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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等她真的确定了丁默邨的下落之后，她就把消息交给了汤玉玮。汤玉玮很高兴，说会想办法交给中央社的一位记者，到时候就等着看好戏就行了。她也笑。两人正在对坐喝咖啡，忽然有人来给她送条子，是丁雅立找她，请她赶紧来家一趟。 来家，说得好像那地方她们两个的家一样。 她立刻告别汤玉玮，赶到了丁家。等门打开人落座，她看见丁雅立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她——姿势是好整以暇，等落座了她才看见，丁雅立的眼神有些不安。 “怎么了？”她听出自己的声音比丁雅立更不安。 “你——”丁雅立欲言又止，她感觉自己的心悬到嗓子眼儿， “盛东声跑了，和其他的汪政府的官一样，一早跑了。你知道吧？” 她愣了愣，心里的石头好像放下来一点，“我知道。” “我现在想和他离婚。”丁雅立说，定定地看着她。 她不知道如何回答，也不知道丁雅立是否要自己的回答，只能无助地看回去。 “我要去见他，你觉得呢？” 作者有话说： {71}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特派员。 {72}时任财政部次长，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在上海。 {73}1942年。
第四十二章 村头茶肆外的十字路口，丁雅立站着，一只手领着自己的包袱——阴丹士林布，还有点儿脏——另一只手举在眉毛上挡一挡阳光。 她祖籍嘉兴，虽然从来没回去过，但家里怎么说都是浙江人，痴长四十一岁，竟然不知道浙江乡下可以这样热！十月天气，她一路赶过来几乎出了一身的汗，刚在茶肆喝了一杯淡薄的茶、吹了一会儿风，付了茶钱走出来看看路，没几分钟又是一头汗！ 十字街头，她立在茶肆的斜对面，这边是挑着担的人，那边是牵着驴——又或者那是骡子？她笑自己，什么都不认得——的人，来来往往的全都看着自己，她不敢和人家对视，自己心里却打鼓：还是不像？ 不像就不像吧，当时准备着一身行头，她虽然不知道“像”应该是什么样子，但看得出扮出来的样子是只能算是不伦不类，打扮她的人穷尽办法、末了只能耸耸肩，摊手告饶。 太太，你这气质，就是往脸上抹煤灰、再挑上两担泥，也盖不住。 她没怪人家，知道自己这幅长相是装不了农妇的。又不好去找万小鹰，好像怕万小鹰嫌她麻烦。再者，太不像自己、太像农妇的话，盛东声要是认不出来怎么办？ 她四下打量，十字路口一点标识也无，一望无际都是田野，路上除了稻田就是水泽，哪里有飞檐蓝瓦的踪影？难道真要问？要是问的话，就得想好怎么开口，不然…… 眼前路过一个挑着担的老农，黝黑的皮肤里挤着一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满面怀疑。她与老人短暂对视，按事先约好的，眼神不带感情，最好是一片茫然。 老农顺势上下打量她一番，皱了皱眉头，脚步倒是没停。她目送老农离开，视线刚刚收回，就撞对面驾着牛车的少年郎不怀好意的眼神。 也是，乡下突然来一个陌生妇人，高挑秀丽，是个男人都会多看两眼。何况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她这下倒是没有看回去，心里思忖，老是这样站着也不行，有没有人来好心帮她两说，会不断被更多的人看见、发现、记住是肯定的，越多的人记得她，往下她到哪里就越容易被人发现和记住，万一就此找到了盛东声，就不好了。 这叫不必要的注意，万小鹰说过。 不然就问问？说自己是个香客，来上香？上香哪有不知道庙在哪儿的？说自己是到庙里找人的？那不一样嘛，纯属不打自招。怎么问出寺庙的地点，又不叫人起疑去怀疑寺里新来的一个和尚是盛东声呢？ 一滴汗珠自发间流下，眼看要进眼睛，她下意识地想要去掏手绢，摸了一下发现没有，只好用袖口擦。一边擦，一边自嘲，真是的，我又何必照顾盛东声的死活？难道照顾了他，为他着想，他就一定会支持我和他离婚？ 那天在家里，她问万小鹰，你觉得呢？其实不完全是想要分析或答案，她想要的是支持。但万小鹰愣了愣之后，却说并不建议她去：“他现在已经是落水的狗丧家的犬，污名在身，咱们本来就和他有撇不清的关系、最好是离远一点的，你还要专门去见他，就算你真是去找他离婚，传出来还不知道是什么。万一他后来做出什么更要命的事情的时候，有人传说是你去传递消息，你说也说不清。所以我觉得，我——我不建议你去，不要增加不必要的接触。他跑了就跑了，你过你的。” 她听完，坐下来认真思考，自然觉得万小鹰说得也有理，但又不太愿意接受；未几却听见万小鹰低低地说了一句“除非”，她立刻问除非什么。 万小鹰那双圆而亮的大眼睛看了看她，“没什么。” 现在想想当然知道是为什么。除非离婚再醮，不然何必离婚？就像离婚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结婚一样{74}。 “我只是建议。”万小鹰说。 而她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望着桌上的水晶杯盘。下午的阳光从纤尘不染的窗玻璃照进来，在水晶杯壁上再一次偏转折射。事情总是在变，看待事情的眼光和道德观念也一样。是啊盛东声可以一走了之，她也一样。来日分开多年，如果真还有以后，大不了一纸文书给她或给他，有名有实后来就有名无实的婚姻也就告终。不用彼此告别，业已分飞自由。这样其实很好，不用面对面，由世事的节奏与齿轮替代自己做出决定。 她就是这样过了四十一年。从上一次，到这一次，到每一次。 不。 她站起来，说不。 我要面对它，我要自己做决定，我要堂堂正正。 “我还没离过婚呢，反正。” 她说得轻巧俏皮，干起来却是实在不容易。盛东声跑了，没有留下任何消息，也毫无痕迹，除了钱和部分身份文件之外，什么都没带，家里还有满衣柜的漂亮西装领带皮鞋，一样也没拿，简直是光身上路——她简直要怀疑他是后来这一两年干了什么太过于见不得人的事，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穿到烂了，否则何至于连陈公博都不曾跑路，他就跑了？可现在笑也无用，难题在此，她要找他。 她四处打听，盛东声的同事、秘书、上下级，真朋友、假朋友、一般朋友，常去的酒店饭店妓院的老板，但凡有关系的，她都去问了一圈，愣是谁也不知道——这么秘密？她觉得自己这样问恐怕是问不出来，不然使点钱？不坏钞，就坏事。她本来想通过万小鹰，又觉得自己也可以出面，不该万事都麻烦人家，何况这真是自己的事——人家本来就不支持，你还偏找人家，未免太过分了点。 终于在认真分析了盛东声的朋友们之后（费了三天三夜，甚至画了一张图），她把其中一位的太太请到了家里，拿出了一根盛东声留下的金条，就从嘴巴大的朋友的太太的嘴里套出了盛东声的下落。 一击即中，这看人的眼光当年怎么没有呢？ 她是现在的丁雅立，不是当年的丁雅立。 这一次离婚之后，她将成为崭新的丁雅立。 那位太太收钱时，夸她大方，她心道那是他的钱，不是我的，花他的不义之财我一点儿也不心疼，都是消业障；嘴上却说着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总归想要知道他的下落、就是他要离婚也要见他一眼之类的话来：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流利得胜过往昔。 十六年之前，十六年之后，自己变化竟然这么大。也许这已经是自己人生的第三个分水岭了，前一个是结婚，再前一个是结婚不成。如果当时结婚结成了，会怎么样？ 1919年，民国八年，自己二十五岁，南北还在议和{75}，张作霖还没死，五月四号学生们上了街道烧了曹宅，夏天里有人罢工，秋天国民党改组完成，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可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从年头扯到年尾，她的未婚夫还是反悔了。也许人家觉得丁家家道中落的程度比他们沈家严重，也许觉得丁雅立除了美貌之外堪称一无是处，配不上他的家世也配不上他的书法水平，他也不想去上海生活，宁愿留在广州，于是悔婚了。悔得义无反顾，悔得决绝难留，悔得一去不回头。 一开始她不相信，之后她不确定，再之后她嚎啕大哭；而父母兄长去劝解挽留，她则为此觉得自己连最基本的自尊和脸面都没有了；最后终于相信终于确定之后，她不再问，不再说，为了躲避这件一想起来心脏病都要犯了的事，既不再考虑婚嫁——也知道有了这件事她已经不那么好嫁出去了——也不再和之前的朋友见面，把一切归结为遗老家庭和旧式习俗乃至旧文化的错，遂一心求学去了。 说是一心求学，其实结果也并不好。因为目的不明和基础不牢，她并没有带回一个学历，更没有一份工作，读罢群书，一事无成，倒成了家里养起来的老姑娘，仿佛大梦初醒一般发现自己的求学不过是受惊之后掩藏伤痛的一场梦而已：醒来，一切依旧。 然后是不知所措的三十年代，在迷茫中，她顺从地嫁给了盛东声。然后是这些年。然后是现在。 现在。 这么多年来，自己也许从未明白爱情是什么，从未有人走进自己的心，自己也从未想要得到一个人。她的人生在一些人眼里可以算是有缺憾的。但平心而论，她觉得自己过得也不算难过，不算好不算坏的日子是不能用难过来形容，那不是难过，是失落。可要是像浪漫小说里写的那样，爱情是值得一个人将其余的一切统统放下、一心一意去追求的东西，没有得到，也不能算是严重的损失吧？一事物与另外的很多事物，这样的计算是永远不能对等的。她不曾与谁长相厮守，也没有想要与谁长相厮守，这就是她的人生。 到目前为止的人生。 她听见对面有个担柴的老翁和店里人说自己马上担柴去庙里、今日已然迟了不能再等、稍晚过来拿东西云云，遂迈动脚步准备跟上去。 但如果，长相厮守只是过日子，不谈爱情，不一定需要有爱情，也许—— 也许可以是万小鹰。 和万小鹰一起过日子，应该是愉快的。两个女人，倒还省却许多麻烦，说不定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她在距离老农大概二十余步的范围外跟着。摇摇头对自己笑，小鹰啊，人家小姑娘，怎么会愿意陪着自己呢？1919年，自己一整年沉浸在悔恨中时，万小鹰才出生。她平日叫自己姐姐，其实可以叫阿姨，甚至当她的妈都足够了。人家怎么会愿意陪着自己呢？ 但好像从来不知道万小鹰有没有男朋友，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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