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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想一件事。明天，如果这道口子还没好，那个人会不会再帮他缠一次。这次是六圈。下次会不会还是六圈，还是更多——七圈，或者五圈。圈数的变化取决于伤口的严重程度，但也取决于那个人在缠的时候有多在意。他发现自己在猜测这个人在意程度的量化标准——四圈是照顾，六圈是很照顾。那七拳是什么？无论是伤口不太严重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圈，还是今天不太在意了？他不知道这个量表的最高值是多少。十圈？他想象了一下十圈创可贴缠在手指上的样子——从指根一直缠到指尖，把整根手指都包起来，像一根木乃伊的手指。那个画面有点好笑，他在黑暗中嘴角动了一下。但他马上又收住了。因为他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十圈。 他发现自己有点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不是因为想疼。疼本身不好受——是一种持续的钝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无名指上，感觉到那里有一团热度，有一个被勒住的感觉，有脉搏在创可贴下面一下一下地跳。而是因为想再被那样认真地对待一次。活了这么多年，被认真对待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记得最早一次是十四岁那年，省体校的教练坐在观众席上看他打省青赛，赛后说了句“底子不错”，那四个字是他第一次被人肯定。后来那个教练调走了，新教练收了郭辉家的器材，那扇刚打开的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那样认真地对待他了——直到这个便利店值夜班的年轻人蹲下来，用棉签蘸了碘伏，一点一点、一圈一圈地清理他的伤口，把每一圈都缠得一样宽。 他不知道周屿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们认识了一个多月，准确地说是三十五天。他第一次来这家便利店是十月的一个晚上，那天下着毛毛雨，他在泡面货架前蹲下来拿了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周屿在收银台后面多塞了两根火腿肠，说是店里活动。后来他每次来，火腿肠都是两根，不多不少。三十五天，每天两根，就是七十根火腿肠。什么店的“店里活动”能每根火腿肠都不多不少、刚好落到他一个人头上？他知道那不是活动，但他不拆穿他。因为被拆穿的善意会变成负担——如果他问“为什么要给我”，周屿就得解释，解释了就得承认自己在帮他，承认了就等于把两个人的关系从“顺手”变成了“施与受”。而不被拆穿的善意可以继续以“顺手”的名义存在。周屿大概也需要这个借口——顺手，不期待回报，不期待就不会失望。这是他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之后学会的生存法则。 他们已经用这个借**同演了一个多月的戏。他接受他的火腿肠和关东煮，每次都是四块萝卜，后来变成六块，多出来的两块被说成是“今天萝卜切小了”。他回报给他的方式是准时出现、接受照顾、认真地吃每一口萝卜——嚼得很慢，把每一口汤都喝干净。这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温柔的交换。他在付出自己唯一能付出的东西——他的在场，他的注意力，他在深夜两点推门进来时那声“萝卜炖得比上次久”。他不舍得让这种感觉太快结束。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像一种奢侈品——不是火腿肠和关东煮那样的必需品，而是那些能让他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但周屿用创可贴的圈数告诉他：你值得。六圈，不是四圈。多出来的两圈意味着他在他的手边多停留了一会儿，意味着他看到了肿胀的严重程度，意味着他没有用上一次的标准来处理这一次的伤口。这两圈可能是无意识的——缠的时候随手多绕了两圈，因为伤口比上次长，所以需要更多圈。但无意识的行为才最暴露本心。一个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做什么，那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意识到自己在想这个的时候，他翻了个身，把脸埋在软软的枕头里。枕头是团起来的旧训练服，吸满了器材室的铁锈味和汗味。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这不是他应该想的事。他应该想的是明天怎么训练，怎么把滚桥的动作纠正好，怎么在对抗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肋骨——上次被郭辉一个抱腿摔砸在垫子上，肋骨外侧被对手的肘关节顶了一下，现在深呼吸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脑子里反复回放周屿给他缠创可贴时低着头的侧脸，垂下来的碎发，微微拧起的眉心，还有那一句“别动”。然后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器材室里很静，只有暖气管偶尔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那是暖气片里的水在循环，气泡被水流带着从管道里通过。他把右手从胸口上拿下来，放在枕头旁边，让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贴着枕头。枕头是凉的，创可贴是暖的。凉的枕头，暖的创可贴。他就这么想着，想着，然后就睡着了。
第6章 打听 周六下午，后街的烧烤摊刚开始生火。 炭火还没烧透，炭块表面只泛着一层薄薄的暗红色，大部分还是灰黑的。青白色的烟从炭堆缝隙里钻出来，被风一吹就往人脸上扑，熏得人眼眶发酸。烧烤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夏天赤膊系一条围裙，冬天就裹一件军大衣，炭炉的温度把他胸口的皮肤烤得通红。他正用一把秃了头的蒲扇往炭炉里扇风，扇一下，烟就浓一阵，炭火就亮一分。蒲扇的边缘已经散了，每扇一下就有几根蒲草纤维翘起来。 阿骏比周屿早到。他已经坐在塑料凳子上，面前摆了一盘毛豆，自己剥了半盘，豆壳在铁盘里堆成一座小山。他穿着体校食堂的白围裙，围裙上沾着洗不掉的酱油渍和油斑，胸口印着“省体校后勤”几个红字，已经洗得褪成了浅粉色。围裙带子在背后打了个松松的结——他刚从食堂下班，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脱就来了。 “周屿！”阿骏冲他招手，手里还捏着一颗没剥的毛豆，“这边这边，炭还没烧旺，先坐着。我点了十串羊肉、五串板筋、两个烤茄子，你看看还要加什么。” 周屿在对面坐下来。塑料凳子有点矮，他的膝盖顶着桌沿，桌子晃了一下，铁盘里的毛豆壳跟着颤了颤。他拿起菜单扫了一眼——菜单是塑封的，四角已经卷了边，上面沾着几块干了的油渍。他没什么心思点菜，把菜单放下，说“够了”。 阿骏看了他一眼。那种看不是打量，是认识了半辈子的人才会用的看——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有事。阿骏比周屿大两岁，两个人是同一条巷子长大的。初中那会儿阿骏被巷口的小混混堵过，周屿替他挨过一拳，打在肩膀上，青了好几天。后来阿骏去了体校食堂学厨，周屿留在后街帮小叔看店。两个人见面的次数从每周变成每月，但每次见面都不需要寒暄。周屿约人从来不会主动——他连给小叔打电话都是响三声就挂，意思是“你回我”。突然发消息说“周六有空吗，请你吃烧烤”，阿骏就知道肯定是心里揣着事。 老板把烤好的羊肉串端上来。铁签子在铁盘上磕出清脆的响，羊肉上的油还在滋滋冒泡，辣椒面和孜然粉被热油激出一股焦香。阿骏拿起一串，在签子头上吹了两下，一口撸下来，嚼得腮帮子鼓起来。 “你最近怎么样，”阿骏边嚼边说，辣椒面粘在嘴角上，“便利店那个跨境电商还做不做了。” “在做。”周屿拿起一串羊肉，咬了一口，放在碟子里。又拿起来，又咬了一口，又放下。一串羊肉吃了三起三落，签子上的肉还剩下大半。 阿骏注意到了。他嚼东西的速度慢下来了。周屿这个人吃饭从来不这样——他在便利店里吃泡面都是三分钟解决，面不软不硬刚好入口，吃完之后泡面桶往垃圾桶一扔，筷子往桶里一插，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现在一串羊肉吃了半天还剩大半，不是不饿，是心里有事压着，胃被情绪堵住了。 “你找我，是不是想问什么事。”阿骏把签子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和周屿认识这么多年，知道周屿从来不主动约人。突然请吃烧烤，肯定是心里揣着事。就像上次他从周屿嘴里听到“陈渡”这个名字的时候——那天周屿也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体校有没有一个姓陈的”，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看了自己一眼，不是那种直视的打量，而是从杯沿上方掠过去的极短的目光，快得像一只受惊的猫从窗台上跳下。 周屿把签子放在碟子边缘。然后拿起啤酒瓶，给阿骏倒酒。瓶口压得很低——不像一般人倒啤酒那种痛快淋漓的冲，瓶口离杯口好几寸，啤酒砸下去溅起一堆泡沫。他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慢：瓶口几乎贴着杯壁，啤酒沿着玻璃杯的内侧缓缓流下去，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往下淌，淌到杯底的时候泡沫也刚好消散。这是他在便利店后面偷偷喝啤酒时练出来的——小叔不让他喝酒，所以他学会了闷声倒，不起泡沫，不容易被发现。一个人心里有事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找事做。 “体校摔跤队你熟不熟。”周屿问。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食堂做了什么菜。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没有抬头，而是盯着杯子里逐渐消散的泡沫。 “摔跤队？”阿骏放下手里的签子，用手指把嘴角的辣椒面擦了一下，没擦干净，留下一道浅红色的印子，“那群人饭量大，每次打菜都加饭。有个小子一顿能干六两米饭——六两，你知道什么概念吗，食堂的碗是四两的标准碗，他每次打一碗半，堆得冒尖，食堂阿姨看见他就怕。不是不想给他打，是怕他把锅给铲穿了。铲穿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了。怎么，你认识？” “见过一个。姓陈的。” 阿骏放下签子。不是放下，是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嚼东西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嘴里那口羊肉嚼了又嚼，好像在拖延时间。表情变了变——不是那种听八卦的兴奋，是那种知道点什么、不知道该不该说的犹豫。他伸手去拿啤酒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手指在杯壁上敲了敲。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被他的手指敲得往下滑了几道水痕。 “陈渡？” 周屿没接话，把啤酒给他倒满。倒的时候还是那种闷声倒法——瓶口压得很低，啤酒沿着杯壁缓缓流下去，不起泡沫。他倒完之后把自己的杯子也倒满了，端起来喝了一口。啤酒是常温的，苦味在舌尖上炸开，顺着喉咙往下走，在胃里暖了一片。他喝完之后把杯子搁下，搁的时候比平时重了几分，杯底在铁桌上磕出一声闷响。 “你怎么认识他的。”阿骏问。他没有拿签子，也没有喝酒。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手指交叉在一起，拇指来回搓着另一只手的虎口——那是他在食堂后厨听到不好的消息时的习惯动作。 “他来我店里买过东西。”周屿说。他说得很简略，没说买了几次、什么时候买的、买了什么。也没说火腿肠的事，没说创可贴的事，没说纪念章的事。那些是他和那个人之间的事，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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