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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一连下了三天。 松岭彻底进入了猫冬的时节。地里没活了，社员们大多待在家里，纳鞋底，补衣裳，编筐篓，或者干脆围着火盆打盹。路上很少有人走，积雪被踩实了，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屋檐下挂满了冰凌，长长短短，在偶尔露面的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风一吹，冰凌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像谁在敲打着什么。 木工组的活也少了。天冷，仓库里虽然生了炉子，但干一会儿活就得凑到炉子边烤烤手。王铁柱干脆给大家放了假，说等过了腊月再开工。孙大勇和周建军巴不得，天天在家猫着，偶尔来仓库转转，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晏城还是每天去，没事就收拾工具，把那些刨子、凿子、锯子擦得干干净净，磨得雪亮。那些工具排成一排，在炉火的映照下闪着寒光。 林芝也跟着去。他坐在那儿画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把明年可能用上的都画出来了。王铁柱看了直夸他“有远见”，他笑笑，没说话。其实他不是有远见，是闲不住。一闲下来，就会想那些事，想周永年，想那个姓秦的，想北京，想那些还没着落的未来。图纸一张一张摞起来，有桌椅的，有柜子的，有床的，还有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画着画着，笔就停了，眼睛看着窗外发呆。 李树生也去。他已经能帮不少忙了，修修工具，整理木料，扫刨花，什么活都能干。王铁柱说他是“天生的木匠料”，他听了，咧嘴笑，露出一口不太齐整的牙。但笑完之后，他会愣一会儿神，眼睛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时候林芝叫他，他半天才反应过来。 “李大哥，”林芝问，“你想什么呢？” 李树生摇摇头。 “没什么。”他说，“就是有时候会想，我爹要是能看见我现在这样，该多好。” 林芝心里一酸。 “他能看见。”他说，“他在天上看着呢。” 李树生点点头，眼眶有点红。 晏阳还在上学。雪大路滑，林芝每天接送他。早上送他去，晚上接他回。走在雪地里，脚下咯吱咯吱响，呼出的气变成白雾，在眼前飘散。晏阳话多，叽叽喳喳说学校里的事。说哪个同学功课好，说哪个老师讲课有意思，说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林芝听着，偶尔应一声，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林芝哥，”晏阳有一天忽然问，“你说，我能考上大学吗？” 林芝愣了一下。 “能。”他说，“一定能。” 晏阳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盏小灯。 “真的？” “真的。”林芝说，“你功课那么好，考不上谁考上？你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晏阳笑了。那笑容很灿烂，像雪地里的阳光，把周围的雪都照亮了。 “那我考上大学，我哥是不是就能放心了？” 林芝心里一动。 “是。”他说，“你哥就指望着你呢。” 晏阳点点头，脚步轻快了许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腊月初八那天，公社里来了一封信。 那天林芝正在家里纳鞋底，晏城在院子里劈柴，李树生在旁边帮忙把劈好的柴火码起来。外面传来自行车铃声，叮铃铃，越来越近。 “林知青！信！”是小周的声音。 林芝放下鞋底，推开门。小周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邮袋，脸冻得通红，呼出的气像一团白雾。 “县里来的。”小周从邮袋里翻出一个信封，“给晏城的。” 林芝接过，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有“晏城收”三个字。邮戳是市里的，红色的，很醒目。信封是牛皮纸的，摸着挺厚实，里面不止一张纸。 他心里一紧，拿着信就往院子里跑。 “晏城哥！信！” 晏城正在劈柴，斧头抡起来，落下，木头应声裂开。一下一下，很有节奏。看见林芝跑过来，他停下斧头。 “怎么了？” “信。”林芝把信递给他，“市里来的。” 晏城接过，拆开。他的手指很稳，但林芝看见，他的指尖在微微发抖。信封撕开的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的手很冷，冷得发白，但捏着信纸的时候，那纸在微微颤动。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心上： “晏城同志：关于你反映的情况，市专案组经进一步调查，现已查明1969年10月23日松岭后山事件的部分事实。涉案人员中，有一人现居北京，姓秦，名建国，原某单位工作人员，现已退休。其子秦晓东，现居北京市西城区柳树胡同17号。如有需要，可据此线索进一步核查。市革委会专案组。” 晏城看完，把信递给林芝。 林芝看完，手也在抖。信纸在他手里哗哗响，像风中的树叶。 “秦建国。”他说，“他儿子叫秦晓东。” 晏城点点头。 两人对视。林芝看见晏城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是激动，是愤怒，还是别的什么。那种眼神他从没见过，像是压抑了七年的东西，一下子涌了上来。 “晏城哥，”他说，“找到了。” 晏城没说话。他站在院子里，握着那封信，很久没动。雪落在他肩上，落在他头发上，他也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风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寒意。雪花飘落下来，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信纸上，很快就化了。信纸湿了一小块，墨字洇开了，但还能看清。 李树生从屋里出来，看见他们站在那儿，走过来。 “咋了？” 林芝把信递给他。 李树生认字还不行，看了半天，才看明白。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嘴唇动着，不出声。念完了，他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找到了……”他说，声音哽咽，“找到了……那个姓秦的……找到了……” 他站在那里，眼泪就下来了。他用手背抹，抹了又流，流了又抹。 晏城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那只手很重，也很暖。 那天晚上，王凤娟又来了。她听说了消息，高兴得直抹眼泪。 “好，”她说，“好。晏城，你爹的事，终于有眉目了。你娘要是能看见，该多好。” 晏城点点头。 王铁柱也来了。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只是看着晏城，点点头。 “晏城，”他说，“有啥需要，尽管开口。” 晏城点点头。 那天晚上，林芝失眠了。 他躺在炕上，想着那封信。秦建国，秦晓东，北京西城区柳树胡同17号。这些词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团火，烧得他睡不着。他想像着那个地方，那条胡同，那扇门。门后面是什么？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还是一个眼神阴鸷的中年人？他会说什么？会承认吗？会辩解吗？ 晏城躺在他旁边，也没睡。 “晏城哥，”林芝轻声说，“你想去北京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 “想。”他说。 “什么时候？” “等开春。”晏城说，“等路好走了，等晏阳放寒假。” 林芝点点头。 “我陪你去。”他说。 晏城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握住了林芝的手。 那只手粗糙，温暖，有力。 那一夜，两人就这样握着，一直到天亮。 腊月十五，公社里又来了一个人。 不是周永年，是个陌生人。三十来岁，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狗皮帽子，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挂着清鼻涕。他在公社大院里待了一下午，然后打听着找到晏城家。 晏城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来人，他停下斧头。 “你是晏城？”那人问，声音冻得发颤。 “是。” 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信被他捂在胸口，还带着体温。 “周叔让我带给你的。” 晏城接过，拆开。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 “晏城：秦晓东的地址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柳树胡同17号。他爹秦建国就住在他家，我打听到的。我腿伤犯了，走不动，你们先去。等我好了，去找你们。记住，小心，那些人还在盯着。周永年。” 晏城看完，把信递给林芝。 林芝看完，手又在抖。 “柳树胡同17号。”他说。 晏城点点头。 那人站在旁边，搓着手，等着。他跺着脚，脚上穿的鞋都湿了。 “还有事吗？”晏城问。 “没了。”那人说，“周叔让我带句话：小心。那些人还在。他说你们一定要小心，他腿伤了，来不了，等他好了就来。” 他说完，转身走了。 林芝看着他消失在巷口，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周永年的腿伤了，走不动了。但他还在查，还在帮他们。 那些人还在。他们还在暗处，盯着。但真相也越来越近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公社里有了年味。家家户户开始扫尘、蒸饽饽、写春联。供销社进了些年货，虽然不多，但比起平时，热闹多了。孩子们在街上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炮仗，时不时扔一个，砰的一声响，吓得鸡飞狗跳。大人们站在门口聊天，说今年收成好，说过年吃啥，说明年开春种啥。 晏城家也忙起来。林芝和晏城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该洗的洗，该擦的擦。李树生帮着劈柴，劈了一大堆，堆得整整齐齐。晏阳放假了，帮着贴窗花，贴对联。 窗花是王凤娟剪的，有喜鹊，有梅花，有福字，红艳艳的，贴在窗户上，好看极了。晏阳一张一张地贴，贴得端端正正，一边贴一边念：“喜鹊登梅，五福临门……” 对联是林芝写的。红纸黑字，他写的是：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晏阳看了，问：“林芝哥，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春天还会来。”林芝说，“不管冬天多冷，春天总会来的。” 晏阳点点头。 “那咱们家的春天，也快来了吗？”他问。 林芝愣了一下。 “快了。”他说，“快了。” 那天晚上，王凤娟又炖了一锅肉。王铁柱、孙大勇、周建军都来了。一屋子人，热热闹闹的。炕上坐满了，凳子不够，有人就站着。大家说说笑笑，吃着肉，喝着酒。 李树生坐在角落里，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光。那光是希望，是对未来的盼望。他时不时抬头看看晏城，看看林芝，嘴角带着笑。 晏城坐在炕边，喝着酒。他喝得不多，但每一口都喝得很慢。酒是王铁柱带来的，自家酿的苞谷酒，烈，辣嗓子。他喝一口，抿抿嘴，眼睛看着窗外。 林芝坐在他旁边，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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