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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的血液敲击着太阳穴。正发生的一切都让他如同身在冰炭之间，一会儿热血翻涌，一会儿彻骨寒冷。这两人必死的结局他无法更改，但他无法忍受将人的生命看做玩物的行为。 他握紧拳头，捻了捻手指。果不其然，安德烈亚斯的目光移向他，口中却继续着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在这耽误了不少时间，更何况这两个蠢货未必知道什么消息。何必大费周章呢？” 谢尔盖哼了一声，没有表态。他用恪守命令的姿态表达着对讨论的不屑，掩盖着心中的紧张。 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踩在那个小腿高的坑边缘问道：“你们是乌克兰人？” 司机把他的话翻译成了俄语。 年长的那个回答：“是的。” 乌克兰人的态度惹得司机不大愉快。他上前一步，用步枪戳着两人的肩膀，大吼起来：“你以为你是谁，要说‘是的，长官’。” 安德烈亚斯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司机答道：“恩斯特·舒尔特海斯，长官。” “嗯。”安德烈亚斯拔出手枪挥了挥，像驱赶苍蝇似的，“舒尔特海斯，你去搜查一下他俩。” 这两个农民近乎赤贫。除了劣质烟草与破钱袋，他们的口袋里空无一物。 来自阿伯韦尔的中尉不大高兴地说：“据我所知，游击队不会把情报随身携带。” 安德烈亚斯不置可否，让舒尔特海斯继续翻译，询问道：“现在是晌午，你们两人为什么站在路边？见到我们又为什么要跑？” 老人回答道：“我们正要探望我生病的妹妹，她现在病得下不了床。我们本来不打算跑的，可是你们是德国人，在这儿一停车，我们心里难免害怕。” “你们这有游击队吗？” “不清楚。长官，我们不清楚。” “那你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喽。不知道游击队，不知道坦克，也不知道德国人正管理着这里，嗯？” 他冷笑着在那名老者面前踱步，又晃到中弹的年轻人面前：“你呢，你也和你父亲一样是个糊涂虫，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年轻人的额头上满是冷汗，他小腿上的枪伤正流血不止。在剧烈的疼痛中，他抬起头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游击队。我的母亲被地雷炸死了，我同我的父亲都是农民，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你的母亲被炸死了。那么你不仇恨德国人吗？你的父亲呢？你们在路边等着车辆经过，然后告诉游击队，把我们打死在前面的树林里，对吗？我给你们时间想想清楚。看到那棵树了吗？等它的影子转到石头上，如果你们还是不愿意说，我就处决你们。” 他说完看了看手表，把枪放低了。舒尔特海斯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听完猛烈地挣扎起来，对他脚下的地面啐了一口：“等着瞧吧。你也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你这禽兽。” 国防军的中尉又一次嘟囔起来：“哦，这些人可不害怕枪毙……” 安德烈亚斯打断了他：“好了舒尔特海斯，等时间一到，就请你处决他们。”又假装宽缓地将人支走了，“劳烦您了。太阳底下晒得真是难受，不如您先回去吧。” 舒尔特海斯飞快地举起步枪。安德烈亚斯摆摆手，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掏出两支烟，丢给他俩，命司机给他们一盒火柴。他们，连同两辆轿车，在这片焦土上接受着阳光杀菌般的审视，远远看去只是几点黑色的灰尘。谢尔盖的双眼被光线和大风刺痛，在帽檐下时不时地眨动，凝望着天际厚重的白云。因为缺失参照，在他眼中，它们贴在石头与地平线的夹角，一动不动。死也是一种停滞，没有前言和后记，一块纯黑的、骤然落下的幕布。这将近的死亡并不属于他，但他的同胞，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同他自己又有什么分别？ 他疼痛地眨眨眼睛，又看到安德烈亚斯向他投来的视线。身穿黑制服的少校偏过下颌，正以一个微不可察的角度向他使眼色，但谢尔盖很难分辨那是点头还是摇头。 他和以前不大一样。一个声音从谢尔盖的心底钻出来，他从不喜欢掺和这些，如果在以前，他甚至不会反对…… 舒尔特海斯头一个忍受不了这种寂静。他在三个穿制服的人当中站得最直，不得不找个借口活动僵硬的腿脚。在两个俘虏点燃香烟以前，他走到安德烈亚斯面前报告：“长官，要让他们自己挖坑吗？” “何必呢，这不是在集中营里，不需要额外的、一板一眼的工作。” 被冒犯的怒火从脸上一闪而过，但舒尔特海斯仍向他敬礼，走到一边去了。两个俘虏擦亮火柴，坐在那道坦克炮遗留的深沟里、他们三人的面前抽起烟来。 那两个俘虏在吸烟的时候，安德烈亚斯转向谢尔盖：“对于这种人，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能怎么处理？如果不开枪打死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向游击队通风报信。” “就照你说的做。”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手臂，像安慰似的，“别在这站着了，我们回车上去。” 在五分钟以后，原野里响起了两记枪声，在它们之间夹杂着一个男人悲愤交加的短促呼号，不知是来自父亲还是儿子。谢尔盖向窗外望去，两只被惊动的、像是燕子的鸟儿，迅捷地从车窗框定的画面中飞过。在它们下面，舒尔特海斯，那个提着枪的、博学多才的刽子手正向汽车的方向走来。
第25章 会面 “可是我还没谈到比死亡更令人恼火，比瘟疫、大火、饥饿更加严重的后果： 许多人灵魂之宝也已被劫夺一空。” ══════════ 那朵悬在天边的云最终没有变成一场大雨。在太阳沉入地平线以后，连弥漫着的、凉爽的湿气也消失了。西面天空下的晚霞和飞扬的灰土腾空而起，灰蒙蒙中泛着橘红色，像一盏蒙着黑纱的灯挂在树梢。这群柏林来客在昏暗的光线中下了车，迎接他们的是驻扎在格扎茨克的格利茨中校，女秘书陪同在他的身边。这位经验老道的反间谍官员对他们表示欢迎，称自己命人收拾了房间，准备了热食和酒为他们接风洗尘。 他们穿过住房区，在职工食堂门前，看见两个年轻人正在争吵。在他们走近时，其中一个气不过，往另一个脸上揍了一拳。军营里的小伙子们正围着他们起哄，见到格利茨便都立正了，战战兢兢地望向他们的长官。 格利茨中校并没有动怒。他眼睛深邃，眉骨高起，五官像蜡像似的僵硬而刻板，让人猜不透他视线的方向。他常保持着安闲的神态，谈话时，他好像看着对方，又好像透过人的面孔在看着虚空之中。此人是个久经风霜的战士，和安德烈亚斯集中精神、充满威慑的凝视相比，他的姿态更加内敛，更加圆滑，也更加难以琢磨。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信奉专断独行的官僚态度。作为上级，他并不急着切入工作事务，而是在酒席上就巫术迷信的问题同在场的人员夸夸其谈。 多么精明的人，谢尔盖想，他要借着荒诞不羁的辩题探测所有人的心理：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来自怎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他回忆着有关德国政治、宗教议题的知识，而安德烈亚斯率先结束了这场谈话。他在中校即将举杯敬酒的当口发言，显然是早有计划：“中校先生，您是我们中最有经验的，或许您愿意谈谈犯人的情况吗？” 他摆出一副谦逊的派头，看来这回他要假装一个不懂人情世故、专注自身工作的技术员了。谢尔盖不禁犯嘀咕，如果安德烈亚斯同他的邂逅不那么戏剧化，而是在寻常的工作场合当中，难保他不会被这副谦逊谨慎的假面骗过去。人一旦登上权力的阶梯，对上对下露出的都是粉饰之后的人格。 格利茨中校把酒杯放下了：“不瞒您说，我审讯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对情况浑然不知的傻瓜，只想谋个差事，还有几个总是沉默不言。” “那么这件事也没什么疑点了，我们之后的工作就由您安排。” 他明摆着奉承，暗地里却要把责任推给中校一个人。 格利茨中校说：“中央集团军的考夫曼先生得知了此事，正从斯摩棱斯克赶来。电报里说他后天就能赶到，考夫曼接见过不少流亡贵族。不如我们都等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安德烈亚斯乐见其成。既然国防军的情报系统对这件事感兴趣，如果格利茨打算留下几个俄国人，就让他们去阿伯维尔工作。帝国保安总局拥有希特勒与希姆莱的信任，不必要做高收益却也高风险的活计，而军事谍报局则不然。双方对于现状都十分满意。 谢尔盖对于官场上挑拨离间、笑里藏刀的套路厌烦不已。他原本专注于敌后的破坏工作，更擅长随机应变，处理短暂而复杂的情节。长时间的警惕和分析让他疲惫。对于组织交代的任务，他暂时没有发现有效的切入点：他如何同那几个犯人接触，又如何把“诗人”辨别出来呢？他忍着烦躁，暗自赞叹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的侦查员们。他们并不都像他一样有一位可以依仗的政府要员在。没有庇护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注解，以应对不时的怀疑和政治斗争。而在安德烈亚斯身边，他只需要唱和或者保持沉默。 谢尔盖逼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勾心斗角的演出中。大约八点钟的时候，在闹哄哄的屋顶下，中校喊来女秘书，后者从门外带进两个面容愁苦的人。这一男一女对他们弯腰行礼，随后，男人吹起长笛，女人站在他的身旁唱起歌来。他们的奏唱非常和谐，谢尔盖却无心欣赏。白天的画面不断在他的脑海里反复，那高亢的尾音让他想起荒原上那一声凄厉而悲惨的呐喊。 他发现安德烈亚斯正端着杯子，与周围人肆意谈笑，毫不犹豫地向过量饮酒的方向进发。谢尔盖在心里松了口气。欢乐的气氛不断酝酿，其他在食堂用餐的人也加入进了热烈的交谈中。在人们开始走动以后，谢尔盖察觉到一缕若有若无的目光，在他抬头的瞬间，对方又谨慎地收回了视线。 啊，他就是那个打架的人。谢尔盖的头脑清晰起来，那不是意外，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他询问中校身边的女秘书：“那个人是谁？他长得好像我的一位表亲。” 女秘书笑起来：“他能和您攀上什么亲戚？那是这里负责给文件盖章的小伙子，嘴巴虽然甜，但到底没什么本事。要我说，如果机器发展得充分，第一个丢掉工作的就是他这种人。” “我看他长得挺俊，没姑娘喜欢他？” “在这大厅里，哪个德国姑娘愿意忍受没用的小职员呀……再说了，论身材相貌，他可赶不上您。” 女秘书的手套触碰到了他的手背，谢尔盖向后缩了缩：“您过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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