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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对基础的电文十分熟悉，类似“e是英文中出现最多的字母”这类常识，根本不再需要谢尔盖赘述，但他对美国人的思想一无所知，这主要是因为轻视：安德烈亚斯涉猎广博，但最了解的两门学问还是德国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特征——前者是教育使然，后者是工作需要。 在十点钟，安德烈亚斯接了一通电话，他的父亲又要和工业部、军需部的要员们举行晚宴，希望他能够作为名义上的继承人露脸，好让他的叔伯不要对他的家产动歪脑筋。安德烈亚斯大肆嘲讽，说他唯一能做的是赏光拉小提琴，再勾搭几个年轻漂亮的官员去他床上。这就是他拒绝的说辞了，愤怒的父亲因此撂下了电话。在十点十五，电话又响了一次，安德烈亚斯以为又是父亲或公司的事，决定不加理睬。可是紧接着，一连串的铃声把他们的教学搅得不得安宁。安德烈亚斯准备拔掉电话线，谢尔盖替他拿起了听筒——他当然不能说话，把它塞进了安德烈亚斯的手里。 卢卡斯的声音响起了：“我有事要和你见面，就现在。” “现在？恐怕不合适。” “你还记得我曾经去过的集中营吗？那个集中营？” “什么？你没发疯吧？” 安德烈亚斯呆住了，谢尔盖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极度的不安。 他停了一会儿，直到卢卡斯开始催促他，才继续问道：“你正在用家里的电话？” “不，公共电话。” “有没有人跟着你？” “暂时没有——我会换几班公共交通来，再走一段路。” “好吧，你快点。” “是照片。”安德烈亚斯丢下电话，对谢尔盖说，“你还记得那些照片吗？你们——除了我烧掉的那一份。对，不要那样看着我，我烧掉了一份。你们的人是不是做了备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克劳迪娅和卢卡斯把胶卷送去了南面，或许还去了法国——我不清楚具体的行程。” 安德烈亚斯深吸一口气：“听起来不像好事。” 卢卡斯脸色苍白，下眼睑青黑一片。如果他没有麻利地索要白兰地，坐在桌边焦虑地跺脚，安德烈亚斯几乎以为在他身上有两个枪眼儿在流血。今早八点，他被穆勒的办公室秘书叫去单独问话：一位编辑混在德国南部的难民潮中，在他手提箱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套冲印于1942年3月的照片，以及它们的摄影胶卷，一套完整的集中营罪证。拍摄地位于远尘嚣的荒郊，在冲洗日期之前，除了火车，只有一辆运输车误入过其中，里面装着一个连队。通过照片的拍摄角度，他们锁定了一栋建筑，那些从东线因伤回家的小伙子们，在其中被安置了一夜。现在，这个连队中的人要么已经阵亡，要么在东线失踪，唯一一个活下来、能说话的，只有卢卡斯。 安德烈亚斯一贯沉静而戏谑的表情消失了。在卢卡斯继续对他描述问话内容之前，他敲了敲卧室门：“出来吧。” 卢卡斯不明就里，而偷听的谢尔盖已经对一切了然于胸：安德烈亚斯预感到了危险，他希望通过两种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也通过两个人的大脑来记忆信息。秘密警察开小会讨论案情，他们也需要一样谨慎，才能预支周旋。刚巧，这间公寓里的每个人都接触过那套照片，安德烈亚斯甚至私自走访过相机主人的家属，如果这件事败露，在刺杀事件高压的余波中，他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碾碎。 谢尔盖说道：“其实你没必要向他隐瞒我。照理说，他也早该知道了。” “啊。”卢卡斯喘息一声。那次刺杀以后，他目睹了安德烈亚斯和司机的惨状，对谢尔盖有点畏惧，在椅子上痉挛了一下。“我的天啊……你们……” 安德烈亚斯嘟囔：“显然，他不知道。” 谢尔盖拖过椅子，坐在两人中间。他无意间暴露了视力好转的现实，但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端详”了卢卡斯一会儿，朝他的模糊轮廓安慰似的伸出手：“好久不见。” 卢卡斯窘迫地缩了缩，像一只被打扰的鹦鹉，避开了那尴尬的问候：“见到您让我害怕。” 安德烈亚斯受不了这些寒暄。自从谢尔盖住进这间房子，他周围尖锐的、盘着倒刺的篱笆重新竖了起来。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但现在，他必须对另一个人负责：“你和他谈了什么？他问了什么？你必须一字不落地告诉我们。” 卢卡斯窒息般地说：“我说连队里只有一个人有相机。” “你有没有说你知道那些相片？还是说你不知情？” “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拍摄……但我曾经把集中营里的事儿传出去，你们两个，一起到大街上把我带走的……你们还记得吗。” “那是两码事。”谢尔盖试着安慰他。卢卡斯的状态很不好，如果不给他支持，用不着刑讯逼供，下一场盘问就会让他精神崩溃的，“如果你没有承认知情，就咬死不要承认：你只记得有人有一台相机，其余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母亲，她还在柏林吗？她和影视界那些处理底片、胶卷的人很熟悉，不是吗？你能不能找到一两个愿意给你作伪证的……我记得胶片上没有日期，那些照片说明不了什么。你让他们说，按照经验，那些胶片是在你们意外到达之后生产的。那些照片可能是其他人拍摄的，在42年3月以前，有许多火车在那里来往，随行的还有押送和检查人员。总之，也许不是你的战友，天知道是谁——” 谢尔盖打断了他：“你查过这件事，安德烈亚斯，这怎么解释？已故相机主人的家人肯定会说，先生们，你们的人已经来调查过了……” “我没有亲自去问。”安德烈亚斯说，“我也没有为此建档，只是私下查。他们不会知道是谁，没法指认。但是……这种怀疑很奇怪，那栋拍摄的楼房里住过很多人，绝不止一个连队，这些证据都很薄弱，如果是我，未必能想到那辆运输车上，除非这是被牵连出的线索……” “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谢尔盖转向卢卡斯，“这件事……我想，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证据，不该是高层和你谈话。” “我和美国人联系。” “还有呢？” “我放走了一个叫海伦娜的女人，就在不久前。”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变了。谢尔盖心里升起一股怜悯，两人都心知肚明，这件事很难不痛不痒地揭过去了。 “这两头必定有一头被知道了，或者全部。”安德烈亚斯说。“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或者这两件一起。” “我想，大概率是美国人的事。”谢尔盖说道，“否则他不会在这儿，他甚至不会从那栋大楼出来。。”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你说得对。” “我不该来这儿……对不对？安德烈亚斯，我不该来找你，不该给你打电话。” “不，你该告诉他。就算这会导致牵连。如果你自己一个闷头处理，也会牵连到他，这是早晚的事。每个人都知道你们是朋友。你没有做错，现在至少我们是三个人在处理这件事。”谢尔盖又强调了一遍，“我们会尽全力帮你，为你想办法，这也是帮我们自己，明白吗？” 安德烈亚斯嗯了一声，谢尔盖朝他使眼色，他也放软态度，对卢卡斯保证：“现在还没到那种时候。你听懂他刚才的话了吗，详细地来讲：他们把你放出来，说明知道美国人存在的不止你一个，至少在四处的高层里，也有一些人想走通这个渠道，一定是那个调查你的人，也许就是穆勒自己。” 在两人面面相觑时，谢尔盖快速编好了故事：“也许现在，卢卡斯，你最好假装你就是和美国人往来，只是竭力要隐瞒。你要是承认和共产主义间谍往来，你就是给自己判死刑了。”在这时安德烈亚斯斜了他一眼，谢尔盖被他不合时宜的幽默感撞出一个苦笑，继续说道，“你先说不清楚，他们肯定会再问你，如果逼得紧了，你可以试探性地承认一点儿——就说有人在黑市和你交换这些照片。你不知道那是谁，以为那是些猎奇的爱好者，你也没料到这件事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再进一步，如果有人问起买生产线、买专利的事儿，你也说不知道那是谁，只是条件诱人……总之，一切都要去政治化，和哪个国家的人都没有关系，好吗？” “你听他的，他在撒谎这件事上比我们都在行。对了，关于交易，别提钱，说点儿古董什么的，或者女人。”安德烈亚斯提醒道，“记着，你和你的家人从来都不缺钱，金钱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美国人的事儿就这么办——那么，那个叫海伦娜的女人怎么办？” 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这件事没法解释，只能是同情，同情就有过错。” 卢卡斯攥紧双手，向椅背靠过去。安德烈亚斯抿着嘴唇，眉头紧皱，摆弄着玻璃杯。忽然，他放下杯子，霍然起身，走到电话跟前，拨通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号码——法官格拉夫的住宅。安德烈亚斯从柏林警察系统隐退，格拉夫就成了对他单方面透明的信息源，他俩手里都抓着对方的把柄，安德烈亚斯也很乐意花一些钱买到司法系统内部的情报。在剥除情欲以后，这段关系变成了安德烈亚斯私人情报网的一部分。 两人寒暄几句，安德烈亚斯要求格拉夫立刻去检察院，找秘书查一个住在弗里德里希区、叫海伦娜的女人的档案，他将开出以黄金计价的报酬。半个钟头以后，格拉夫给他回电，说不用去检察院了，那份起诉决定正放在他的桌面上——这个女人逃出了柏林，丢下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尽母亲的义务，她的邻居也指认她发表“失败言论”。一个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在乡下举报了她，那孩子才十四岁，却像个秘密警察似的关注着邻居的动态。这个从柏林城里来的陌生女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安德烈亚斯放下电话，言简意赅：“她被抓了。” 客厅的气氛刹那间凝固了。 “克劳迪娅会有事吗？”卢卡斯问道，他对这个名字不再有所顾忌，在安德烈亚斯面前说了出来。 “你还想着她，你这个疯子！你自身难保……” “抱歉，我们没法给你答案。”谢尔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从你身上摘干净，只要你是安全的，她就是安全的。你要用全部的智慧保护好你自己，好吗？这也是保护她。” 安德烈亚斯又一次对他投去了意有所指的目光：“你很懂得怎么叫人替你送死。你是个间谍，他什么都不会……” “威胁并不能让人把事情做得更漂亮，安德烈亚斯，”谢尔盖低声说道，他转向卢卡斯，仔细解释：“听着，人会因为过于紧张把事情搞砸。保持撒谎，这不是正当的工作，不像在秘密警察的办公室里，周围不是你的同事，而是敌人；与警察工作相反，你必须要放松，让所有人都认为事情不过如此。就像……就像你在击剑比赛里那样，让别人跟随你的节奏，而不是你去跟随别人的节奏。现在，让我们都冷静下来，重新想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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