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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既已不存，她就到敌人背后去，一刀，捅在命门上。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梦，朦胧迷离，梦中每个人都说着奇怪的话，唯有她自己，清醒，执着，采取与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旧金山与香港匆匆交汇后，回到上海。 然后是纸笔，相机，电影圈子，□□□□抗日媚日戏剧，一室一厅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说，你这个身份，特别好，电影戏剧的圈子里人多，口杂，套情报容易，也是你的专业。她没问往后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怎么办，也知道不能着急，也记得师傅说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话，但在她能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当外面是这样乱。她稿子基本写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烟掐了，望向窗外。选择这里接头，一是不近不远，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确喜欢这里，有经常来的事实，完全合理。她喜欢这玻璃窗外小巷尽头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齐的、天然吸引人的构图。而现在，她从这长方形的相框里也看得见收尸队，他们一天的活干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扫，那血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吓人的。□□对于常人来说是那么恐怖，可对于她而言，似乎还有更可怕的敌人。别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杀了”，她想的则是“自己最坏的下场比那还惨”，终结于枪口，终结于76号的监牢与某一种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于宪兵队牢房的新花样：敌人如此巨大，她却坚持得要战胜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张照片她都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战胜它。 她永远记得自己看到那张照片时的心情，就像记得自己去告别师傅的时候。师傅说，我没有教会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带上了这条船。她说我不后悔。师傅说我知道你不后悔，你从来不会，我洪门子弟，能教出来一颗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满足。她笑，说功夫的确是学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够，但是救亡是够的。师傅点头，说是啊，人死不过一寸钉，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后她就上了船。好几趟船，好几趟火车，从东部到西部，在旧金山一边等待母亲，一边安排父母在美国的生活。未几母亲和妹妹来了，人到财到，还说父亲、叔伯还有哥哥都在香港，一边转移财产一边要来。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气清凉甚至还有点冷，她按父母要求置办了全套产业，安排妹妹去上学，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说自己决心回去抗日。 他们不愿意，也没法不同意。后来回去的船上她看见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8}。她看了，悄悄带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几份，寄回去给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们能知道。 不，她要他们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怀抱的正是这样的理想：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 这话除了对家里人，她只对一个人说过，高中时的同学裴清璋。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里。回到上海也没有专门去找过，也许逃难去了也说不定。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计代价。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别父母，告别哥哥和妹妹，告别纽约、洛杉矶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随时都会被76号抓走、死在里面的状态里。她不怕，既不怕成为专诸豫让，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她有的是实力。她在香港学到的一切让她相信这一点，德堂意味深长的夸赞也让她相信这一点。 你来的是时候啊，德堂说，王天木的事已经过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来，肯定会被他给供出去。 她笑，说是啊，现在上海，是新的战场。 低头看一遍稿子，改了几处，再来一杯咖啡，点上一根烟，一时也不想回家去——除了还在上海看摊子、时不时总想去香港或者菲律宾躲一躲的堂哥汤玉琅之外，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国，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基本上也去了重庆，可谓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范围尽量地扩大。收入支出什么的虽然不是问题，自己的私房钱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处社交，她总觉得孤独。为了办好事，她总不能彻底暴露她是谁，展现的自己是经过了掩饰修饰矫饰、带着重重面具的自己，这样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劳，这不是分担式的关系，而是充满强加的关系。她不喜欢。她怀念少女时代曾经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么遥远，那时候还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沪抗战时，她和裴清璋，不，她带着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里。那时候竟然怎么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亲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裴清璋的母亲总是这么说。最后，还是她的父亲拜托了青帮的朋友去找到的，还是在窑子里。十年了，想想那时候的裴清璋并不快乐，她看得出来，那样子太鲜明，当初看不透的种种，现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 希望她现在过得快乐，虽然在现在这世道，恐怕很难做到。 窗外，她看见一群瘪三大摇大摆走过去，一看就是跟着吴四宝投身76号的人，自称“青帮帮众”。哼，她在心里冷笑，门规森严，结果只要世道一变也就跟着变了。所谓“江湖上”真正可靠的人，也没有多少。像师傅那样的人，更乐自外于“江湖”。不过吴四宝如此招摇，恐怕不日就要死了。难不成还以为自己是老虎灶里的开水，开了锅就会升天？ 师傅曾经教她不要鄙视自己的敌人。可对于吴四宝，她实在没法看得起。 她起身，旋风似地收好了东西，走出了咖啡店。 极司菲尔路76号，高洋房的二楼，东边办公室，情报处{9}里，万小鹰百无聊赖地坐着。平常无事的一个下午，楼下的两个接待员都没事儿干、正互相抢对方领子后面的进门标志闹着玩，她的位置背靠窗台，调笑玩闹的声音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按理，她当然不应该坐在这里，情报处本来都是在门廊下边东头那溜平房里的。但是为了和日本宪兵队的督导近一点、更是为了和李士群近一点，情报处搬上来了。是故，这些日子以来她干的最多的就是跑上跑下，把情报送给李士群，送给宪兵队的督导，身影反复穿越高洋楼面前的花园，活像一只蝴蝶。 在吴四宝这些人看来，她当然是花蝴蝶，恰如她看不起吴世宝、非要叫人家烧老虎灶时的名字吴四宝一样。 万小鹰新来的，论资历，是新人，是唐惠民带进来的。乍看起来既不属于丁派、更不属于李派，论理要么沦为两派倾轧的牺牲品，要么默默无闻以求自保，谁知道万小鹰一来就得到重用，众人不明所以，以为唐惠民失势已久、怎么会有如此能量？后来看见她和日本督导说话才明白了，她会说日语，而且很流利。 那她和盛东声的关系姑侄也就不足道了。和一个前花花公子、现政府官员的已不存在且无血缘的亲属关系，哪有会说这么好的一口日语来得重要？ 虽然他们也不待见她对日本人礼貌谦恭、对中国人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似乎总也看不见玩世不恭和前倨后恭的区别。他们只能看见万小鹰华丽的衣裙，新烫的卷发，摇曳的步态，再闻到一点时新的香水味。 此时万小鹰懒懒起身，拿起手上的文件，准备送文件去。随着她起身，一身黑底白波点旗袍像画一样徐徐展开。不同于孙夫人的端庄，她这一套，下摆短些，波点大些，虽然风格素雅，却实在被她穿出一种调皮机灵的劲儿；配上新烫的卷发，白色高跟鞋，咔哒咔哒，开门下楼，俨然一道灵光靓影掠过洋房走廊。 从西边到东边，她先是在一排平房里找几位处长，该收到收到，该签字签字。吴四宝不在，得给他的副手。副手人不在座，问旁边抽着烟翘着腿的污浊男子，说在审讯室。到了审讯室里面，明里往暗里那么一看一喊，将文件夹一递，她两手抱臂，就这么站着。里面传来阵阵哀嚎，她也不为所动。吴四宝的副手用上海话和她开玩笑，她也笑着回过去，几乎对囚犯的惨叫充耳不闻。 等她走了，副手望着她远去的方向，想着这是怎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想了想，不免想起她在政府里的那一层关系，更感惊奇。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女人？年纪轻轻，就这样了？好像他自己穷凶极恶就是应该似的。 到了点，万小鹰收好随身物品，合上小巧玲珑的挎包，袅袅婷婷地离开令常人闻风丧胆的工作地，悠悠哉哉地晃回了家。原以为是个无聊的夜晚，正愁去何处打发漫漫长夜，结果刚进公寓楼就被门房拦下，说万小姐，有人送了一张字条给你。 字条？回家把自己扔进沙发里，打开来看才知道是盛东声送的。她笑，大眼睛转了三圈，起身，拿起电话。 “喂？” 法租界那一头，高大肥壮的男子一手拿着听筒一手夹着香烟，对着听筒哈哈大笑。一会儿你怎么样，一会儿我就还行，一会儿好的好的，一会儿没事没事，末了，话题的结束于“改天一定要来吃饭”，然后心满意足地挂上电话。 电话安静地依附在墙上，肥壮男子则回到客厅坐着，没有拿起刚才还在读的报纸，只是笑着吸烟。他的身侧坐着身材颀长、圆髻乌黑的女子，刚才还在后面看着他，现在也坐了回来，拿起刚才放下的绣绷子——可看那针脚，实在绣得不怎么样。 “谁啊？” “侄女。” “侄女？” “万惠浓的侄女。” “哦————” “现在在李士群那里呢。”说着，肥壮男子碾灭了烟，“总之，来日要是来了，你就替我多招待招待。我和她的小姑姑终归是离了婚，不方便再搅合到一起去。有劳你，雅立。” 女子的眼睛没从自己不外如是的绣片上抬起来，只是点了点头。他也无言。可她大概是觉得沉默不太好，遂开口补充道：“这是我应该。而且，我还应该恭喜你才对。” 话出口，她也知道自己的语气和自己的表情一样，只有无奈。 男子笑起来，“你就是喜欢说这些客气话！雅立，我们是夫妻。” 丁雅立依然只是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才唤女佣做饭来吃。 大家都吃完晚饭，上海的天也已经黑了，法租界也不能例外，正如上海也不能例外于整个中国一样。遥远地，似乎听见一阵吵嚷，一阵脚步，一阵呜咽和窒息的声音。也许有人在剥猪猡，也许是更糟糕的什么，没人知道。衣服虽然是剥去了，但脸上的面具，戴上就不那么好拿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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