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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松开吧，我到这里来，踏上这条路，本来就准备好了孤身一人。 突然间，丁雅立又追了上来，她听到脚步声也停下来，背对着丁雅立，听见对方说，“有机会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告诉我。我愿意的。我真的愿意。” 她站在那里背对她的时间那样长。在记忆中，她转过身看她的时间也一样长，虽然只是她自己这么觉得。之所以觉得长，是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从那天起，她的生命轨道上就增加了一辆列车。 作者有话说： {59}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建立的会堂。民国29年的逾越节，自由派教徒租赁东海大戏院（今海门路144号东海电影院）作为会堂，举行了第一次自由派的宗教仪式，并聘请西伯尔斯坦博士为拉比。 {60}即“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典出。
第二十六章 上海的天空原来是这样的，汤玉玮想，从高处看，别有一番风景。可惜这样的风景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见到，而她这一次不但见到了，甚至摸到了，甚至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 42年的下半年，她做了很多事。她没当上副组长，本来让她当，她说自己本来就在前线，要是为了当副组长就跑到后方去，未免有些失职——没说出口的是，为了点点官位就抛弃理想实在令人不齿——她还是宁愿留在前线工作。这样的选择当然得到上级嘉奖，也招来别人的白眼，说她什么便宜都想占。她虽然觉得有点不平，但什么都没说，觉得自己的清白不需要也不能用来说。抢购和转运物资，不曾自肥；传递消息和器材，不曾迟疑和截留；招纳贤才，不搞派系：她认为这是她也好其他人也罢，都应该具备的品德。不能因为有一些人烂了，就把标准整体性的降低，然后把自己捧得很高，这和那些烂泥有什么区别？那岂不成了人家逐利，她沽名钓誉，如此罢了。 她只是想做实事，做了就很好。 秋天的时候她和裴清璋还有裴母过了一个中秋，面上是庆祝中秋，还备齐虾蟹，说什么她当记者挣了一笔相当不菲的稿费，实际上也是庆祝上海地区中美所的相关设备与人员全部准备齐全，以裴清璋为转接中心的东南沿海气象情报网络也已经正式开始运转——两个人的准备工作都已经成功做完，到了正式发挥作用的时候。 她心情好，甚至是志得意满，从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开始她就觉得虽然战况吃紧但一定会胜利——也就是因为这一场胜利，日本人换了好几个密码本，她们现在就要偷其一——裴清璋据此笑她，说她和戴笠一样{61}。她说像他那样想不好吗？ 半年多来，她和裴清璋的关系也进步了。她的想法越来越明确，却不知道裴清璋怎样想。她们照旧一样出去玩乐，有的时候是真玩乐，有的时候是借玩乐之名做事，但总之是同进同出，让她非常享受——好像所求不过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以什么形式什么名义、在什么年代什么世道，都不要紧。她送裴清璋礼物，裴清璋总说不要破费，甚至会严肃地嗔怪她，说把钱省下攒起来不好吗？每到这种时候她就说，攒起来，也要贬值，还不如变成礼物给你，“谁知道以后需要的时候，不是这礼物值钱呢？” 裴清璋还是嗔她，她只好改口说自己存不住，总会拿去大吃大喝，还不如变成什么礼物送给裴清璋。久而久之，裴清璋会首先嗔怪她，然后收下礼物，但一定要说是代她收藏的，甚至有一天——终于有一天——带她到自己的闺房里，从床下抽出那樟木箱子，开箱给她看。 她当然不在乎自己这个名义上的主人此前从不知道自己的“财物”都收在哪里，她只是想进裴清璋的闺房，哪怕只是去看看都相当于和裴清璋更近一步。但正如她心底最想说的话是“我都是你的，你和我分彼此也没有意义”却不能说，她不知道、也看不透裴清璋怎么想，只能一切依了裴清璋。 要看透一个人需要知道利害关系，毕竟利害关系是最好的判断依据。可她现在不但看不清楚这一点，还经常把自己的利害和裴清璋的利害混在一起。混合，是她和裴清璋走到今天的基础，她知道不好，现在也退不回去了。 她只能往前走，赖着，陪着，一方面满足于当下的获得，一方面罔顾长期的得失，和自己在任务中坚持的原则完全相反。 不计较得失，不害怕牺牲，宁愿牺牲自己成全领导人，这是戴笠的想法，她曾经只是部分认同，谁知道在自己的爱情里能达成彻底的认同呢？ 她能解释自己对理想的追求，解释不了为什么会爱上裴清璋。 “像他那样想不好吗？哀兵必胜，现在还有外援了。”她说。 裴清璋只是笑笑，“总之一切无有惊险就好。” 她点头，但不怎么信，于是补充道，“有惊无险也成。” 现在呢，她站在二十层楼外的墙沿儿上，距离地面七十来米、风相当大，踏足的位置最多一尺宽，细雨飘摇湿滑非常，唯一的安全措施是身上的一根说不好结不结实的腰带和一个挂在铁栏杆上的安全扣，铁栏杆也不知道是否坚固：风雨交加，内外交困，惊已有了，险也有了，接下来是什么呢？ 不到二十分钟前，她奉命潜入这间客房，不费什么工夫就找到了日本情报人员的手提箱、打开了密码锁，拿出刚到手的微缩相机——她简直太喜欢这东西了，作为热爱摄影但又苦于一些重要情报她实在背不下来的情报人员——把里面的密码本拍了个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把胶卷和相机分开放了；然后推开窗子，发现下雨了，正想着快点离开，上面的人用力一拽，向上吊的绳子竟然断了。 要不是她还另有一根安全绳挂在窗外栏杆上，她已经摔死了。 这下，她只能启用备份计划，挂着安全绳走到作为备用逃跑路线的房间窗外，翻窗进去，躲过走廊上应该还没来的特高课的视线，从员工通道逃跑。结果正在她要进去的瞬间，房门突然开了。眼见进去只能面对一片无处可藏的空地，她猛地向后躲，人是躲开了，安全绳也没断，里面也只进来一对醉酒的男女，但未几特高课的人果然跟进来了，开始检查房间：她一动不敢动，就这样被困在了外面。 备份方案用完了，第一个是吊上去，第二个是走这里，现在全失效。那时候怎么不觉得两个方案都不可靠呢，她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想到那绳子可以半路断掉呢？ 幸好是站稳了挂好了安全绳才断的。 不管了——她脊背紧贴着墙壁，首先保证自己不被屋里的特高课们发现——现在怎么办？特高课往好了说会把不知道怎么会上得来的醉酒男女赶出去、自己也出去，那她还可以进房间去，避免在外面面临着掉下去的风险；可往坏了说按常规做法特高课应该派人来看守这房间，这就不好办了，她不能进去打晕了看守的人然后逃跑，因为：一则，看这样子走廊上肯定也全是人，她逃不掉；二则可能不止一个人，可能打不过；三则，一旦被人发现出了问题，密码本也会作废，整个任务就失败了。 真恨不得肋下生双翼，直接飞走，她想，蜡做的翅膀也成。 与此同时，裴清璋正在楼下的隔间里，面对着隔间墙壁监听隔壁众人在说什么。她听不懂日语，但又必须要速记，作为录音的备份——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她都觉得不止一个备份，自己也算一个备份——只好用罗马拼音记下来听不懂的部分的发音，伺后再想办法翻回来。 幸好里面还有个翻译，有个她算是比较熟悉的翻译，能够帮上点忙，通过判断这个人的语气，她就能大概判断说话的日本人的意思——至少是倾向——不至于完全抓瞎。 光听这些76号的汉奸说话，除了阿谀奉承就是阿谀奉承。幸好里面的万小鹰，主要负责翻译中国人的奉承和日本人的客套、废话、指使和傲慢。她不知道在日本人或者会说日语的人看来万小鹰算不算翻译得好的，她觉得蛮好的，至少听万小鹰她就能基本明白，还能从一个人的嘴里判断出另外两个人的神情、态度、以及目的。就是不能判断出万小鹰的。 刚才在餐厅撞见万小鹰，给她吓一大跳，要不是有个心理准备，她都要结巴了。万小鹰见到她，还是端着一如既往的热情向她走来，握她的手，和她寒暄，问她怎么在这里。她搬出常规说辞说自己是过来找人——反正那些法国人，也的确会跑到这里吃饭，尴尬地碰头要怪就怪日本人和唐惠民，不选国际饭店偏偏选这里。 她问万小鹰为什么在这里，万小鹰倒是一点也不避讳，笑着用眼神指一指背后的日本人和唐惠民，说陪上司来宴客，“我吃都没得吃，一路只能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和家里亲友出来吃饭、而万小鹰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样。 裴清璋陪笑，然后告辞。虽然说今天的任务主要不是她来执行，她的主要目的是监视，记录他们说话的内容都是次要的，主要是一旦生变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撤离，尤其是汤玉玮。 照以往，她该觉得这是危险的一线了，上去之前会再三考虑——哪怕没得考虑——而且会觉得其实有更好的人选、更好的方式，用自己来监听，真是一边监一边听，一个人干两份活的准资本家行为。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她没说什么就接受了，不为待遇不为安全性——她在这个位置还更加不安全——她为的是汤玉玮。 一旦生变，她第一个通知的人是酒店的服务生，但最终解救的目标是汤玉玮。 为了汤玉玮。 里面的众人开始喝酒了，尽是举杯劝酒的声音，她虽然还握着笔但不再记录，重新捡起脑海中的线头腹诽这一次的任务设计得有点天真。密码本要不要偷，要。但为什么不设一些更好的做法？比如说半路把箱子掉包了（“压根就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让酒店的工作人员混进去（“根本就不许人进去！”），非要让汤玉玮从员工通道的楼顶从上往下吊进来，快一百米高，翻窗进去，翻窗出来，太危险了！ 汤玉玮还安慰她，说不要紧，说没问题，说她平衡性很好；最后见她还是不放心，只好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外面都是特高课，又不准换洗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出来啊。” 总之要快，必须要快，她记得自己说，像是重复任务指示，汤玉玮则笑笑，“你放心，我动作很快的，”拍拍她的手，“倒是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通知我之后就赶紧撤吧。” 她本来想说“我怎么能放下你一个人走”，转念觉得太过亲密，只好说：“按任务，我得协助你快速撤离，在现场想办法拖延才对啊。”我怎么能抛弃你呢。 汤玉玮只是笑，她有一点儿想嗔怪对方小瞧自己，但终归没说。那样也很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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