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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躲进了最近的地下室。在她身后，楼道里的沙袋被轰炸震得簌簌作响。这天下午的警报来得太快，躲在此处的几户人家都没来得及拿上灯。漆黑一片中，孩子们哭叫起来，母亲颤抖着小声安慰。克劳迪娅想起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盒火柴，但没有人随身携带蜡烛或者灯芯。炸弹落在他们头顶的地面上，楼房燃烧、倾倒的声音让所有人噤声。人人都担心临时改造的通风口被堵住，让他们在地下窒息——这在贫民区非常常见。 不知过了多久，警报解除了。克劳迪娅推开门，人群从她身后鱼贯而出。每个人都被宛如地狱的景象惊呆了：天空成了诡异的紫红色，其间星星点点，飘下像雪花似的灰烬。可这一切并不在死寂之中，风声在所有人耳边呼啸。码头油库被点燃了，熊熊大火正卷起气浪，冲向天际，把暗夜中的河水照得赤红。即使站在几百米开外，那热气都将工人们的头发吹得四散。恐怖的寂静很快被打破了，混乱中，人们彼此呼唤、寻找的声音渐渐响起。克劳迪娅怔忪着，她的手里还握着那一盒奶粉，纸包被手心的汗水浸得毛毛糙糙。她才发现小贝蒂的母亲正在与她一同躲避的人群中，但她走得飞快，克劳迪娅跑了几步才跟上她。 做完了这一切，她感到一阵精疲力竭。人们彼此搀扶着，把伤员送到近处尚且完好的小教堂。克劳迪娅从他们中间穿过，教堂的穹顶下，躺着无数被烧伤、砸伤的码头居民。附近的工人们自发取来了照明工具，好方便后续的救援。恍惚间，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没有认出那张脸，因为那上面满是血污，那个男孩的双眼被衣襟撕成的绷带蒙着，渗出粘稠的血浆。这个燃烧弹的受害者，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痛苦依旧让他间断地呻吟，移动着肢体，好像这样能减轻他的孤独和痛苦似的。他和罗尔夫多么相似！ 恻隐之心像一条冬末的小蛇，探头探脑地从她的锁骨底下爬到肩膀上。克劳迪娅走到他身边，隔着枕头把他的头抬高了些，让他枕在自己的膝盖上。 “这样好多了。”那个少年说。“女士，您真好心，谢谢您，虽然我看不见您的模样。” 他和罗尔夫差不多的年纪，罗尔夫出身显贵，而他是个工人的孩子——他的父母去了哪里？他们幸存下来了吗？如果是的，他们该怎么面对失去这个孩子的痛苦？克劳迪娅没有说话，他摸索着，握住她的手，轻轻祈求道：“对不起，我太难受了。这太疼了，护士……” 我不是护士，克劳迪娅想说，但她没忍心打破他的幻想：“我可以帮您问一下医生，或许他能给您一支吗啡。” “不，不。请不要走开……在这儿待一会儿……” 他没有力气再说下去，只死死抓住克劳迪娅的手。死神的羽翼在这个年轻人上空盘旋，在他惨白的面颊上投下秃鹫似的阴影。克劳迪娅试图庇护他：如果无法远离死亡，至少远离对死亡的恐惧。她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少年在她的手掌下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的呼噜声。他的肺被肋骨刺穿了，所有求生的挣扎都只是徒劳。 在查看他的伤口时，克劳迪娅才发现了他的胳膊上的标识。高层在为保卫柏林做准备，整整一代男青年在战场阵亡之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十几岁的孩子。克劳迪娅想象着，这个工人的儿子，戴着人民冲锋队的标志，回到家里，对今晚等待他的命运浑然不知。他和家人说了什么？有没有来得及做最后的告别？很快，缺氧让他重新陷入了安静，临死的迷离幻影让他获得了一些勇气。他松开了克劳迪娅，把手放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暗影中，克劳迪娅看见他的嘴唇不断扇动，努力地说着什么。她不得不低下头去听。平常她不会聆听敌人的遗言，可是此刻他究竟还算不算她的敌人：他还没有成年，失去了双眼和一边的肺，用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了。 “妈妈，妈妈——”他喃喃说，“请原谅我吧。” 他说完喘了几声，但空气已经很难进入他破败的肺脏。他张大嘴巴，胸口激烈地起伏了一阵，呼吸便停止了。死亡的灰白刹那蔓延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依旧停留在呼唤母亲的姿态上，好像那是他和人世唯一的牵连。
第55章 偏差 这一年，柏林的冬天是在刹那间来临的。 过于频繁的苦难打乱了人与时间的关系，轰炸接连而至，人对生活本身的感知也像被炸弹扬起的一切，腾空，失重，落地——先变得灵敏，再坠入麻木，最后一片死寂，一条在战争中理所当然的抛物线。直到玻璃一夜间布满水汽，象征冬天的薄雾重新悬浮在河面，人们才意识到，再过两个多月，这苟延残喘的三百天又将徐徐而过了。 没有人想到圣诞节。在战争的头两年，德国人尽力维持着苦中作乐的仪式，尽管配给有限，生活艰难，大多数人依旧咬牙忍耐——柏林，欧洲思想皇冠上的明珠，它光怪陆离的辉煌灯火让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事实：这座城是由被欺压、流放、驱逐的人民，在沼泽和河流之间，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它怀抱中的子女从未习惯安宁。如今，他们又成为了新的暴君，在流放和屠戮的命令上签字画押。当强加给别人的苦难被泼回到他们自己头上，新的一轮忍受又开始了。 德国人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上用尽了他们的想象力，却屡遭挫败。从七月到九月，纳粹的权力显露了分崩离析的前兆，军人、外交官、甚至党卫队的核心成员也沦为了怀疑对象。帝国保安总局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一些老资格的政治警察质疑希姆莱派系的办案风格，指责他们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滥捕滥杀，闹得人心惶惶。对于他们的控诉，唯一的回应是上级派下的更多虚假指标。逐渐地，没人在乎案情是否合理，证据是否真实，甚至有人出面举报曾与自己有过节的同事——对安全局和盖世太保间本不和睦的关系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混乱而紧张的工作氛围使得库恩宁愿相信安德烈亚斯的谎话：在风声鹤唳的局面下，他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利益忍痛检举自己的朋友。计划生效了，但这也意味着卢卡斯的处境更加危险。他不能再见任何人，只能佯装无事地继续在帝国保安总局上班。出乎他的意料，海伦娜在第一轮审问中声称自己半路脱逃，没有人协助；胶卷物证又没有确切的拍摄时间。这让穆勒放下了对他的注意：比起疑似和瑞士人、美国人过从甚密的传闻，放走政治犯、披露集中营罪行才是危险信号。对于没有切实证据的、无伤大雅的小把戏，他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卢卡斯背后的势力和工业部的要员们也有牵连，他可不想在这个人人消极怠工的时候触了谁的霉头。 在库恩的调查开始之前，卢卡斯给美国人通风报信。美国情报网的收缩、掩盖的速度让谢尔盖惊讶——他们的组织比预想中的更庞大、更严密。因此，库恩的调查很不顺利，偶尔地，这个没经验的小职员想要请教上级，调动技术部门，但安德烈亚斯对他重申了这行为的危险性：卢卡斯和美国人私相授受，他没有遭到调查，是因为有危险分子隐藏在他的领导们中间。 很快，这个在使馆旧址附近出没的秘密警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这证实了卢卡斯泄漏的情报：盖世太保似乎要把枪口转向他们。他们向四处的某位高级官员核对此事，可对方并不知情，这引起了一阵恐慌。 他受谁委托？调查何事？为什么一份相关报告也没有？纳粹高层是否发现了他们的不忠？焦虑当中，一切交易的进度都被加快了。 在美国人的催促中，在家族的秘密授权下，卢卡斯通过瑞士商会，把一项冶炼专利卖给了美国人。照他家人的意思，他在企业中从未有任职记录，不会引起工业部门的怀疑，由他出面交涉、保全企业的战后利益再合适不过了。安德烈亚斯和谢尔盖曾警告他，虚假的应当要保持虚假——他的位置，一个引发库恩追查上级的诱饵，打乱盖世太保阵脚的幌子。一旦库恩咬住另一个对象，说盖世太保中有美国间谍，卢卡斯就不再重要。在那之前，他应当彻底沉默，不该在警告美国人之外做多余举动，尤其别让库恩抓到把柄，坐实叛国的罪名。可他顶不住免罪的诱惑。 他的父母并不了解柏林的情况。盖世太保成了一台超载的、疲于奔命的机器，一点儿风摧草动也能叫这个行将就木的系统紧张。卢卡斯提着文件，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时，库恩紧随其后；在他完成交易后，库恩对几个可疑的地下场所进行了蹲点排查——他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儿风声，只叫来几个青年团的孩子给他打下手，对他们声称自己在调查一桩盗窃案。 这又引来了一阵混乱。两个礼拜以后，他一脚踏进了美国人为他准备的陷阱。 他的死被伪装成了一起抢劫案。隔天的一个下午，随他一同前往的一个孩子也宣告失踪。他们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是什么秘密把他们推向死亡，不得而知。如果死去的只是库恩，尚可以用巧合解释，而接连两起死亡案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穆勒大为震惊。他要求手下增加美国使馆旧址附近的监听线路，屡次突击搜查。在这桩“谋杀案”登报的第二天早上，卢卡斯被捕了。 公寓里的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城市中燃料短缺的隐患开始显现，但这不在谢尔盖的考虑当中：他出生在俄国广袤的冻原上，门前河水解冻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卢卡斯被捕后，他们共享的规划到此结束，谢尔盖有自己的计划，安德烈亚斯也有另一个。这两个计划长短不一，内容迥异，像两条隐匿地下的河流——为了顺利实施，他们谁也没有对彼此提起。 当天，安德烈亚斯驱车去了一趟柏林郊外，声称要和父亲商量轰炸的损失事宜：前些日子投在施普雷河上的炸弹让工厂的原材料供应难以为继。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藏着那一份加密名单的提示，以保证安德烈亚斯的回忆不会出错，现在，只需要一本1935年出版的《布兰诗歌》来把它们全部解密，而安德烈亚斯一直随身携带着它。 “一旦开始，就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做完，把它转移出去，销毁痕迹。”安德烈亚斯说，“你能读了吗？你的眼睛。” “恐怕不能。我能看见物品和人，小于五公分的东西我看不见。又要麻烦你了。” “那么，你能出门？” “我已经不再撞到家具了。” “卢卡斯说，那个女共产党员，克劳迪娅，就在东港。你知道怎么找她？” “我会找到她的。东港正在紧急修缮，有不少工人都去了那里，我就假装成无法上前线的伤员，去那里找工作。我可以混在工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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