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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过去坐在母亲身边，“妈妈，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陶静纯扭过头来看看她，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她看见母亲的嘴巴在笑，眼睛却似乎在哭，为什么要哭？“那怎么哭了？” “没、没什么……妈妈只是觉得，好不容易……终于胜利了。有些事情……有些事情……” 不用母亲真的把那些事情是什么说出来，她也知道那可能是什么事情。年月太平了，世道好了，母亲肯定会想要重新把她的婚事提上日程，积极张罗起来。可往日里要是说到此事，母亲从不支吾。她不知道现在是因为母亲一直病着缺乏力气，还是因为母亲已经多少察觉了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因此觉得困难重重同样不愿面对——这也是她熟悉的、只是这些年不曾展露的母亲（难道是被自己保护得太好了？），一个给了自己面对人情世故的艰难时有可能选择逃避的性格的母亲。 母亲终究是不认可的。她想起母亲在病房说的话，竟然一时愧疚，悔恨往日不曾制造一个好的时机把话都说清楚，现在给母亲出了这样的难题。 可是说，又如何说？ 自己今年三十一岁，三十一年来，她们一直都是沉默的母女。 那夜她终于什么都没有对母亲说，避免加重母亲的心理负担。胜利之后，她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要开始努力地找另一份工作，不再只是做翻译，何况中美所的事情很快就会没了——气象情报就不需要了——她得赶快寻找收入来源。 找工作才是她确定自己何去何从的一根中流砥柱。 她相信自己因为有公董局的履历和优秀的外语能力，寻找一份工商业的工作不说轻而易举，也应该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唯一的难关应该是竞争激烈。谁知道是没有时间在阻拦她。就比如她最想去的那家美商公司的面试，她本来要去的，结果母亲病情突然加重，她只好和汤玉玮连夜把母亲送往医院。到了医院，一经诊断，母亲甚至开始有了肝腹水。她努力稳住自己不要着急不要慌，然后是汤玉玮来了，从家里带着一堆东西赶过来，拉着她的手腕让她不要着急不要慌。 然后她就接连错失了接下来的好几个面试。再去问，自然也不再考虑爽约的人。 是啊她爽约了，她不该。机缘巧合那时候她都在这里，而不是提前选择去面试现场。机缘巧合那时候她本来要走了又出现突发情况，她放不下心。总是如此。她不知道该怨谁，最后谁也不怨。 人她不怨。但她会恨重庆政府，会恨财政部，恨俞鸿钧、孔祥熙、宋子文、还有陈行亲{72}，恨这一切人，因为那份《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因为按这份办法200元汪政府的中储券才合1元法币！还要“替换回收”！要知道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73}，哪怕是汪兆铭，也只是用2元法币合1元中储券收换法币！现在日夜盼望的“王师”来了，明抢的程度比汪政府还有过之无不及！ 想想当初汪政府来了，2:1打对折抢走多少人的财富，现在200:1，就算把近年的通胀都算进去——不，通胀算进去就更是抢了！ 她尚有好一笔翻译稿费是中储券发的，因为出版社也没有别的可以发给她，拿着中储券也几乎换不到别的——到现在也是什么都不好换了——她本想看看胜利之后市面会不会好些，哪怕是2:1也行啊，现在她手里的钱根本是废纸，她过去一段日子的劳动根本是无效的，除了磨练自己的技能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 汤玉玮安慰她，但她只是摇头。她知道自己的情况远比其他普通家庭好得多。她也知道不能完全责怪政府，毕竟这是个难题，换成是自己也许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可是！这山是一座一座地往她头上压啊！ 一片晦暗混乱中她唯一听到的比较确定的消息是，朱家骅复任教育部长，还是巫山告诉她的。这么久了，她很少再去见巫山，巫山也几乎不曾找她，有一度她都怀疑巫山是不是也逃到重庆去了，毕竟巫山的声音听起来始终是个胖大而优雅官太太。胜利之后没几天巫山就主动联系了她，透过郁秉坚，还是在教堂忏悔室与她“见面”，说的内容倒是很简单——中美所应该不会再工作了，你回来吧，我们很需要你，但短时间内你还是跟着郁秉坚。 她说好。 巫山似乎笑了笑，又说，我听说你最近在努力找工作。朱先生回到教育部了，你要是有需要，可以去找他。 她没回答。 毕竟此刻如果说不想，那就是连巫山也回绝了。 虽然她还是和当年那样，觉得最好是离这些人这些事越远越好。但现实情况也是和当年一样，想归想，做并不能做到。 万小鹰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撵着走的，她一向在潮流中划着一叶扁舟，想要去往梦中的方向。千千万万的扁舟汇成一条大船，将带着这个民族走向更光辉的未来。所以当时代变样子的时候，她除了忙于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准备之外，别有一番兴奋、紧张、怅然以及冷眼旁观混杂的情绪。 比如那天正式宣布的时候，早就听到风声的她如常走进76号的办公室，穿着一样华丽的衣服、烫着照旧时新的卷发，纤纤玉臂上挂着的包是倒不新了——镶鳄鱼皮，当年一家富豪破产倒台、家里姨太太逃亡菲律宾的时候买的。 日本人在菲律宾也为非作歹，不知道那姨太太怎么样了。 一切都结束了。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出戏的结尾、另一出戏的开头。 她走进后面的办公楼，听见一片乱哄哄的声响。全是人，人的声音，人的动作，人的烦躁，人的选择，人不由自主的失去和得到。她想穿越人群上楼去，眼前是重重人海——忙着打电话的只是看她一眼就继续着急地说下去，等着打电话的只是两眼喷火地盯着打电话的人，忙着销毁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的秘密还是特工总部的秘密的人手里抱着的一大沓文件总是掉落，还有年轻的女职员不知所措、只能坐在座位上哭：她从他们颈肩背臀的夹击中小心穿过，手放在楼梯的木头扶手上，回头看了一眼。 泱泱众生里也有这样一群人。 转身，上楼。 李士群死后，丁默邨对她信任也不信任，唐惠民还是那样子，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她也就照旧做她的机要秘书。丁默邨有时候为了昭示自己对日本人的忠诚，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和李士群房间的钥匙都给她一份，让她“随意”。她往日都不曾随意，唯独今日——今日再不消受就没得消受了。她把提包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拉开抽屉拿出钥匙，走进李士群的房间，把唱机打开，在唱片里选了一张，放上去，坐进一旁的扶手椅。 《珍珠台》的剧情其实很理想主义，但她喜欢，因为好听。其实她一个北方人，会讲上海话而已，不知为何就喜欢听苏州评弹，甚至还会唱不少，就是唱的不好。《珍珠台》里，她最喜欢的是《妆台报喜》，也许多少有点儿像她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千分惊险千分喜，好比那浪里扁舟傍水涯；千分辛苦千分喜，好比那万里行商已到家；千分着急千分喜，好比那断线风筝有处拿……” 整个二楼就只听见她和唱机两个咿咿呀呀。 其实她应该喜欢京剧的不是吗？原先也喜欢的，只是还没把这种喜欢发展成爱，就到上海来了。也许也等不到别的东西成为爱—— 有人敲门，她抬头，看见是位同事，和自己的职级一样，但不太受重用，大概少了几分运气，因此似乎私下对自己不满，“万小姐？” “嗯？” 男子趁机走进来，靠在门边，“这样高兴，看来是找到下家了？” 她笑了笑，不答，伸手去把唱针拿起来，换了一张唱片，一看，心道真巧，然后放了上去。唱机里转而流出《四郎探母》的声音，她也没跟着唱，听了一段之后才答道：“我又不是杨家将，也没有赵官家，难不成还打一回沙滩会？” 男子看着她，她挑着眉毛看回去，男子见她还是这副样子，心中忿忿，“你倒是转得快。恐怕一早就通了辽吧？” 她这下笑出声来：“没看出来，你对日本人还忠心得很呐。可是王先生，日内瓦公约也只保护这时候投降的人，早前儿投降的人，就是跟着走，谁也不保护了，侬晓得吧？” 那人走了之后。她又把《妆台报喜》放上来听。对方给她提了好几个提议，她一个都不喜欢。请她帮忙，晚了。何况这个前倨后恭的，她凭什么帮忙？再说，帮他，她还不如去救自己的日本老师—— 那日本男子在哪里了？回去了，还是留在东北？也许无论在哪里，他都已经玉碎了。那人会的，即便可惜。 唱片听完了，她将唱片唱机都收好，关上门，从自己抽屉里找出个信封，把钥匙放进去，封好，放在桌上，然后收拾了包——没有几样要带走的东西，连小小的坤包都装不满，正如她来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简直是无牵无挂——又从从容容地下楼去。 楼下的人们还在吵闹，见她来了，照旧有人抓住她的臂膀求她帮忙、请她救命，也有人用眼睛射来愤恨嫉妒的毒箭，她谁都不理，推开众人向外去，满脑子回响着刚才听的《西厢》中《请宴》那一段，嘴上没完没了地唱着“雨打梨花深闭门”，一直到“相公啊，想你恭敬不如从命好”——众人想必都以为她疯了，或者就是招摇跋扈已极，这时候都开始唱评弹了！谁知道她是边唱边想。 她想要干掉丁默邨——陈公博往下会怎么样她说不好，但她总觉得重庆未必会接受此人，有一个周佛海就够了，现在还有一个丁默邨，你陈公博用来杀，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合适的手段，跟张生一样，而且自己可能比张生还不如，张生到底不过被困寺中，自己往下还不知道是要改名换姓潜逃他方，还是长期留在上海掩护其他人。风云变幻太快，她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也只是应该而已，自己看到的信息和上面做决定的依据，恐怕是两回事。 要是这样，就得抓紧时间，借一个白马太守。 为了保证丁默邨死，就只能依靠汤玉玮。否则任何军统其他人都有可能放走这家伙。 想到汤玉玮是白马太守，她不禁笑起来，笑着笑着又觉得苦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甘愿。有时候两件事甚至混杂在一起。比如她愿意留在上海，多少也是为了丁雅立，但又不能明说更不能让丁雅立知道。可让她留在上海，一直留在这种灰色的地方，她开始担心自己再也不能恢复清白了。 这两者不能互换，她明白。愿意的她愿意，害怕的她害怕。 不知道汤玉玮和裴清璋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如果有，也许她会平衡些，也许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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