，尴尬地望着她，最后笑了。
身后的风飕飕地响，她回望我，眼神温柔。
“你把垃圾给我，我带下去。”潘德小姐完全没留给我拒绝的余地，接着就说，“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可以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会安排。”
“呃，好。”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你就站在那儿，不许动。”
我贴着墙去卫生间拿了垃圾，塞到厨房的垃圾袋里，又往上套了一层，扎严实了，才把它摆在显眼的地方，重新贴着墙走回窗边。戴着手套做这些有点麻烦，我的指尖被塑料袋缠着，有好几次险些脱下来。不知道她会不会等得不耐烦？
摸着窗子，我喘了口气，说：“你去拿吧，但是之后一定要仔细洗手，答应我。”
我说话时，潘德小姐一直望着我，我都有点儿犯怵了。
她别是真拿我当妹妹怜爱吧？
但我又回想起初见面的场景。那天晚上她等我结账一块儿散步，不也是这么亲切吗？兴许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做到合伙人。在收买人心上她既有天赋又有优势，过去一定无往而不利。
今天会例外吗？
我强迫着自己别多想，但根本是于事无补。我手足无措，没能多说出点儿什么，只能看着她把垃圾提起来。路过客厅时她忽然说：“完美的冰箱。”
潘德小姐说话时没有看我。
我一个人留在窗边不觉面热，望着关上的大门，又站了一会儿。
手机上有两个老黄的未接，此外还有十来条慰问信息。原本我想统一回复，又觉得不妥，于是一一回了，又翻着老黄的消息。知我者，黄修文也。除了“还活着吗？别加班了”“你好狡猾，为什么不参加这个会”两条讨打的“问候”讯息以外，那一长串就都是关于昨天会议的简报。
我们的努力不过是螳臂当车，框架在会上就敲定了。
大老板的意思我是跟他们说了的，我们这边反对得不如上周那样激烈；凯文那边自然也不会有力挽狂澜的人，一切都按BCG的意志滚动。尽管提前知道了结果，简报摆在眼前，我还是觉得吃了场败仗，不免颓唐。
老黄直接打了电话过来，应该是刚开完会。我强打精神说了自己并无大碍，他还是嘴欠得很，但挂电话前，又反复强调两三次，如有什么需要，叫我一定要告诉他。
我这儿当真有一堆事，吃的已经见底了，核酸检测的预约也要花些工夫。但老黄被我传染了病倒，那不要紧——病气带给嫂子了怎么办？他家里还有俩小孩儿，我一开始就没考虑过找他帮忙。
想想古代那些绝户，生活只怕艰难得很。我住在事事便利的现代大都市，只要尚能自理，倒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唯独一个人的消息我没回。直到洗完澡换了身衣服出来，感觉冷静多了，我才回复她说：“谢谢你今天专程过来。我们周四的会议上见。”
措辞上的疏离是我刻意为之。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进退有度。
附近带有SASH标识的诊所不多，而且都是早上才做检测，我不得已又请了明天早上的假。下午刚开始处理文件不久，老大就抓到了我，勒令我不准工作，任凭我再三辩解也没用。邮件也不能回，我靠着窗子无所事事，Kindle就在手边，于是又把先前买的那书拿起来看。
潘德小姐品位不俗。《微物之神》在获奖当年堪称惊世之作，源自苦难的文学往往隐含真实而厚重的历史，自家人读起来，总有种被第三者揭了家丑的荒诞感；像我这样的外人，视角又总离不开猎奇。我几乎没有读过东方人的英语小说，出于偏见，我觉得那是写给外人的。
即便是于我而言，这本书都很残酷。自从生活中有过真切的痛苦以后，如非学业需要，我就没再读过纯文学小说了。加上后来选择了工科，我最后一次读严肃文学的时间，停留在了2011年，是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那时我刚到剑桥找房子，又忙又闲。
《微物之神》里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逼迫你承认真实，逼迫你面对真实，只要翻开书页，痛苦就会共鸣。潘德小姐还是印度裔，民族文化对她来说肯定就像流淌在血液里一样不能割舍。她怎么看得下去呢？不带一丝感情地去阅读吗？
这困难到我无法想象。
她的故土也如书里那样吗？
一直到晚上，我发给潘德小姐的消息都没有变成双蓝勾。她一定还在忙，今天中午过来探望我，说不定牺牲了午饭。我其实是想要再同她说些什么的，可竟然想不出说辞。
她到底为什么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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