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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雅立愣了愣，“对，是啊。怎么？” “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想问问看，您的家里还有没有人想一道的，有的话，我还好联系一道去换成金子，保值点。” 不然人少了不好换，她想，这是实话。 丁雅立显然不防备还有这么一句，竟然一时语塞，张着嘴愣是好几秒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许多年后，万小鹰曾经回想这一次初遇，觉得自己其实不应该给丁雅立那么多难堪。但那时是那时，她的确只能如此。那一刻的她，一边等着丁雅立的回答，一边好整以暇地夹起一块无锡排骨，嗯，够甜，钱的确是有的。 “我想还是不了吧。”末了，丁雅立道，“他们乌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懂，光想要钱，我怕反而坏事。” 她抬起头，看见丁雅立对自己抱歉地笑着，她也报以微笑。希望不是个虚假的微笑，或者即便是虚假的，也假得像真的才好。 离开盛宅的时候，万小鹰还不知道，自己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管那里叫“丁宅”。她只是一边走一边回想着今夜的种种，回忆着和丁雅立的对话，丁雅立的反应，丁雅立的神情。她没有开出更多的东西，她不着急，不需要着急，盛东声的盘算很简单，让妻子出面，官太太和小姑娘的交往，当然比自己亲自和前妻的侄女有往来要避人耳目些。而且盛东声想要的东西她也很清楚，她的确能给他。自己手里有饵，还很多，不怕他不上钩。但是让他上钩太容易也不行。河钓打窝，还要这条鱼多转悠几个地方才行。如果直接就上钩，对她而言，也未免有些不安全。中间用丁雅立作为一个中介和遮挡，虽然看上去有些费事、还引入了第三人增加了潜在的风险，甚至是龌龊的——自己行不行两说，先把妻子顶出来，自己能躲就躲，在自己与妻子之间首选保全自己——但也是一种好的做法，对他们彼此都好。 也正符合她的计划，正中下怀。 她也需要丁雅立。不止是投机倒把。 只不过，她觉得丁雅立这人能不能顺势拉拢还有待观察——毕竟单从今天看来，她还把握不好丁雅立的政治立场。要真是只投机倒把，倒还好了，然而不是。 当然，丁雅立在她看来很有趣。不是那种常见的汪政府的官太太，不是那些只知道钱的人，不是…… 她还只能对丁雅立做排除法，而不能定义。 丁雅立坐在客厅里休息，喝点茶解酒。她从来不善于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什么酒都不喜欢。今天为了陪万小鹰，这也是豁出去了。她细细回想今晚发生的一切，还是觉得万小鹰很奇怪。她当然看得出来邀请她去入伙的事情就是一种交换，可万小鹰那态度，倒不是那么强求——要是真的强求，直接说这么个条件有什么不可以呢？她看得出来万小鹰那种玩世不恭的品性当然没给主人考虑别人想法的能力，也不需要，毕竟万小鹰大可以直来直往地对她，而且如此照顾她的脸面，也不大可能是为了盛东声——盛东声要求她的事情多了去，根本没有反过去拿捏人家的能力——那能是为了什么？自己就更没有值得她图的东西了啊。 丁雅立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看不透的人。在未婚夫事件时候就更加回避令人迷惑的人与事。然而现在她没有办法。她放下茶杯，靠进沙发里，闭上眼，阵阵头晕。想起往日，感觉自己仿佛一直在种种没有办法中闪转腾挪，想要伸手去获取时，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手够不够长了。 作者有话说： {29}吴四宝，佘爱珍。 {3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即76号。 {31}“1939年9月，纳粹德国悍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40年5月，德国全面进攻荷兰、比利时与法国，欧洲时局大震，上海投机客乘机以每大包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大量棉花，储存在仓库里，以致阻滞了国内市场以及正想将棉花运往欧洲的外国贸易公司，当月底，价格上涨到2000元一大包。然而，投机客没有料到德法交战那么快就有了结局，他们仍然持货不放。6月25日，法国被迫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日本迅速迫使法国维希当局向中国船舶关闭口岸，人为上涨的棉花市场应声崩溃，50多家进出口公司一夜破产，股市行情更是一落千丈……“——《跌荡一百年》 此处后续棉纱价格与处理方法是假设的。 {32}重庆政府设在上海的负责物资购买的机构。
第八章 烟花三月，裴清璋自己不是烟花女子更不是清客相公，下不了扬州，却还有一番别的麻烦。郁秉坚让她准备好去监听一个人。她问了问是谁，知道之后大感惊讶，几乎不可置信。其实郁秉坚一直不能算她的上峰，她的上峰巫山她也从来不认识，见面最多的是在教堂的忏悔室，看不见人，只能听，一般也不见面，常平的任务安排都是通过郁秉坚告知。不过郁秉坚待她很礼貌很尊重，最多自称高半级，但凡能告诉她的他都会说，绝不隐瞒。 当然，不能告诉她的也打死不说，说是为了她的安全。她当然也知道这的确是为了她的安全，但她做的这些事已经够不安全了，现在竟然还能更加不安全。郁秉坚让她准备好，主要是准备好手艺，随时可能去监听一个表面上中立、暗地里持有抗日立场的女士与一个汉奸的晚餐。地点已经确定，是国际饭店{33}二楼丰泽楼的一间包厢，隔间已经准备好，直接去就行了，她不用带任何设备。 监听他们吃饭时说的话？她问。 嗯，你明白的。 她倒是明白。一旦那位女士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则端看“风大不大”——大，就要提前把草整个剪干净，免得这草真的被吹向日本人那一边，于抗战大局不利。 大局不利。杀了难道就真的有利？不利又会有多不利？她知道自己的脸上大概又遍布无奈的表情了，确定没有别的要求之后就匆匆起身离去。 精神上的压力就像水一样，四面八方地包裹上来。 幸好刚才不曾在郁秉坚面前露出这样的想法。她当然有反侵略的抗日的立场和民族之恨，你打死她，她也不愿意去做汉奸，她不能。但要她上前线，她也不敢，她没有这份勇气，这份勇气要求她愿意付出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她害怕失去这一切，因为失去了这些将没有任何人能给予她任何等价的补偿——至少她想象不到——自己接近茕茕孑立却又还带着不能抛弃的母亲，她只能如此，两只手拉着方向时而相同时而相反的马匹，有时候觉得自己就要被扯成两段了。 走着走着她停下来，深深吸一口气。 不，我要想办法分担一点。我要出气，我要—— 我要给汤玉玮打个电话。 说着，她倒没有去找电话——毕竟也不知道汤玉玮此时此刻在哪里——而是打开手提袋看看身上零钱还剩多少，够不够周末去看戏。又想走到最近的戏院去看看有什么戏，转念又作罢，横竖自己不会比汤玉玮更清楚。到时候直接问汤玉玮就好了，自己邀请她，她必然不会拒绝。 就这样，在麻烦事来之前，先休息一下。去看一场好看的戏，新奇的戏，和汤玉玮一起看，看完听她说这场戏，说这场戏有什么特殊，哪里好，哪里不好。像之前，1月，她们去皇后剧院看沪剧《魂断蓝桥》。汤玉玮说起电影，就说到费雯丽，说费雯丽就说到了《乱世佳人》。她只看过原著《飘》，还没看过电影，而汤玉玮两个都看过，便一路按着她的回忆和提问说电影中的剧情，一会儿说费雯丽的美丽，一会儿说克拉克·盖博的英俊——她对这些都缺乏兴趣，没看过谁知道？两人就讨论起情节来。她实在太过目不忘，连书里的台词都能记得，汤玉玮只记得比较精彩的几段，两相核对，汤玉玮就背起来： “‘我不能既跟你生活在一起，又对你撒谎，我希望我还能在乎你做的事，或是你到哪里去，可我做不到了’。” 汤玉玮说完，她看那神态，简直好像一个白瑞德站在她眼前似的！那时候她可不觉得自己是郝思嘉，于是道：“你觉得这是白瑞德最凄惨的台词？” “是啊。难道不是吗？他那样爱郝思嘉，感情是那么深，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找不回来了，gone with the wind！” “我倒觉得那一段更哀伤些。”汤玉玮问哪一段，她说汤玉玮刚才背过的那一段，汤玉玮遂又背了一遍： “‘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不能耐心地拾起一地碎片，把它们凑合在一起，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修补好了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一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而不想把它修补好。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碎了的地方。’” “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这样多好？她想。也许生活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一切珍爱终究会破碎。有的东西的美好只在一瞬，转瞬即逝，无法修补，只能努力去记住。 “我不能……既跟你生活在一起，又对你撒谎。”她默默念着，可我现在就是一边撒谎，一边生活，对她们撒谎，是维持我的生活的迫不得已，是必须。 走着走着正好路过国际饭店，她在大堂门口停下脚步，看了看旋转门。我竟然拿白瑞德的台词来套我和汤玉玮的关系，又是何苦呢？生活的苦还不够多吗？生活也许需要一点甜。 她走向西点房，推门进去，问的第一句话是，还有蝴蝶酥吗？ 两天后，她如约出现在国际饭店的侧门。刚刚下班，她依然到得准时，说晚上不回家吃饭的借口还是和汤玉玮出去玩，母亲稍有不耐，说了她两句，幸好不曾深究。有人从侧门出来，穿着西装，看上去是职工。他带着她进去，从无人的员工通道走进去，打着掩护让她进了隔间，把钥匙递给她，然后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只能从里面反锁的门。 没有玻璃，桌上有全套监听设备、一盏灯、一沓纸和一支笔。她明白这个意思，能听不能录，录了也不好带走，她必须以速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然后带走。她现在就可以戴上耳机开始等待了，这是她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方式。 她现在近似于一个瞎子，只能听。要是把灯关上，就彻底是个瞎子。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终于听到开门的声音，接着是一片招呼和问候。她立刻拧开笔盖，写好代号，开始记录。 男，女，J。M，F，J。 “请坐请坐，快坐！哎呀，难得难得，难得请高女士吃饭啊！快坐快坐！”男子招呼完这个，又招呼那个，利索地切换日语，那股子热切的劲儿，简直像是灶上的滚汤。裴清璋听不懂日语，只能用罗马拼音记下来。 M，K{34}，J。 面对这一大碗滚汤，女士倒是镇静自持，“哪里哪里。一向也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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