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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一眼窗外，外面是阳光灿烂，来收尸的清早才把地上的麻袋收走，里面装的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看见了血。 她也不想知道。不能想。有时候76号用铁丝把不知道是谁的手指头捆在电杆上，活像那木头电杆长了手。有一天另一个女同事来上班，脸色煞白，说是在路上看见路灯下有人头。这位同事住公共租界，她想，幸好自己不住。 这时候说危险，晚了。她发电报的手艺太好了，来不及回头了。她学了半年就出师了，郁秉坚{6}说，要不是你本来有那份正职，我简直想要把你拉到我这里来。她虽然知道郁秉坚不存任何坏心，但也不喜欢这说法，不怎么喜欢他的夸赞，连带对这件事都没什么喜爱之处。是啊她发报快而准，密码往心里一背，明文往眼前一读，脑子里出来的就是密文，而且最可贵是，她发报没有“笔迹”，毫无特点可言，简直是标准的标准，像教科书一样。 因为这个，她在郁秉坚、在朱家骅、甚至在中统上海站，地位都很稳固。她在公董局的职位也稳固，别人都担心被辞掉，倒数计算时间以盘算最后底线就是“裴清璋被辞退的那一天”。这份稳固又倒过来促进了她的特工事业。多有趣、多可笑的循环，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挣钱，做特工是为了赚钱，做这么危险的事是为了赚钱。 但凡她再有一点钱也许都不至于此。可“一点”是多少呢？她从不知道。她管账之前，该还的债已经还完了，“钱货两讫”，父亲的尸也收了，人也埋了，丧事也办完了，两母女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这才去读的书，一回学校就说换专业，要去读法语，辅修英语。原不是这么想的，原来觉得—— 咔哒，她听见办公室外面走过的法国男子掏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的清脆声响。纸烟。卷烟。隔壁的法国老头抽烟斗。没人抽大烟。新派的人应该不抽。她父亲不是，祖父也不是，所以他们抽。那种甜腻的香气在她记忆里总是和《古文观止》、《左传》还有《论语集注》联系在一起，也和绍兴酒的酒香、堂子里长三的汗巾子上的芳香联系在一起，还和争吵、咳嗽、以及哭泣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哪里不对，所以今天是这样呢？是从祖父分家开始？还是从祖父病死在最后一笔财产划分完毕开始？是从父亲和母亲结婚开始？还是从母亲身体不好二十四岁生下自己就再难怀孕开始？是从父亲流连长三书寓开始？还是从父亲一再被人发现醉倒在酒桌上摇也摇不醒只能送回来开始？是从母亲和父亲大吵大闹开始？还是从父亲虽然拒不料理家务却允许自己去上新派女中开始？是从自己考进了大学父亲却笑得一脸愁苦开始？还是从父亲无论如何要买现在这套洋房开始？ 他卖了铺子，卖了另外两处房子，卖了乡下的五十亩水田，后来又买了三十亩，换来钱干了什么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记账，最后都说不清楚，有时临时借了钱连字据也没有，仿佛对方来要债是空口一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不等她管账，她就知道，她父亲裴中衍临死前做的最对的事情、也许也是唯一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买了现在这套洋房。够大，够漂亮，够安全，法租界，凡尔登花园。 万不得已，她终归可以把客房租出去。父亲当时也许没想过这一点，也许也想过，她不知道了。因为买完这套房子，回来和母亲一说，说完又吵一次架，他就走了。十天后死在总去的长三堂子里。 从出生到父亲去世，父女相处的时光稀少短暂，父亲做的种种事，对自己做的是好是坏已经说不清了。仿佛随着时间流逝、世事剧烈变迁，小时候他带给自己的快乐也逐渐消散，年少时他带给自己的伤害也逐渐隐退。现在只剩下她和母亲了。对于母亲，她心里是那样复杂，有深刻难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脉就成了父亲留下来的还债者——也有一桩一件的埋怨，还有太多难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亲这样那样，又舍不得母亲不这样那样，一定是小时候不曾学会说出口，现在就只懂得把眼泪往肚里咽。 从小如此，长大如此，呼吸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许——她望向窗外的阳光——唯一快乐过的时光，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怎么想都是这样。那天是轰炸，她还和汤玉玮在一起，于是甚至都不觉得轰炸可怕了。而父亲去世的那天，那是个平静的热天，她还在上学，还获得表扬了，可因为又是自己一个人了，这重担掉下来，她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汤玉玮，那个玉雕的人儿。后来再没有汤玉玮的消息了，只记得是去了美国。大洋彼岸的美国。不知道现在她好不好？ 眼下，汤玉玮不在西雅图，不在华盛顿不在费城不在旧金山，不在她本该在的纽约晨边高地，不在任何一个裴清璋会知道、来日会烂熟的美国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尔登大戏院，把采访用的纸笔放回包里，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带，视线越过马路牙子下停着的大小车辆，左顾右盼，穿越重重车流，往街道对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戏院的大门，窗棂虽然很中式，可阳台和立面总让她想起西部电影，想起美国西部那些手持□□、满嘴嚼烟草的牛仔，想起那种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从腰间拿起来，又快又准。 想来，二十六年的时候，周信芳就在这儿一口气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遗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气节！然而现在，歌舞升平依旧，叫人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人间。 要不是她知道，她简直要怀疑那些日本人来了上海也会被远东巴黎的纸醉金迷给吞没、忘了大东亚的重重美梦。 敲碎他们的梦需要凶狠的铁锤。 穿街过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侧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个记者，跑得快是应该的。但她只是一个侧身走进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处的咖啡馆，里面除了顾客全是礼貌的白俄。她是熟客，进去落座，金发的俄国侍应生上来用上海话问点单，她用英语点拿铁。等他离去，她从包里拿出铅笔和信笺纸，开始写稿。这是她的专长，善于写，写得很快，这里是她的西部，她是在这里做到又快又准的。她不需要相机，通过文字就能呈现画面。要是给了她相机——那要看当天是哪一家报馆这样慷慨——给她双份的工钱都算是便宜。 今天这家是《剧场新闻》，没什么钱，但是汤玉玮喜欢他们。后台有什么，观众怎么想，她永远能把握好剧场的神秘与解密之间细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条丝线，而《剧场新闻》也从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来，她快速地抬头微笑着说一声谢谢，又立刻低下去盯着稿纸，十分忙碌的样子。未几又从包里取出香烟和火机，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点，火光不如红唇来得艳。 别人说她是电影记者，她愿意，她也写那些花边新闻，为生计，也为了在泱泱花边新闻里写一些能看的、不那么下流的东西，但说到底，如果将重重身份剥去，她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摄影记者、自由记者。 在如今孤岛般的上海说自己是自由记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欢，而且她能做到。她热爱新闻事业，也热爱摄影，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民族。 深切的爱是温柔无波澜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样。 烟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弹进烟缸，放下笔喝一口咖啡。这时进来一个头戴报童帽、鼻梁架圆片眼镜的年轻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欢打扮爱出来玩的公子哥儿。他在咖啡店里左顾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着咖啡坐在汤玉玮对面。 她抬头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这位先生，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他笑着，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捏着咖啡盘，“但不妨从今天开始认识。” 她没看他，“对不起，我很忙。” “你是记者，对不对？”他放下咖啡，两肘放在桌上，整个人凑上去，“我记得，我在辣斐大戏院见过你。” 她抬起眼，瞟了对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说得眉飞色舞，她看也不看，依旧写自己的。对方说了一阵自己如何进入放映间、与谁有关系、如何看到了放电影的全过程等等，发现她不理会，眼神就瞟到稿纸上，“你在写什么，又有什么新鲜花样了？”说着就要伸手夺过稿纸来看。 那干净修长的手指刚伸进稿纸里就被她打了一下，不响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说话，单用铅笔指着他的眉心，对方立刻结了帐，讪讪而去。 门开了又关，咖啡馆里又恢复宁静，众人的聊天再度变成低沉的嗡嗡声。刚才压在告知稿纸底下的字条，已经被带走了。 这办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没有碍着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从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演下去，当时怎么认识，后来怎么重逢，欢喜冤家，诸如此类。反正只要他缠着她，有的是办法把纸条从她身上转移到他身上。 他还说，大不了我们甚至可以演到假恋爱，假结婚。 她真心实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梦。 她是一个刚刚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还在纽约从事过一段新闻工作，差一点儿就要成为AP的记者，这都没错；她回来才半年就以特别能跑新闻、特别能写稿而出名，也没错：但终归，她的本质身份，是一个军统特工。 她学新闻学了四年没错，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训练也有半年。她在纽约的唐人街认识安良堂的师傅拜入人家门下已经四年。而她有了干这件事的想法，往长了说得有二十六年。她从小就喜欢《刺客列传》，她迷恋那些凭一人之力就扭转乾坤的故事，有时候还自己扮演，从小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说她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她引以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时候，总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觉得自己特别一以贯之。这种迷恋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胆子大到跑进堂口众多的纽约唐人街去闲逛，敢路见不平，敢拜人为师，敢和一众师兄争高低，师傅总说她气血太热，她笑师傅几时懂了中医。 直到她在纽约看见王小亭的那张照片{7}——残垣断壁，浑身血污的儿童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号泣——她觉得自己的眼泪是滚烫的，滴在衣服上霎时就蒸发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准备经过香港到美国来。祖籍南浔长于上海的她也没有一直把上海当作“故乡”，仿佛朦朦胧胧地，只有故国的概念。故国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当然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好，但要直到这张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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