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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小心地触摸她的肩膀，那姑娘却一跃而起，双眼瞪着他。卢卡斯才看到她的手里抓着一把手枪。 “天啊。你这是怎么了？”他不知所措地问，“你——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我了。” 克劳迪娅的脸色白得像个溺水的人。她的头发贴在前额，眼下青黑，双眼布满血丝。她先发出一声叹息，沉重得像风箱刚被拉开的动静，随后脱力似的，坐回了沙发上。 “我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她轻声说，“但我不是在恳求你。如果你不答应，我还有枪。” “你想待多久都可以。” 克劳迪娅凝视了他一刻钟，没有道谢，靠着沙发重新闭上了眼睛。 他们的沉默保持到了晚餐时间。卢卡斯不敢靠近她，用盘子装了些冷肉和面包，倒了一杯牛奶送到她的面前。 “谢谢。”克劳迪娅说。 “不，你不用感谢我。我这是在……我想要补偿你。” 气氛又冻结了，克劳迪娅小声地吃着那些食物。她饿极了，吃得飞快。卢卡斯远远地看着她。 “你，你想要吃苹果吗？” “不了，谢谢——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去做。” “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在明天八点以前，请把它投到火车站第二条楼梯旁的邮筒里。” “我会去的。”卢卡斯急切地说，他冷如死灰的心里忽然烧起一点儿火苗，“我会去做的。你要知道，我和之前不同了。” 无数的话语堵住他的喉咙，但是望着克劳迪娅憔悴的脸色，他便无言了。我不该在这时候对她坦白的，她那么疲倦，那么虚弱，我不能在这种时候要求他接受我，这不公平。 “你累坏了。你可以用我的浴室洗个热水澡——我这儿没有你穿的衣服，我明天可以去买。” 卢卡斯说着躲回了房间。关上门以后，他既没有听到脚步声，也没有听到流水声。他坐在黑暗里，时钟咔咔地走着，漫长的夜晚就这样过去。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感到悲哀，又有一点儿欣悦，或许她需要依靠我，这次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把一切告诉她。 第二天早晨，卢卡斯换好衣裳，对着镜子整理仪表，从房间的一头走向玄关。克劳迪娅盖着毯子在沙发上熟睡，一只胳膊落到了扶手以外。阳光斜照着，从她的身上浮起一片蓝盈盈的雾霭。在晨曦没有完全升起以前，她在他的小卧室里安眠。或许等到她醒来，她就不再需要被他庇护，不再需要他。克劳迪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庇护她、拥有她，她也从不寻求。她只是暂时栖息在他身边。 她不该这么争强好胜，作为一个女孩，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她。在她展现出与纳粹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时，人们惧怕她、远离她，明明她才是强风当中脆弱的枝条。可在卢卡斯的眼中，克劳迪娅的脸庞散发着别样的光彩，在她争辩时、从球场中穿过时，她亚麻色的头发让他无法移开视线。她多么锋利，像阿尔忒弥斯射出的一支箭，泛着七彩的冷光。同那种光彩相比，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死气沉沉，好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似的，准备在人间饱餐一顿后回到坟墓中去。可是克劳迪娅，她那么鲜活，哪怕在她急躁、板起脸的时候，卢卡斯也觉得她可爱极了。 她是一个很好读懂的人，即便她变得沉默。她和人群之间理解的鸿沟来自于性别。如果她是男性，早就有一个代表性的类别在等待着她，但现在她只能被归纳到泛泛而谈的“女人”这类。 那是个狭小的框架，像尖头鞋一样拥挤，哲学家却企图在其中塞进世界上一半的人。即使那个爱美的、神经质的类别真的存在，克劳迪娅也不属于其中。她什么都能做好，跳舞却跳得差极了，在学校舞会上，她狠狠踩了他的皮鞋跟、鞋带和裤腿，让卢卡斯后悔选择了浅色的礼服。他们在舞池里东倒西歪，小声尖叫，抱歉连连，简直称得上颜面尽失，克劳迪娅却执拗地练习，让他一遍遍地教学，毫不在乎舞会是展示而非训练的场合。她的目光永远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希望跳得好一些，但她没有天赋。 卢卡斯徘徊的脚步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卢卡斯感到一阵欣喜的自责。他僵硬地站在房间对面： “克劳迪娅，克劳迪娅，我要出门去啦。” “去吧。”她打起精神说，“不用管我，我能照顾好自己。” “面包和果酱都在柜子里，你要吃些东西。我得去买一点儿餐具，再买一张毯子。” “我知道了。走吧，走吧。”克劳迪娅催促他。 这天早上的火车站比往日热闹些。站台旁有一支送行的队伍，大概又有人要上前线去了。在一年前，他也乘坐过那班火车，在呼啸声中朝遥远的东方进发。他从没有认为东方的土地会与他有任何关联，可他却在那里失去了几根手指和几片灵魂。面对涌动的花束，挥舞的帽子和手绢，他的心里只有平静的疲惫。 在他投递完信件以后，在楼梯下遇见了一个军官。他觉得那人看起来眼熟极了，想了很久才记起那是办公处的奥托。 哦他把黑领章换掉了，卢卡斯想，果然人人都比我更会谋划前途。奥托的军靴锃亮，灰绿色的制服像是做了一身新的，烫得笔挺，举止也不再小心谨慎，显得威风又气派。奥托看见了他，得意又客气地请他抽烟，问他有没有在附近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这年轻的军官讨厌安德烈亚斯，连带着讨厌他这位攀附的亲戚。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卢卡斯仍是落魄的秘密警察，而他即将成为战斗英雄了。 卢卡斯吸了一口香烟：“我可没有在意。天啊，今天车站的人太多了。” 奥托点点头：“是的。我刚刚和我姐姐一家告别。” “您这是要上前线去了？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未来东面都是我们的土地，每个人都有份。我们会在那里安营，然后建起楼房、公园、绿地。” 卢卡斯再次感到一阵悲哀：“哦，那您要保重身体。” 他们随意地聊了几句。奥托心不在焉，目光一直在楼梯间打转。卢卡斯不喜欢他对战争天真的想法，心里又惦念起克劳迪娅，便同他告别了。 【作者有话要说】 剧情发展到这里，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在柏林交汇了，故事即将进入高潮啦。
第36章 狭路相逢 卢卡斯如何在车站投出了那个黄色信封，谢尔盖并不知情。当奥托和卢卡斯在楼梯旁交谈时，他正在公寓里奋笔疾书。整个一周，安德烈亚斯都忙忙碌碌、早出晚归，不到十二点以后，门前根本不会传来任何动静。这对谢尔盖来说是个极好的放松机会，他甚至可以在纸上写写画画，整理思路，再把它们丢进壁炉里。与此同时，未知带来的隐忧盘绕在他心底：安德烈亚斯又在忙些什么神神秘秘的事务？为什么一点儿风声也不肯透露？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或者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然而，他很快否决了这种猜测。安德烈亚斯对谁产生怀疑，一定会在目标身上倾倒大量的时间，观察、试探、询问，可近来他们两人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 星期日的晚上，谢尔盖整理了本周引起他注意的情报。他把那封写满暗语的信装进信封时，安德烈亚斯推开了大门。他看起来疲惫万分，在抬头挂大衣的时候摇晃了一下。谢尔盖把信撇在桌角，站起身问道：“你要忙到什么时候？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你不要命了？” “哦，太麻烦了。”安德烈亚斯嘟囔，“我怎么知道……海德里希死了，所有人都忙着分一杯羹，大半年了……天啊，这地方根本没人能管事。一切都只是权力，权力！” 谢尔盖挽住他的胳膊，试图阻止他滑到地板上。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没有酒精味，让他无法正常思考的另有其事，要不是疲劳，就是一些棘手的政治事务。谢尔盖将他扶到沙发上，劝道：“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乐意过问政治的原因。” “你不过问它，它会找上你，哪怕在办公室里。” 安德烈亚斯说着，一头栽倒在软垫里。他困极了，在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谢尔盖只好把他叫醒，送进卧室。一切完成后，他把桌上的“家书”仔细折好，投进了门前的邮箱。此时正是深夜，他难得地在信箱旁停留了片刻，想获得几分钟喘息。然而，信件落入信箱那一声响动让他觉得异常。他的心像被烧水壶烫了，猛地一缩，全身肌肉跟着紧绷起来。 谢尔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才掀开盖子：两封包装得一模一样的信，寄往同一个地址——上个周末投递的邮件，同他新写的信一起躺在箱底。 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寒意：为什么没有人取走它？邮递员生病了，还是他的工作难得出了纰漏？他在脑海中飞快地排列着无数的可能。谢尔盖抬起头，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拱形屋顶的石材在他眼前摇晃，似乎在一瞬间压到了头顶。灯光忽然变得闪烁不定，模糊地排列到远处，黑暗中，仿佛有庞然大物正朝他缓缓移动。 他拿起上周的信，它的封口被封死了——他从不会这么做。有人取走了这封信，又把它放了回来。 这是怎么了？他的手颤抖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邮递员来过了，他想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如果不是他，那会是谁？有什么用意？ 他拆开前一封信件，在昏暗的光线下，“杏子蛋糕”这个词底下，出现了两道着重号。他从没有在信中做过任何记号，对于盖世太保的审查员来说，一两个记号都是可疑的、危险的。做标记的人特意用了相同颜色的墨水，大概是那位严谨的邮递员，把信件投回他的手中，也许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他的每封信里都有这个词语，“杏子蛋糕”是行动停止的代号。如果继续任务，则回信中不会出现这个词语；如果组织命令他沉默，便也会在回信中提起“杏子蛋糕”，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暗号。显然，这个标记意味着：他所在的情报小组必须暂时沉默，情报传递全部停止，每个人原地待命。 这封信件不能再次寄出，连带他手里的这份情报，他必须立刻把它们销毁。从现在起，他和“南方家人”的通信只是维持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标志，他不能再往其中加入任何关于情报的暗语。 谢尔盖的手指颤抖了一阵。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没有随身带着火柴。他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松懈，把信塞进口袋里，关上房门。壁炉边准备着一些炭火，火柴盒就搁在茶几上。他在客厅走了一圈，又想起在卧室休息的安德烈亚斯。但愿他今晚都不要醒来才好，谢尔盖祈祷着，如果烟味让他起疑，就太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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