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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奥尔没有立刻回答，他花了几秒钟让意识完全回归，感受着身体各处的状况。腹部的钝痛仍在，但至少没有加剧，手脚虽有些僵硬，却并未失去行动能力。他撑着手臂慢慢坐起，额头渗出一层薄汗，肩背因姿势变化传来隐隐的不适。他缓了缓呼吸，然后用更稳固的动作支撑着站了起来。
军医观察着他的动作，见他没有明显的摇晃，就收回视线，语气平淡地说道：“你们这批俘虏要被送往战俘营。要是想活下去，就别做多余的事。”他指了指帐篷外，那里已有几名士兵在召集伤员准备转移，“能行动的话，马上跟队伍走。”
伊利奥尔没有作声，低头看向自己身上那件临时换上的旧军衣。原本的军装外套已被剥去，肩章被撕掉，没有任何军衔标识——联邦军没有认出他的身份，他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下级军官。在混乱的战场上，这并不罕见。接收俘虏的部队没有时间仔细甄别每一名战俘的身份，尤其是在大规模押送伤员的情况下，战地医疗站里不过是草草登记，确保他们能活着抵达战俘营就已经是极限。
如果此刻承认自己的身份，他理应会受到更好的待遇——按照战时惯例，高级军官不会被关押在普通战俘营，而是被软禁在条件较好的宅邸或军官营地，享受相对宽松的待遇，直到战争结束或双方达成换俘协议。但这个念头不过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随即被他彻底否决。
他不愿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在战争期间，战俘交换是一项常见的谈判内容，而高级军官的价值远远高于普通士兵。联邦军极有可能以他为条件，要求帝国释放重要人物，甚至借此施压，在某些边境冲突或补给线上获取让步。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存在成为影响战局的砝码，更不愿看到帝国因他而作出不必要的妥协。
更现实的考虑是，他不想被单独关押，远离自己的士兵。尽管战俘营的条件恶劣，但至少他还能与帝国士兵待在一起，了解局势，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而一旦他被软禁在某处远离前线的地方，所有的信息渠道都会被切断，届时他只能被动等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他不愿深究的理由——如果他坦白身份，那个人必然会得知他的存在。而他现在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与那个人重逢。
他闭了闭眼，调整呼吸，让自己尽可能掩去所有不必要的表情。片刻后，他步履平稳地走向队列，融入那些等待被转移的战俘群体之中，不动声色地站到了队列中，和其他士兵一起，被联邦军士兵驱赶着走出医疗站，踏上通往战俘营的道路。
战俘营的状况如伊利奥尔所预料的一样严酷。营地坐落在一片荒地上，四周由粗糙的木桩围成简易的防御工事，铁丝和尖桩标示着警戒线。几座简陋的木屋勉强提供栖身之所，泥泞的地面上积水横流，污秽夹杂着腐败的气味，在湿冷的空气中挥之不去。食物短缺，战俘们每日只能领取寥寥几盎司的硬面包和掺杂谷壳的稀粥，勉强维持生存，饥饿与寒冷成为每日难以摆脱的煎熬。传染病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蔓延，痢疾、肺炎和感染几乎是这里的常态，而有限的药物和医疗资源远远不足以应对持续恶化的局势。
更令人不安的是，战俘营的管理近乎于混乱。守卫士兵并不以维持秩序为要务，他们的任务只是确保这些俘虏不会逃跑。营地内部的事务往往由战俘自行维持，有些人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结成小团体，依靠抢夺食物和物资维持自身利益，而身体虚弱、无法劳作或没有背景的俘虏往往处于最底层，甚至难以保证每日的食物配给。白天，大多数战俘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人负责修缮营地，有人被派去砍伐木材或挖掘排水沟，体力透支的人倒下后往往得不到任何救助，重伤未愈的俘虏则被随意地安置在角落，任由伤口溃烂，最终死去。
伊利奥尔按部就班地完成每日的指派任务，在有限的条件下观察营地的情况。但他始终无法彻底忽视四周的景象——那些因伤病倒下却得不到任何救治的战俘，低烧不退的病号被随意地挤在木屋角落，身上的敷料早已浸透污血，却无人更换。战俘营的医疗棚条件简陋，只有少量的草药和酒精消毒剂，几名经验有限的军医和助手尽力维持秩序，但在药物短缺、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许多伤患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处理。更糟糕的是，随着营地人满为患，疾病的传播变得愈发迅速，衰弱的士兵往往在几天之内便彻底丧失了求生的能力。
伊利奥尔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至少在战场上，他早已习惯了冷静地面对死亡，并在局势需要时做出必要的取舍。但当他看到一个年轻士兵因未能及时清理伤口而发起高烧，口中喃喃着帝国某个遥远小镇的名字，最终在一夜之间停止了呼吸，他依旧无法完全无动于衷。这并非怜悯，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能——战争中，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能在瞬息之间逆转，而他们所有人都在等待某种不确定的未来。此刻他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的保持冷静和理智。
于是在每日繁重的劳役之外，伊利奥尔逐渐将更多时间留在医疗棚里，协助伤员调整绷带，用干净的布料擦拭感染的伤口，尽可能防止病情恶化。他不多言语，只是凭借观察与经验判断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维持帐篷内的秩序。起初，营地里的人并未对他多加注意，但不久后，一些军医开始察觉到这个沉默的战俘——他比大多数人更镇定，甚至比许多缺乏实战经验的军医助手更清楚如何在极端条件下维持生存。有人试探性地问他是否受过医疗训练，他只是摇头，没有解释，也没有透露更多关于自己的背景。
夜幕低垂，战俘营沉浸在压抑的静默之中，远处偶尔传来风掠过木桩的声响，哨兵的脚步在湿冷的泥土上留下沉闷的回响。坐在角落的伊利奥尔感受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战争仍在继续，而他现在只能等待——等待局势的变化，等待时机的降临，等待自己能够重新掌控命运的那一刻。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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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内的空气沉闷而潮湿，夹杂着积水、汗渍和腐败食物的酸臭味。狭窄的木屋以粗劣木板搭建，四壁因潮气长年未散而斑驳发黑，屋顶的缝隙偶有水滴滴落，在地上的稻草堆中溅出一阵霉味。几十名战俘被迫挤在这片有限空间中，身影杂乱地靠在墙角或木架边，有人闭目而坐，脸上是因久病未愈而泛灰的蜡黄，有人低声交谈，嗓音沙哑压抑，仿佛担心被谁听见。角落里传来间歇性的咳嗽声，混着呕吐和呻吟，有血腥味在空气中缓慢扩散，那是破裂伤口与脏污绷带自然腐坏所留下的气息。
卡尔希站在营地的入口处，身后跟着几名来自当地公谊会的男女成员，手中提着装有药品、绷带与少量干粮的布袋。最初联邦军的军官们对这些人的到来抱有戒心，担心他们会利用援助之名暗中传递情报，甚至策划战俘越狱。卡尔希为此争执了很多次，终于在内森尼尔的默许下，以他“全程监督”的名义获得了批准，允许这些团体在每周日进入战俘营，提供有限度的援助。
卡尔希穿过营地，偶尔停下来与战俘交谈，分发随行带来的物资。他的目光无意间被某个角落吸引—— 一个男人坐在一捆压实的麻袋上，背部靠着木墙，膝上摊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用半截铅笔在上面写着什么。与周围低头沉默、神情麻木的战俘不同，那人坐得笔直，神情沉静，动作一丝不苟。他的面容清瘦，皮肤略显灰白，但眉眼间仍保留着几分未被消磨的清明。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略显干枯，几缕散落的发丝垂在额前，半遮住轮廓清晰的眉骨。他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写着什么，对四周的嘈杂与湿冷毫无反应，仿佛那片角落是与营地隔绝的另一个世界。
卡尔希停下脚步，走了过去。对方察觉到他的接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了他一眼，随即将纸翻过来扣在膝上。他的神情无可挑剔，谨慎却不流露出明显的防备，带着某种自持的警惕。卡尔希走近几步，目光落在那张纸上，略带好奇地问道：“你在写些什么？”
对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神情平静，并未急于回答，而是随手合上纸张，语气克制而礼貌：“只是随手写点东西。”
卡尔希注意到，那纸上的字迹虽然不算工整，但排列清晰，笔画流畅，不像是随意涂写的随笔。他没有追问，而是顺势问道：“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男人似乎并未考虑太久，语速平稳地报出一个名字：“ 辛瑞克（Cynric）。”
战俘营里自报的身份未必可靠，卡尔希对此心知肚明，但也没有追问。他随手将肩上的布袋往上提了提，语气随意道：“我是卡尔希·洛曼，陆军少尉，阿什福德将军的副官。”
听到“阿什福德”这个名字，对方终于露出一丝不太明显的表情变化。他目光微妙地变了变，随即带着一点不轻不重的揶揄笑意道：“没想到阿什福德的副官是个公谊会的‘朋友’。”
“我不是公谊会，”卡尔希眨了眨眼，开始格外认真的向这个陌生人解释，“ 公谊会的人不会参军，他们的信仰不允许他们动用武力——我和我的家族属于本地圣统会。”
他的语气过于坦诚，那人似乎被他的直率逗笑了，语气轻松地玩笑道：“一个圣统会带着一群公谊会来‘传道’，这样的场面更罕见。”
这是一个带着历史背景的玩笑，卡尔希立刻听懂了——一个世纪前，因为与圣统会为国教的帝国信条相悖，公谊会被驱逐出境，来到新大陆定居——卡尔希有些腼腆地笑了一下：“他们是本地的社团成员，每周都会去战地医院和战俘营帮忙。”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思考如何措辞，随后认真地补充道：“ 公谊会信奉绝对的非暴力，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立场，但在这些事上，我认可他们的做法。毕竟战争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非个人之间的仇恨。人受造时被赋有平等的尊严，不能因立场不同就否认最基本的仁爱与公义。”
男人安静地听他说完，停顿了片刻，笑道：“你的想法很有趣。”
卡尔希歪了歪头，似乎没听出这句话的深意。正当他要继续开口时，对方忽然问：“你曾经是神学院的学生？”
这个问题让他愣了一下，几乎下意识地问：“你怎么知道？”
“你的用词习惯，‘受造’和‘生来’有本质的区别，” 那人语气平稳，嘴角带着一丝近乎满足的笑意，显然对眼下的谈话颇有兴致，“而且你在阐述观点时会更强调道德原则，而不是个人立场。这种思维方式，是神学院教育最常见的训练结果。”
卡尔希眨了眨眼，显然有些惊讶，但很快坦率的点头承认：“我确实在神学院读过书……不过第三年的时候就休学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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