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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 作者：尼可拉斯 文案 换言之，不是撇开历史，而是将其置之于杜撰、寓意乃至于奔放的幻想的同等地位……而不必担心历史真实或我们以为的历史真实会损及诗意，正像卢卡奇所说：归根结底，诗意和历史是比肩并行的，我们（或者说是我）要提请读者注意本身所能表现的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真实而已。 ——《帝国轶闻》 [墨西哥]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写了个间谍故事。但似乎感染了一些间谍故事以外的色彩。又或者也许也不是，毕竟，谁能一直顺风顺水，谁能不受现实的打磨呢？ 35万字已截稿，HE。隔日，每天上午11点更新。 “我们（或者说是我）要提请读者注意本身所能表现的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真实而已。”请大家看文的时候记得这句话。 内容标签：情有独钟 民国 正剧 主角：汤玉玮，裴清璋；配角：万小鹰，丁雅立；其它：间谍，民国。 一句话简介：象征性的真实是照映人生的镜子。 立意：大时代下追求理想和身不由己的冲突与人的选择和变化。
第一章 霞飞路，法租界公董局的二楼办公室，面窗的办公桌，上午最后一点阳光，斜落在打字机上。亭台楼阁似的文件堆在周围，批改，画圈，波浪线，与大大小小的拉丁字母组合在一起，层峦叠嶂得起了雾，慢慢就往后面退去，在视线里模糊起来。 裴清璋知道自己又开始发呆了。可发发呆不也挺好？她不能总是这样奋力工作。那天杜伐尔{1}走的时候，如常和她打招呼，就因为她说法语的腔调他喜欢——杜伐尔看她还在忙碌，竟然叉着腰拎着有绶带的漂亮帽子（天知道他还要去哪里高乐），说，裴小姐如此专业，是公董局的幸运，而我的领事馆里没一个人比得上你，是我的不幸。 她被杜伐尔打搅了撰写董事会文件的漫长苦劳，很想没好气地回一句，那到底是法国之幸还是不幸？但她还是她，裴清璋不止是法租界公董局最重要的秘书之一，更是成日和翁同龢叙乡谊的常熟裴之廉的孙女、裴中衍的独女，臭钱无几、家规成山的遗老家庭出身，别的不知道，礼数一定知道，官家小姐，哪有在外面张嘴谑人的？ “官家小姐”。 她的眼神涣散失焦，瞟见日历上写着1940年8月20日。刚才看见报上说，《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陈振章被日伪特务刺杀身亡，听见后面同事们细碎的聊天声和电扇的声音嗡嗡地混成一片，有两个人正在悄悄议论此事。 又死一个！这76号的人，真是心狠手辣！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啊！这话你也说出，军阀混战的时候，今天张大帅明天赵大帅，吴佩孚孙传芳，哪一个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可是你不能为了日本人杀中国人啊！你这个话，也就只能在这说了！日本人要是进了租界，那才完蛋呢！日本人敢进租界？我可不信…… 她听力太好，往往什么细枝末节都能听得很清楚，以至于往后都是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直扯到了哪家的白切鸡好吃，她才回过神来。 白切鸡，可以考虑。就是未必有家里女佣人做得好。女佣人手艺好，可也许过一阵就走了。今天上午自己出门，那崇明妇人又和自己提了一遍。上一次提的时候，自己为了挽留，说愿意给她涨薪，那妇人还是不肯，就是要回家。 女佣说自己有八十老母要照看。她没法不同意。人家的八十老母有病，她的母亲还年轻，还强壮，还美丽，还能隔天就出去打一次牌，要说健康，估计她们俩比女佣都要健康，就是需要女佣照顾她们母女二人起居生活。这到底是官架子，臭架子，还是空架子？ 也许是四体不勤导致总要无奈地求人伺候自己的烂架子，挤满灰尘，摇摇欲坠。 她想搬出自己不好找下一个的事实来挽留女佣，女佣肯定要笑她，说，小姐，别人不知道还情有可原，我是知道的，你在公董局，你涨得起，钱多还怕找不到？ 是啊，涨得起。 她看一看眼前山一样的文件。她涨得起，她很清楚在自己的家庭财政规划中，她是可以涨，涨完之后再刨去一切费用和要存下来的钱，她的薪俸其实所剩无几。有时看着那点零余，买什么都不够，觉得还不如去存了，积少固然能成多，积极少只能成少。 一日三餐，衣服水电，女佣交通，四季礼物，幸好老首饰还有，不必置办新的——她也置办不起，她也不需要，需要首饰的只有母亲。她的工作就是来支持这些。而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撑着自己的架子。说起来很合理，其实母亲并不喜欢她的工作。就像亲戚们说的，不够体面，甚至干脆就是不体面。官家小姐怎么能抛头露面？管家小姐怎么能伺候人？还是洋人？那些话她都能编，她裴清璋能随口做五言七言，能轻易编出一篇法文新闻稿，这些话她也能轻易想出来，她太熟悉他们的白眼冷眼与虚情假意了。 母亲也许还是明白她们现在不得不如此的境况的。她也明白，明白这是她自己选的法文专业，在一定要念完大学和一定要找到工作之间折衷，得到眼下这个结果。好也好吧，不能说它不好，予你吃喝绸缎；不好也不好，恰如眼下，她不喜欢这份工作。 当然，她知道相比其他工作，这里没有骚扰你的上司、没有粗鲁野蛮的日本人，也有稳定的薪酬，发的还是英镑（这导致她三天两头像关注小菜的价钱一样关注汇率，银行的黑市的私人的，通通要算），已经好了太多——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是空虚，她无法想象她要在这样文字与打字机、油墨和火漆还有斤斤计较的账本里活到什么时候，她感觉自己茕茕孑立，在风中被吹得四处摇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落下来站定了，或者找到一棵大树依傍。 哪怕是一根旗杆子都行。她需要一个支撑，她需要有人来明白她。虽然她也知道眼下这木已成舟的不喜欢也有自己的原因，是自己自作自受，但是她还是需要。需要有一个人完全地懂得她支持她，了解她的一切秘密，分担她的压力，哪怕只挑担子轻的那一头也可以，只要有这个人。 因为她在阳光下的生活却不能支撑她穿越黑暗坚持下去，黑暗里她有另一种生活。黑暗中的她，是默念密码，指尖发报，敲击着点与线、长与短，传递着她本不想知道的信息的人。 不知道别人管她们这样的叫什么，日本人带头管这个叫特务，她不太喜欢，何况她只会发报，会窃听，会速记，别的什么都不会。和那些开锁打架下毒什么都会的人根本不是一类——她根本就不应该被招纳进这一行。可有一点，她爱自己也恨自己、让别人都爱自己的一点，让她被看上了：她过目不忘。 年幼在家里找了人授业时，裴之廉就喜欢她这一点。四书五经，她四岁就会背“知止而后有定”，六岁就读《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就学会背《项羽本纪》给裴之廉听，逗爷爷开心。现在想想裴之廉听完的样子，那副躲在楼上睡在摇椅里和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唯一的女儿背书、以逃避外面的变化家里的纷乱的困倦样子，其实并不快乐。裴之廉总是和她一起背完，捋胡子，闭眼摇头，喝一口茶，喃喃地说，要是还开科举，要是她是男儿。 她那时候不懂这些话，现在懂了，继而不以为然。 后来她进入公董局，也是这点让她晋升得快。在所有不体面的工作里，她矬子里面拔大个，选了这个。在所有的公董局职员里，她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在这个人数一向不多的职员群体里，她的法语标准而流利，已经足够突出，还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记住了看过一次的重要文件并当场背给董事们听，从此就当了董事局的秘书，接着在一个细雨夜被一位华董叫到法国总会去，见到了朱家骅{2}。 她有些担忧，靠着教养终究没露出战战兢兢的丑态来。起初以为华董要对她做什么，后来又以为朱家骅要干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全在聊天，跟她叙不出旧就叙亲，她祖籍常熟，他祖籍湖州，非要说家里的常熟亲戚。那是民国二十五年{3}，那时候朱家骅还在当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4}，介绍的时候说了，但她什么都没想。要等到一年后，二十六年，日本人来了，仗打起来了，朱家骅临走之前来找她，说虽然见了许多人但你我也要见，说往下的日子肯定会很难过，毕竟是打仗，说你的才华不要浪费，说我有个地方可以给你做事，有些收入，作为补贴，也能发挥你的作用，在敌后为我们抗日救亡发挥作用，说我听说你不是今年还学了速记{5}吗，我听说你学得特别好，那是种了不起的本事，说你的身份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不干这个，实在可惜了。 没功名可考，实在可惜了，现在没有生死一线的事情做，也成了可惜。她不置可否，刚想要说再考虑考虑，朱家骅就开始说钱，说公董局就是再安全也不会涨薪，欧洲眼看要打起来，一打仗物价就要涨，到时候你家就你一个收入来源，怎么够？ 那天晚上朱家骅和她说的话里面，竟然只有和钱有关的是实话。 民国二十五年，去学速记，是为了在秘书处晋升，华董私下跟她说速记好的优先考虑，她则明白10英镑是钱1英镑也是钱，只要涨了都是好的，涨了她就能收回投资。结果事实证明，即便是董事会的秘书，薪俸上涨的程度也有限，她觉得自己被洋人和华董合起伙来给骗了。结果民国二十六年，这手艺终归给她招来一份财了；而且朱家骅还说，因为别人不知道董事会秘书薪水一般，也会自发地认为能一直干秘书的遗老遗少的后代肯定老实安静、绝不惹事生，很有利于遮掩她的那一重身份：兜兜转转，她倒是达成了“多挣点钱”的目的，像是她这个人走到今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浇筑出来的。 她回过神，整理好混乱的文件，麻利地敲完，取下，快速核对一遍——别人都觉得她这样做是无必要的，只有她自己坚持——然后送去给其他委员会，财政、地产、电影检查、卫生、人事、教育，最后从园艺委员会回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园艺？这租界内歌舞升平，中华大地其余地方烽火连天，这是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她这样对自己说——给了你一份英镑计价的工作。 刚才还在园艺委员会那里听负责人说现在去修修剪剪到底安全不安全，花匠总要从华界进来，日本人要查，又不能把花匠留在租界住，万一…… 万一什么，她随便问。 万一……那人也万一不出个什么。总之还是不太好，那人说。 她没搭话。自己回来，事情做完了，效率挺高，于是整理桌面上的文件。 她答应朱家骅的时候，朱家骅高兴得不得了，说了许多好话，她只是赔笑，那些民族大义，她懂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满脑子想的是天秤的平衡，好像照朱家骅说来危险和收入是完全等价的，多一毫子不给，多一分危险也没有。结果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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