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虽然阳明先生悟了道，可是他这个道悟得太迟了。此时皇权一统，名臣杨一清和大太监张永已经形成了对帝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黄金组合，杨一清在内阁替张永炒作，张永在宫里替杨一清炒作，两个人扛着权力相互替对方立德，所以这立德之事，就暂时轮不到阳明先生了。
不让立德，那就立言如何？
阳明先生正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不停地开办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广招弟子，见人就讲。
可立言这事也轮不到阳明先生。时有名臣王琼出任兵部尚书，正赶上江西闹土匪，这土匪闹得凶啊，没人治得了。王琼就琢磨：谁能替咱们把土匪摆平呢？顺着人头一拨拉，哈哈哈，发现了王守仁。
谁让王守仁那厮，又有立德的本事，也有立言的本事，你很拽嘛！少来了，立德立言这事以后再说，先去立功，把江西的土匪剿灭了再说。
升阳明先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
这个职务，就是让阳明先生把土匪剿灭了。现今土匪都聚集江西，偏偏叫阳明先生去巡抚南赣，你不先行剿灭土匪，如何抚又如何巡？
没法巡也得巡，正德十二年正月，阳明先生赴任南赣。
走水路，行至吉安府万安县，就见前方行人奔逃呼号：土匪来了啊，铺天盖地的土匪啊，逢人就抢，见人就杀，大家快点儿逃命啊！正摇船的舟子见状惊慌，立即就要将船掉头，逃往安全地带。
阳明先生出舱，大喝曰：不许掉头，迎着土匪冲过去。
老子都得道了，还怕你们一窝小土匪？
帝国没有赔偿法
阳明先生让船迎着土匪冲过去，是基于他对人性规律的彻底性认知。
人这种动物，没有哪个是生下来的先知先觉，都是在后天环境的成长之中，与外部环境的刺激信号形成反馈，大脑最终形成了对某种信号的选择性敏感。如阳明先生诗书世家，纵然是他懒得悟道，也必是一代风流才子。而一个生长在土匪窝中的婴儿，因为外部缺乏对知识的刺激，也就难以形成大脑的敏感点，想成为阳明先生这样的人，非得几代人栽培才可。
同样的，一个优秀军事人才的出现，也需要相应的环境。大明帝国虽然隔三岔五总闹出些群体事件，但却没有持续性的规模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军事方面人才的稀缺。即使有零星几个对军事超级敏感的异类，也奈何不得儒教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不是将其绞杀，就是难以找到追随者。
从这个规律上判断，活跃于江西一带的土匪，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未必拥有强势的军事人才。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的可能性，近乎百分百。
也就是说，阳明先生要对付的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类人又有什么特点呢？
放着好端端的人生之路不走，而是沦为鸡鸣狗盗，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商过低——略高一点儿就会老实耕田，再高一点儿就会辛苦读书。在大明帝国的黄金时代，读书种子稀缺，大凡一个人愿意读书，朝廷就会给你提供禄米，鼓励你读书，可朝廷的禄米放在那儿你不拿，却偏偏当了土匪，你说这智商靠得住吗？
智商低的人距离文明有些距离，距离动物界却比较近。这就注定了智商靠不住的人，都有几分奴性。而奴性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谙规律，不懂得起码的道理，唯独对暴力和权力有着极度的恐惧心理。
有恐惧就好办。只要你恐惧，那么阳明先生就可以吓唬住你。
《靖乱录》之中，这样描写了那些智商超低、因其过强的奴性而终日陷入恐惧状态的土匪们：
正德十二年正月，赴任南赣。道经吉安府万安县，适遇流贼数百，肆劫商舟。舟人惊惧，欲回舟避之，不敢复进。先生不许，乃集数十舟，联络为阵势，扬旗鸣鼓，若将进战者。贼见军门旗号，知是抚院，大惊，皆罗拜于岸上，号呼曰：某等饥荒流民，求爷赈济活命。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那些低智商、高奴性的土匪们。他们刚才还在气势汹汹，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突然见到几艘空船，一个戴了官帽的长胡子，就忙不迭地跪下了。你说他们至于吗！
见了弱者就欺凌，其手段残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见了强势就下跪，其奴性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差不多和阳明先生同一时代的法国，有智者孟德斯鸠撰《论法的精神》，书中说道：世上的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君主政体需要尊严，共和政体需要信用，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大明时代的帝国治下，就是这般满心恐惧、极度无知又充满了不可救药的奴性之国民。
对此，阳明先生的认知，比孟德斯鸠更为深刻。
于是阳明先生不紧不慢地将船停靠在岸边，派了手下人拿了小旗上岸，宣布道：巡抚王老爷知道你们缺心眼儿，又懒到骨子里，弄得吃不上饭，所以才因饥寒交迫沦为土匪，现在宣布你们立即解散，等待王老爷给你们发放救济粮。如果你们再横行不法，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这事就算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那遭到土匪抢劫的人怎么办？
算他们倒霉吧，这节骨眼儿上还是少惹事儿。
理论上来说，阳明先生既然不追究土匪，那就应该用公款支付被抢夺人家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可如果有这种好事儿，《年谱》不会避而不谈，但既然没有谈到，应该是没这回事儿——帝国没有赔偿法，所以我们也没理由追究阳明先生。
把暴民关在笼子里
悟道是件好事。
但你悟道之后，也许会和阳明先生同样地失望。
阳明先生生活在一个权力社会里，在这个世界，权力无所不在。
权力是个坏东西，它不光是腐蚀掌握权力的人，同样也腐蚀被权力凌辱的人。
掌握权力的人，会被异化为暴君。被权力凌辱的人，会被异化成无知懦弱而又残暴的奴隶。事实上，正是奴隶和暴君的两极社会，才构成了权力的现实。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着奴隶，那么暴君也就不被称为暴君。但世上一旦有了暴君，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尽可能多的人异化为奴隶，以延续权力的效力。
权力是暴力的产物，它的一端是暴君，另一端是暴民。
阳明先生一定深入想过这个问题——又或者，以他的智慧，也许根本用不着想，上德不德以为有德，连这种事都要费脑筋去想，那未免太没劲了。
但阳明先生一定曾经长时间盯着负责军营后勤事务的一名老衙司在看。
这名老衙司真的好老了，头发花白，腰身佝偻，走几步就要喘息上大半个时辰。如这般老人应该坐在家门前，品着香茗，安享晚年，但他却必须要出来工作，以养活他那正坐在家门前，品着香茗，安享青年的儿子。
养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比养个老人更要花钱。老人最多不过是一口热乎饭，一碗温水，再就是陪着聊聊天，这就够了。可年轻人的需求就比较多，他要吃最精美的饭菜，穿最华丽的衣服，还需要年轻美貌的女人——而且一个还不够，似乎多少美貌女人也不够。
所以这老衙司，他的家庭负担就比较重。
朝廷开出来的微薄薪水，最多只能让老衙司饿不死，却无法满足他儿子的无尽欲望。
只能是另想办法。
办法也不是没有，老衙司的工作是度支军中粮草，一旦有征剿土匪的官兵要来，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老衙司就会比任何人更早地知道。所以这老衙司就在土匪的总部挂名了个信息搜集员的兼职，勉强维持了家用。开始时阳明先生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不起眼儿的老衙司，但几次征调官兵，山匪都闻风而走之后，阳明先生就盯上了这个老头儿。
拿这个老衙司怎么办呢？
杀了他？
好像不妥吧？你阳明先生是个悟道之人，至于跟个老衙司过不去吗？
留着他？更不妥，这老头天天不辞劳苦替土匪送情报，看着让人上火啊。
想来想去，阳明先生在晚上临睡觉时，突然派人把这个老衙司叫进来，商量道：老人家啊，你这么大年纪，还兼职替土匪卖命，真够敬业啊。你说我要杀了你吧，你年纪真是太大了。不杀也成，可你至少得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吧？
老衙司诧异地看着阳明先生：巡抚老爷，我听不懂你的话耶。
阳明先生摊摊手：听不懂就算了，推出去斩了。
老衙司惊叫起来：老爷老爷别玩儿真的，我招我招我全招，我把土匪设置在城里的秘密联络站全部告诉你，求求你别杀我……
阳明先生摇头叹息：唉，人性啊，人性！
阳明先生先下令将城中土匪的秘密联络站全部拔除，然后下令：既然人性如此难缠，是非好歹懵懂不知，那也好，咱们就弄个铁笼子出来吧，把暴民关进笼子里，或许你们会老实一点儿。
又严行十家牌法。其法十家共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诘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时报官，如或隐匿，十家连坐。所属地方，一体遵行。
这就是《靖乱录》中所记载的，由圣者阳明先生所推行的保甲法。在此之前，民众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而保甲法的实施，将彻底剥夺民众那微乎其微的自由度，从此沦为囚笼中的奴隶。
以阳明先生的圣者之智，他要琢磨着把老百姓关进笼子里，老百姓又能有什么办法？
然则，以阳明先生圣者之智慧，他为何不选择把暴君关进笼子里呢？
很简单，暴君只是暴民的产物，你依附暴君，对付暴民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对抗暴君，首先遭遇到的就是暴民——而这就意味着，你将沦为天下人的公敌。阳明先生可不傻，才不上你这个当。
而这个保甲法，于民众而言并无丝毫实际意义。事实上，正是因为民众先行将自己关进了无知的笼子里，所以才会有阳明先生的保甲法。任何时候，一旦民智开启，获得智慧，也就获得了与权力分庭抗礼的资本，这时候，民众也就获得了自由——总之一句话，民众的自由，只能是通过智慧自行获得，任何人，哪怕是圣人，也无法拯救一个沉溺于无知之中的惰民。
这或许是阳明先生保甲法的本意。
用兵如神
如果一定要替阳明先生说句公道话，那就是：他的保甲法本意，并非要将民众关进笼子里，而是将民与匪分开。
要知道，民众百姓是无拳无勇的，特点就是懦弱。而土匪则混杂于民居之间，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将自己与百姓混淆。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心理因素：首先是即便是坏到家的土匪，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恶人，只是世道太坏了，他才被迫替天行道。所以在土匪的心里，他比圣人还要纯洁。这么圣洁的土匪，跟你百姓搅和在一起，是看得起你。其次，举凡匪恶之人，也都是以己度人，认为自己坏，别人更坏，世上压根儿就没有好人，既然你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最后一个才是土匪的隐身之术，混于民众之中，官兵来了他是比老百姓还勤恳的老百姓，官兵前脚走，后脚他仍然是凶恶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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