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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是个美好的晚上，也不止是因为这一点或这一天，更因为后来的一天，两人一道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汤玉玮才对她说，当天她遇见监视她们的人和她说话了。 “说什么了？”听到这话时她还躺着，但困倦霎时不见了。 汤玉玮说，她们去找三合会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说假如有这样的诉求，应该告诉他们，“我就笑着说，你们迟早是要走的，我还要在这里活下去。再说，焉知不是多一群人帮你干事？他们帮了你，又不如你，不会发现你，你有需要却分身乏术的时候，就可以去找他们，凭借你们的关系、权势、还有钱，还怕他们不听你的？” 她身子没动，只有内心轻轻摇晃。她几乎能想象汤玉玮说这话时几近倨傲的情态。 后来那些跟踪的人，据汤玉玮说，并没有减少，但渐渐怠惰了些。甚至有的时候不会再两个人都跟着，在医院门口守着等等。她其实也觉得医院不用守着，守着还扎眼，她都看见了，让医生护士盯着她不好吗？直到后来一天她反应过来了，那些人也不只是监视她，更在于随时处理她，只要有任何不对，收到任何指示，就立刻下手灭口。 汤玉玮估计一早看穿了这一点，只是不说罢了。而她反应过来时，这些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她是夜回去问汤玉玮，汤玉玮笑笑，夹起一块白斩鸡，蘸蘸，“说不定真的走了。” “真的？”也不问“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因为最近堂口里来问我些事情，总是他们的那些事，想拉我一道去，我推辞了。你想，他们能来找我，没有人阻止，上面又没有人指挥他们，他们还敢生这个心，估计真是撤了一部分。” 那时候，已经是盛夏之末尾，天气之热，让夜里的清凉晚风显得珍贵。 她当然也知道恐怕这只是拼图的一部分，完全恢复自由，不知要到何时。虽然现在自己的性命也不完全在自己手上，不测风云总是来自天上，谁能下一次要她们性命的事是什么？她再也不考虑这些事情了，有限的注意力和精力，只拿去做两件事，两件从上海一直做到这里的事，照顾母亲，找工作。 一开始到香港的时候，两人都没有时间去工作，市面也不好，急于去找工作也容易被视为不安分——明明去找堂口拜码头就已经够不安分了——两人就一直吃着从上海带来的老本。现过了三个多月，汤玉玮渐渐有空了，就想重操旧业，保护一下老本和那一直用来治病的十万美金。但穿街过巷地当摄影师并不合适，就算可以通过匿名邮件把照片寄给以前的联系人，总要提供一个账户收款，而那就是可以找到她们的线索。 不行，如果那样等于同时把两把刀子往自己吸引。由此，汤玉玮只好转而去报社应聘，每天骑着单车，在购买日用的间隙，四处面试。 为了照顾好母亲和她，同时兼顾面试，她看着汤玉玮把日程做得无比精细恰当，多一分钟的闲空都没有。 她很心疼，可她也知道自己完全帮不上忙。她能做的事和汤玉玮当自由摄影师是一样的危险，联系故旧才能获得翻译的资源，从头开始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找她。 何况她也没有时间去做，她光是照顾母亲就已经够累的了。白天她来，晚上常熟阿姐来，母亲虽然不是不能自理，却也需要有人一直看着，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万一。 她的感性一点都不愿意去想那些随时潜伏着的万一，理性却不断地劝自己，要接受啊，要接受，不然万一真的来的时候你就不能接受了，你就不镇定了，你就…… 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开始关注大陆的战况，有时还拉着汤玉玮一道讨论，虽然知道肯定回不去了。只是读着读着，字里行间刀光剑影尸山血海中，她总是想到自己身边迫近的死亡，想到医生说母亲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要彻底治愈，恐怕很难，只能降低痛苦，延长寿命。 没有别的办法了？她问医生。医生很为难的样子道，也许有，只是我们还不能。 她不敢问延长寿命是延长多久，因为母亲的样子看着总是长不了。无论哪个答案，她都觉得自己承受不起。毕竟母亲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如果她的爱与思念是脐带，那脐带就连接着两头，一头是母亲，一头是汤玉玮，两个人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当母亲很清醒的时候，会像往日那样问她，你怎么老在这里，不用工作嘛？但是脸上只有疲态，不见了当初的刻薄，她会因此不忍，遂笑着说，不，我陪陪妈妈。 都什么时候了，不要吵架了。 母亲会看着她，一直看着，直到说出一句来了香港之后一直说的话，“都是我拖累了你。” “妈妈……” 她总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接话。 有时候母亲心情比较抑郁，这话还有后文。母亲会说，是自己连累她不能嫁出去，直到现在还孤身一人。她心情不错的时候，会不搭理这话立刻说点别的，有时候要尽力忍住自己的厌烦——这她很熟练，不需要格外努力——但终于有一天，被说得不耐烦了，也不再想挣扎了，就说，自己有汤玉玮就够了。 自己听见自己这么说都吃惊，有些后悔，但看着母亲，母亲并没有什么反应，似乎是假装听不见。 扪心自问，她对母亲这样的反应是喜忧参半的。这不是她熟悉的母亲，却是她想得到的结果。医生说母亲的肝性脑病很严重，难道已经严重得让性格都改变了？她不知道。 秋天的时候，她发现病房来了一位新的病人，会讲上海话，就提出拉上常熟阿姐，给母亲凑一桌麻将玩玩，病友和阿姐都积极响应。她也觉得这该是母亲一定会喜欢的事，谁知道母亲当场拒绝，而且竟然毫不领情，说自己一点都不喜欢打牌。 看来反复无常是一点儿都没变。 后来，台风季节，天气很凉，母亲因为潮气入侵而浑身疼痛，脾气也更恶劣，直到中秋当日，干脆对她和汤玉玮说，我不要你们陪同，都给我滚！ 两人面面相觑，心说最近什么都没做啊。 结果常熟阿姐赶来、而她们好不容易陪母亲吃完饭要走的时候，母亲又突然像个小孩一样掉下泪来，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甚至主动提出要一旁的汤玉玮劝一劝自己的女儿，不要走。 那天晚上两人走出医院时，天很黑了，她坐在汤玉玮的单车后座，靠着汤玉玮的背，哭了起来。 母亲已经像个缺乏理智的小孩子了，这证明她的肝性脑病已经很严重。也许有一天母亲会彻底失智，也许会忘记自己是谁—— 不，不不。 她哭泣，汤玉玮安慰，两人一路下山，一路说着母亲现在的脑病到哪一期，肝又怎么样了。汤玉玮总是做理性分析，好坏都说，目的是让她镇定，不要胡思乱想。 直到快到家，路过石塘咀，夜深了这一片却依旧灯火通明，她看见那些妓女，忽然就想到父亲。 父亲。 消失在久远年月的父亲。 早就和这一切无关的父亲。 给了自己生命，改变了母亲的人生，却两手一摊不再做任何事的父亲。 “要是……” “嗯？” “要是父亲还在，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也许一直都有所依靠，也就一直不会长大？也许早就嫁了别人？也许不会在这里？也许会过得很轻松，又或者更累更惨—— “我也想象不到，”汤玉玮说，“我只知道我过去有了你，现在觉得很好。” “嗯。” “何况，我实在是没有应付岳父的经验，实在想象不出来啊。” 汤玉玮的玩笑语气让她破涕为笑，遂一边嘴上笑骂她胡乱安慰，一边伸出双手搂着汤玉玮的腰。 山林道路的风吹过发丝，吹进心里。 不，什么如果都不能想，不需要如果。 因为就算真的如果，她还是会选这条道路——只有这条道路和这条道路上的坎儿，让她遇见了汤玉玮，让她抱紧不肯放开直到余生结束的汤玉玮。 只有这个人，在自己不长不短的人生里，让自己觉得不孤单。 岁月如梭，直到年底，汤玉玮还是没有面试上任何一家报社。不过勉强为好几家报社写些零星的稿子，勉强算是能挣得一些收入。她们不宜太过抛头露面，这下发现连钱也不方便挣，不由觉得夫人算计她们算计得太好了，可谓步步为营，让她们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她为此总是唉声叹气——不是为了自己或母亲的遭遇，叹息的是汤玉玮反复被打断的事业——汤玉玮倒是心境不错，觉得自己迟早会时来运转，“再说，我有今天，也是我自己选的。十年前，对，真是十年前。” 那时已经是1947年。什么行宪，什么“确有把握”，什么“四者问题十分严重”，她们都不在乎了，巨大的历史车轮从她们身上碾过了多少次了，现在她们只想顾及自己。 直到那天，汤玉玮在医院接她的时候，那样高兴。她问什么好事，她说，今天自己在某一家娱乐新闻为主的报社门口，遇见了旧日相识程步高。对方见了她非常高兴，她让他别张扬，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理由与钱相关，对方立即提出，既然这样，是否考虑到电影公司来工作？ “好是好，”她说，“可你去了做什么呢？” 汤玉玮笑说还不清楚，去了看看，但自己什么都能做，“反正我都懂！” “演员你也懂？”她笑道。 “咱们演的戏还少了？”汤玉玮松开车把，把左手伸过来拉着她的手，“也就对你，一点儿掩饰都没有。” “真的没有？”她说，但不及汤玉玮回答，她就把汤玉玮拉近自己怀里，罔顾两人之间还隔着一架单车，“去吧，好好去。” 去飞，去高高地飞。我会仰望着你的。 作者有话说： {82}维克多·沙逊爵士（Sir Ellice Victor Sassoon, 3rd Baronet，1881年12月20日－1961年8月13日）是英籍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第四代，商人及酒店经营者，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沙逊家族商人和银行家族。沙逊于1929年在外滩20号建造了高10层的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今和平饭店），1930年3月，新沙逊洋行的新总部在上海沙逊大厦开业。
第四十九章 她从没有靠丁雅立这样近。丁雅立身上的香水味也从来没有这么蛊惑。在痴迷得接近失去理智的边缘，她对自己说，够了，够了，现在可以短暂休息，也许下一步就是别的天地呢？她路过这花丛多少次，一次都没停下来休息，只是观望，现在总可以走进去躺一躺了吧？像史湘云—— 丁雅立轻轻笑了一声，声音很低，她却像受了惊一样动了动。结果丁雅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过来，拍了拍她的头，示意她继续靠着，不用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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