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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插队的生活很苦，刘某并不怎么喜欢。但云南的风景很美，作为死前的最后一站，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晚春时节，他最后向朋友借了点钱，再次乘上了前往彩云之南的火车。 他想死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 然而，在水急浪险的澜沧江边，刘某遇到了藏族姑娘央金。 央金正背着她的母亲出远门。 她每日徒步走过几十里山路，抱着母亲挂在溜索上飞跃澜沧江，只是为了寻找一位能够为母亲治病的医生。 “她当时做的事情，是我连想不都敢想的。” 白色烟雾，缓缓地从玻璃烟嘴里倒流出来，像是要为回忆蒙上一层缥缈的纱：“在我看来……她就像是金庸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侠。为了救母亲，她能做出世间最了不起的事。” 听了老刘的话，领导长吁一声：“以前日子确实是苦。不过你夫人也是奇人，每日背着老母走上几十里，如今就是换个男人来，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喔！” 岳一宛放在膝头的手，渐渐虚握成了拳：尽管此生素未谋面，但对于央金背着母亲四处求医时的心情，他确有感同身受般的体悟——十六岁的岳一宛，也曾怀抱着同样的痛彻与悲怆，无助地徘徊在Ines的病房门外。 在老刘短暂沉默的这个间隙，杭帆悄无声息地握了下恋人的指尖。好似一个隐蔽而纯洁的，充满抚慰意味的吻。 刘某不急着去死了，暂时。他想要帮央金的母亲找到医生。 央金不会说汉话，刘某便自愿做她的翻译和向导。饿了嚼一把青稞面，渴了就摘路上的野果子吃，在大大小小的山间道路上不断地挥手搭车，驴车转拖拉机转货车再转公交车，他们终于蓬头垢面地来到了昆明。 医生看着他们，只有低低地一声叹息。 大半年后，花完了身上所有积蓄的央金，即将独自启程回到茨中乡。临别前，她问身边的青年：「你呢，你要回哪里？」 青年无话。他能回到哪里去？他又没有家。 「我也没有家，」央金说，眼神坚毅，像是雪山高空中飞过的鹰：「出门前，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但如果你跟我一起回去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家。」 就这样，他们重又走回群山深处。 回到父母世代居住的地方，央金垦地，种青稞，修建房屋。姓刘的汉人青年，则帮着搬运石料，赶车驾马，再做些扫洒煮饭的活计。空闲的时间，央金还要种葡萄。 在他们新砌成的房子后面，长有几株粗壮的葡萄藤，一看就是很有些年岁的模样。 按照央金的说法，这里原是她祖父母住的地方。祖父母去世后，屋墙坍塌，一直无人修理，直到央金重又砌造起了这栋屋宅。 「这些葡萄藤，是我们以前一起做礼拜的地方。」 央金对她的丈夫说，遥遥指着远处的一座尖顶小教堂：「那里是教堂，但离我们家太远了，教堂后来又被改成了学校。这里的葡萄藤，是我的曾祖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从那边教堂的葡萄田里‘请’来的。所以，我们家一般都在这座葡萄架下做礼拜。」 她丈夫笑话她：「你都不会说汉语，做礼拜的时候要怎么念圣经？」 「我们有藏语的圣经，还有藏语的赞美歌。」夏日的葡萄架下，央金的脸庞上有自豪且骄傲的笑容：「种下这些葡萄，也是为了礼拜我们的主。」 老刘从未正式皈依过天主教。因为在他眼里，自己这位无所不能的、如同女侠般的妻子，才是真正慈悲的玛利亚。 从八十年代末到新千年之初，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风云巨变。这在期间，Ines的酒庄落成，“红酒”与“葡萄酒”的时髦概念，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追捧。 即便是雪山与江流所组成的天堑，也没能够阻挡时代的步伐。 1997年，随着碧罗雪山徒步的兴起，游客们开始涌入香格里拉，寻找《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 家在澜沧江沿岸的央金，便将自家的多余房间腾出来，充当起了背包客们的客栈。以藏族人特有的热情，她拿出家里最好的自酿葡萄酒来招待客人：这往往会令背包们大感惊奇，毕竟他们谁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庄里，竟然还会有葡萄酒这样的时髦物事。 「我来告诉你吧，大妹子，你们在这儿赚个块儿八毛的，真不是什么大钱。」酒意醺醺地，有客人这样对他们说道：「十块钱，在你们这里可能是一笔巨款。但到了外面，你以为十块钱很值钱吗？没这回事儿！」 「我要是你们，就把这个葡萄酒，拿到外面去卖。哎！这要是能打开销量，年年不得赚上他个十万块、百万块的？大妹子，你不是信耶稣吗？我告诉你，啊，我来告诉你。你们耶稣教的总坛，就在欧洲的那个意大利！哎，你要是能卖个十万块、百万块的红葡萄酒，就能去意大利，亲眼看看真正的耶稣！」 在当时，十万元人民，对于生活在雪山深处的央金和老刘来说，已然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可如果人一旦有了勇气，能够想象到自己手中正握着十万元巨款的话——曾经远在天边的、此生绝无可能抵达的罗马与梵蒂冈，似乎也突然离自己更近了一点点。 从那一天开始，央金将更多的心血灌注进了葡萄园里。 她在山坡上开垦葡萄田，以绝不屈服的顽强毅力，将荒地开垦成一道一道的田垄，又精心地扦插起葡萄藤；她挨家挨户地走访那些种葡萄的邻居，向他们讨教各种各样的种植技巧；听说神父入驻了翻新后的教堂，她便每周日都风雨无阻地骑着驴子上教堂，祈祷天主垂怜，让葡萄丰收；她还会主动去各个酿酒的人家里帮忙，以观察他们的酿造流程与自家有什么细微的不同…… 酿好了酒，她便用几个大塑料桶装着，翻山越岭地抬去县城的集市上卖。 这是一个让岳一宛深感耳熟，可细节里又处处充满不同的创业故事。 与接受了科班教育，且出身酿造世家的Ines不同。央金其实并不清楚，那些在大城市的酒桌上，动辄售价上百上千元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央金的世界里，她从来就只知道一种葡萄酒：用“玫瑰蜜”酿成的，甜津津而又有着蜂蜜香气的，令人微醉醺然的酒液。 而她又是如此虔诚地笃信着：她相信这杯用来礼拜天主的葡萄酒，终究可以带她走向觐见天主的门。 人们喜欢央金的酒，便宜，甜蜜，又大碗。 更重要的是，她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只要收下了定金，无论要赶多远的山路，无论是多么偏僻难寻的地方，在喜事与节日来临之前，央金一定会将她的葡萄酒送到。 她的生意不错，新千年开始还不到两年，她的枕头里就已厚厚地塞了好几摞纸钞：一块、五块、十块，偶尔也有二十块的大面额。 晚上，央金与老刘枕着这些用双手挣来的钞票，就像是枕着一朵梦想的云。 可惜这好梦并没能做很久。 在流水线作业的工业生产链面前，央金的家庭酿造小作坊，就像地上的一张薄薄纸片那样，被时代的车轮轻描淡写地碾压了过去。 那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国的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 自此，各种酒水饮料的生产线纷纷上马，不仅包装花俏时髦，价格也都丰俭由人。即便是在交通不太方便的山区里，逢年过节摆席请客，人们也更偏爱那些装在易拉罐里的饮料：与土里土气的塑料桶相比，这小小一只铝皮罐子，确实是要时髦气派得多了。 “人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叼着玻璃烟嘴，老刘的整张脸都被遮蔽在了白色的烟气里：“可我和央金……我们还没走出长安城，罗马就已经亡国了。” 背靠着做绍兴黄酒起家的岳氏集团，Ines的葡萄酒都卖得不算顺利。像央金和老刘这样的深藏于山中的家庭小作坊，又如何能够应付得了风云变幻的新时代？ 生不逢时。老刘的讲述中总是提起这个词。 “生不逢时啊！”语气中的无尽哀愁，伴随着老刘用玻璃烟嘴敲打茶几的声音，闷闷地传递进众人的耳朵里。 从十几年前开始，渐渐地，很少再有人来买央金的葡萄酒。 但央金和丈夫的生活，却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为了喂饱肚子，也为了礼拜天主，他们仍然要勤勤恳恳地种田、种葡萄，一复一日，永无止境。 她依然在家中用陶罐酿酒，依然每晚都在那一架架古老的葡萄藤下向天主祷告。 田里的葡萄，往往在酿酒之后仍然剩有许多，他们便采下来卖给食品加工厂，换钱以补贴家用。 去罗马，去梵蒂冈，去觐见主的殿堂——这样奢侈的梦想，终究还是离他们太远、太远了。 但就在央金的梦想日渐落寞的同时，在距离茨中教堂落成近百年之后，法国人重又回到了此地。 他们在这里建起了香格里拉产区的第一座精品酒庄，霄岭。 随后，敖云、宝庄、四蟒，资金雄厚的大酒庄们纷纷落址于香格里拉的雪山脚下，追随而来的小型酒庄更是不计其数。 紧跟着金钱的流向，世界的目光终于也跟着转向了这里：原来，香格里拉的雪山脚下，竟然是能出产美酒的？！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令全世界游客们纷至沓来，也让笔直宽敞的大道一路修进了茨中教堂的门前。而葡萄酒带来的经济文化效益，又使得更多的当地年轻人，主动投身于这个行业之中：开酒馆，做酒窖，建酒庄，盛况空前，好不热火朝天！ 可对央金来说，这一天，实在是到来得太晚太晚。 她老了。 常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终于在无形中摧毁了她与老刘的健康。以往她一个人就能照料的葡萄园，现在必须得借助年轻人们的帮忙，才能极为勉强地维持下去。 至于什么旅游经济，什么葡萄酒文化，那些热热闹闹的字眼，那些欢天喜地的喧哗——这早已不是一个病痛缠身的老人家，还能够继续心神往之的事物。 在这段百折不挠的人生旅途临近终点之时，央金最后一次上教堂做礼拜。 在教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她双手合十，用藏语呢喃祈祷：主啊，蒙受您的召唤，我很快就要去到你的身边。如果我在人间的服侍曾一度令您感到满意，请您赐福于我的丈夫，让他的灵魂能够得到自由。也请您保佑我的葡萄园，作为我曾为您服务的明证。 即便这具身体腐朽毁灭，我也想要在这个世上留下点什么，让世人铭记我曾经来过。 “我是个没有用的男人，”喷云吐雾之中，老刘又像是回到了二十五岁的那个春节，那个因为无家可归，而失魂落魄地游走在街头的青年：“这辈子从没做成过什么大事，也没能帮央金实现她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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