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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问汤玉玮是否觉得无望，又或是有什么新的计划，她只是陪着她。她不说，她也不问。 四下本来寂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两人同时抬头，都是一惊。敲门声的间隔长长短短，她们立刻听出来那是摩斯码，翻译过来是“POS”三个字，汤玉玮立刻朝她打手势，指指她，指指门，指指自己，然后拿出一直放在手边的短甩棍。 她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开门，汤玉玮则隐藏在门口，她将身体靠向门框，将汤玉玮的手掩藏在自己腰后。 门打开，外面是个从样貌到长相都十分普通毫不起眼的男子。 就这样的人最适合当信使，她想，开口问道：“你好，找谁？” “裴小姐是吧？我找汤小姐。有一句带给她。” “你说。”她一动不动，绷紧了浑身的肌肉。 信使平静地笑了笑，“水退了，船收了，庄稼也收完了，往下要打谷子了，还请早点回去，处理一下庄上的事情。” 她点点头，“知道了。我带给她。” “有劳裴小姐。那我这就走了。” “嗯，不送。” 信使走后，她关好门，一直倚在门口的汤玉玮也没挪开，直到门关上锁好，这才把自己的身体从门板上揭下来。她看一眼汤玉玮，眼神向楼梯的方向一晃，两人便携手上楼去。进了裴清璋的房间，关门，上锁，她一回头，看见汤玉玮还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街道，手里紧紧握着甩棍。 她坐在床沿，望着汤玉玮，等汤玉玮彻底放松下来，过来坐下。而汤玉玮在窗边站了很久，比往常都要久。按她估算，那信使早就走远了，如果要回来也该回来了，但汤玉玮还是在那里看着。 让她看着吧。也许她只是想看看呢？毕竟这是一条重要的口信，她有理由谨慎，越谨慎越好。 水退了，船收了，意思是说东西已经丢了，两个都丢了，找不到了。庄稼也收完了，意思是说既往不咎，至于后面，就是‘请早点回去’的意思了。 德堂让她回去。 这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这件事她们担惊受怕、几乎天天被人跟踪、挨了两次冷枪，所蒙受的不白之冤，而且在蒙冤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们主张，现在带一条口信，就可以了？ 她看着汤玉玮转过身，两眼有些呆滞地走到床边坐下。 她的爱人不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她握住汤玉玮的手，“没事了。” “是啊，没事了。什么都没了。” 汤玉玮有这个自觉，因为她比裴清璋了解德堂，也了解自己的一部分同事，更清楚自己被嫉妒的程度，所以她明白德堂就算说让自己回去，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只要他们都怀疑自己，无头案落在自己的身上就会成为一道判决，成为一道悬崖，之前和之后的事会完全不一样，她的理想和应该承载这理想的人生，也许会在这个地方发生转向。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说起来没事了，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祸事了，但也没有好事了——那之后，十二月里，她只见了一次德堂，此后就很少接到上峰的工作安排。和往日忙得团团转的样子简直天壤之别。德堂也许是从此终于得到了把自己闲置的理由吧？他终于可以把自己放在一边，有理有据地冷落自己，用本来应该交给自己干的事情去栽培他信赖的下属、他的人。上海站的事情这样做也就罢了，现在中美所的事情也是这样——她不知道德堂是怎么和那边的人说的，也许各打五十大板，或者还向戴笠那边说了什么也不一定，总之，她有军衔，她有地位，她有基于这两样的基础津贴，她就是没有什么工作任务。 德堂另外指派别人的参加，中美所无人置喙，上面的想法或许也是如此吧？ 一开始她的确是愤恨的，因为这一切的起因都不能怪她，现在却要她来承担结果。仿佛那段时间她不应该坚壁不出、反而应该出门去四处伸冤——倒好像她是铜墙铁壁，@#！子！@#@！弹打不透似的！ 往日她总觉得自己一世英雄，现在的确没有逃脱英雄被机关算尽的小人给坑害的命运。仿佛是定制的枷锁一般，她觉得自己比白虎堂里的林冲还要冤屈。 但有时候，心情低落之际，她也会想，自己明明不如林冲。林冲不知道自己被坑害，直到发现那两个长随不见了。自己一路都知道，只是选择了无视，一路双手紧握着宝刀大剌剌地走进白虎堂来。 或者自己也是倨傲而愚笨的杨雄吧。 不过，幸好这一切都不曾波及裴清璋。因为本质上，在中美所内部，裴清璋另外算管理关系，除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和自己几乎是无关的。而且在气象情报领域，裴清璋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动她可以，动裴清璋自取灭亡。 她就不信他们还能在自己的那堆人里找出个能替代裴清璋的人来！ 闲下来，她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比如去思考自己的厌恶，再思考自己应该去哪里。往日她觉得自己的理想是承载在其上的，以后再怎么办是不确定的，好像有很多选择，但都不能说一定可以跳得出军统乃至情报界的圈子。现在此事发生，倒像是一下子把她的生命往前推了一步，强迫她做了决定、或者说，别人替她做了决定。你想不想摆脱不要紧，别人已经不想留着你了。 有了人、人一多就要有派系，有了派系就要互相争斗，争斗什么？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他们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吗？国难当头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吗？他们还是找到了利，并且汲汲于利。 她想起很久之前父亲与自己说到张静江，还有张静江与那些国府元老的故事，那些说不清楚的久远案子，比如父亲意向怀疑的宋案，真能是袁世凯派人去刺杀的？论刺杀，袁项城什么时候是陈其美的对手？宋教仁死了，到底是谁获利最大{69}？ 还有五万银元，还有黄兴和孙逸仙的争执和互相指控——如此种种，许多事情藏在烟雾里，迷蒙看不清楚，也许最好是看不清楚。看清楚了未免就失望乃至绝望，甚至有性命之虞。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理解父亲对她回国投身这一行的轻微的反对是为什么。 迟了吗？也许吧。 回溯理想的河流，一切的肇始是王小亭的那张照片。 现在除了保护裴清璋，她几乎没有什么事，遂多出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工作？她作为记者的工作量太低了，想要她的作品和采访还有新闻稿的人很多，但几乎没有不是汪政府旗下的亲日媒体的，她不愿意和这些人沾上关系，一点都不，仿佛一个黑点她就会变成汉奸文人。但如此过下去，她的收入来源就只有一个：卖照片。 回到理想的源头，在战争发生之前，在想要回国之前，在晨边高地的小雾中，她想做一个摄影记者。那时候是想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带给中国，如今也许不能，但至少她还幸运地拥有这一份理想、相关的种种技能、以及一个售卖的渠道。 她还有说是美商社实际上是中美所给的两台相机，普通的那台正好拿去拍照。 她是不是非要这么做？她觉得是，即便金钱上的压力还不是非常大，如果只算她自己的话；可照她自己看来，她还是要去挣钱的。她要把自己的经济压力降低，多留下一点盈余，越多越好，为此她退了公寓，准备搬去和裴清璋一起住——正好那对租客已经退租——为此对裴清璋说，自己一方面可以全职保护她，一方面还省钱，一方面还可以给裴清璋跑腿。 是这样没错，这都是她的目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把自己挣到的钱，给裴清璋，支援陶静纯的医药费。 别的都涨，医药费也不能避免。1945年2月的这一天，她走在上海街头，手里握着相机。由于清楚地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并且可以轻松地规避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耳目，她丝毫不担心自己会因为拍照而被抓走。 其实这些年在上海，在路上总是匆匆忙忙，急于去这里，急于去那里，从风景中穿过，很少停下脚步来细细欣赏，现在因为这样的机缘而有了机会，若欲自嘲，对自己舍不得，因此镜头之下似乎总带着几分哀伤。 比如此刻，淅沥小雨已经停了，她走在大街上，汽车早已没了，人力车来去匆匆，远不如两年前曾有一次，她站在旁边这栋大楼的三楼看到的那样，汽车向北，人力车向南，秋雨中几乎拥塞了整个马路，不时溅起泥点。 现在连泥点也没有谁来溅起了，脏水只是流进下水道。 生活这样一天一天的萧瑟下去，如同人们的钱包与财产。 她在街角站定，预备拍摄一个空荡荡的街角，然而按下快门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过——这年月还能开得起汽车的不是汪伪的官就是日本人了——她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也许有这辆车，也许没有。 一切也许会好，也许不会。 转过街角，她向人流应该更密集的地方走去。她喜欢拍人像，好的照片应该在那一刻凝固刹那真实，好的照片要能保留那一刻的情感，照片是即时的，所以是永恒的。 走没几步就看到一家银号，果然有不少人拥在那里，也许是排队等待换钱。有人西装革履——有的旧，有的还算半新，总之没有簇新的，有的还洗得发白了——有的穿棉布长袍，厚薄一眼就可看穿。她看到人家换钱，就想到自己的存款，自己的现金，裴清璋存下的那些“礼物”——裴清璋有一日开玩笑说这是她这个恩客打给自己这个长三的“头面”，来日正好拿出去换钱，她即便反对裴清璋自降身价但更欣于裴清璋的苦中作乐——自己还有多少钱？如果以后没有必要，有些华丽的衣服，干脆还是当了好。可是当掉，又可能面临一个价钱不合适的问题。她不愿意拿法币，□□当然更不愿意，可是买家也未必拿得出别的，卖一件大衣难不成人家给你割金子？黑市米索价数千，她还不如拿大衣去换米。 裴清璋知道了一定会嗔怪她，说什么咱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她也不过想想，但内心总觉得，自己离那一步还有多远呢？战争再不结束，她—— 她光顾着看人群，未料往前走差点撞上一个身上棉袍洗得太旧的妇女的背，她立刻往后一退后，站定一看，是一群人在看热闹。看什么热闹？她比别人略高些，从人缝里往里一瞧，看见是个破衣烂衫的小孩子，倒在路边，显然已经死去多时——收尸队的，正在把草席给他裹上。 她听见周围人似乎在用各自听得懂的方言聊这个孩子是何时开始在这一带乞讨、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又如何倒在路边的。左不过是营养不良，一个说。看那个肚子大的，是饿死的，另一个说。现在从外面乡下逃进来的难民太多了，昨天在汇丰银行门口睡了五六个，今天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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