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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里坐着一个穿深蓝色保安制服的老头，大概六十出头，头发花白，面前摆着一个搪瓷茶缸和一台巴掌大的便携电视。电视里在放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唱腔从半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混着值班室里煤炉子的干热气息。老头看见窗外有人影，把电视音量拧小了，拉开窗户，打量了他一眼。
“找谁？”
“沈家。沈德茂家。”陈砚白把沈知凝发给他的地址念了一遍。
老头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麻烦又来了”的表情——眉头皱起来，嘴角往下撇，眼睛里的光暗了半寸。他把搪瓷茶缸往旁边挪了挪，茶缸底在桌面上刮出一声钝响。“沈德茂交代过，不让任何人进去找他儿子。”
“我不是任何人。我叫陈砚白。”
老头没什么反应，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他说我不管叫什么，沈德茂特意来打过招呼，还留了照片——他指了指值班室墙上用图钉钉着的一张纸，上面印着几行字，大概是保安队的内部通知。他说但凡看到年龄差不多、外地口音、说是来找沈家那个儿子的，一律不让进。他把窗户又往上推了半寸，只留了一条窄缝，像是怕陈砚白会硬闯。
陈砚白把临时身份证从胸包里抽出来，贴在窗户玻璃上。“我是他朋友，从青沂赶过来。他身体不好，我来给他送药。”
保安老头抬起眼睛，隔着玻璃看那张身份证。额角有小白疤，眼窝凹陷，颧骨从皮下顶出来——眼前的本人跟照片比更瘦，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青胡茬，说话声音哑着，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这个年轻人跟沈德茂说的“外地口音”对得上，但跟老头心里预设的“不法之徒”差了太远。
他的眼神在陈砚白脸上停了一会儿，表情有了细微的变化，声音也放低了半寸：“不是我不让你进。沈德茂是我们这儿的业主，他特意交代过，我放你进去，我这工作就没了。”
陈砚白把身份证收回口袋，看着老头。值班室里的暖气透过窗户缝往外冒，烤得他脸上一阵干热。他说了一句跟这场争执完全不搭边的话：“大爷，您有儿子吗。”
老头愣了一下，手里的搪瓷茶缸晃了一下，茶水荡出来洒了几滴在桌面上。
“他要是在里面被关了快两个月，您在外面看着，您心里什么滋味。”
老头捏着搪瓷茶缸的把手，指节攥得发白，没吱声。墙上的电视还在放着戏曲，一个旦角在尖着嗓子唱他听不懂的唱词。沉默了好几秒，老头把自己那部老式的诺基亚直板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按亮了屏幕。说这样吧，我帮你打个电话，沈家有人接，我就放你进去。
他拨了沈知凝的号码——陈砚白报的。把手机贴在耳朵上等了很久，然后挂了，说没人接。
他又拨了沈家的座机，响了很多声，终于有人接了。老保安说门口有人找你们家沈知聿，姓陈。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老头的表情僵了一下，嗯了两声，把电话挂了。
他抬头看着陈砚白，声音比刚才更低了，里头甚至夹了一丝歉意：“沈德茂说了，不许进，谁来都不许进，让你赶紧走。”
陈砚白站在值班室窗前，两只手撑着窗台边缘，指节发白。他低着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说：“我不进去。我就在门口。”
他转身走到铁栅栏门外，两只手攥住了栅栏的栏杆。铁条冻得扎手，锈迹斑斑的表面在掌心硌出粗糙的纹路，焊在门框上的接口已经松了，用力攥的时候会发出很轻的金属摩擦声，像一只被捏住喉咙的鸟在挣扎。
他抬头往里看。
小区是老式居民楼，一共六层，外墙贴的是那种几十年前流行的白色瓷砖，在雾里泛着潮乎乎的灰色，有几块瓷砖已经脱落了，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楼下的空地上停着几辆电动车，绿化带里的灌木被修剪成了圆球形，有一盏路灯坏了，只剩下灯杆上一截黑色的灯头，两根线头裸露着朝上翘。
他一眼就看到了二楼靠右那扇装了铁条的窗户。
灯亮着，窗帘拉着，透出来的光是那种黏稠昏暗的暖黄色，跟旁边几扇黑着灯的窗户格格不入。有人在里面。就是那扇。沈知凝在电话里描述过的——窗户钉了铁条，从外面能直接看到，靠右那间。
他的心猛跳了一下，隔着夹克能感觉到胸口的震动。他知道那扇窗户后面是谁。他抓紧了栏杆，铁条上的锈渣扎进掌心的皮肤里。深吸一口气，朝着那个方向喊了一声。
“沈知聿！”
声音在雾里传不远，闷闷的，像是被无数层湿棉花裹住了。雾气太重了，声波在雾滴之间被反复折射、散射、吸收，传出去不到几十米就散了。对面那栋居民楼没有任何反应，一楼有只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他又喊了一声，更大声，嗓子劈了，尾音往上飘了一下又散进雾里。
窗帘后面没有动静。没有影子走到窗边，没有手指从铁条缝里伸出来。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攥着栏杆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冻的，是急的，是怕的。他赶了那么远的路，从青沂到岚州，从他爸的书房到护城河边的步道，从那扇被反锁的阁楼到这扇铁栅栏，赶了这么多年，站在离他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什么都做不了。
他把脸卡在两根铁条之间，铁条的冰凉从颧骨传到太阳穴，朝着那扇窗户的方向，用尽全身的力气又喊了一声。这一次嗓子全劈了，喊到最后几乎只剩气音，像一只被人踩了尾巴的猫。那个声音在铁条之间被割裂了，碎成几片，散在雾里。
老保安在旁边看着他，看了很久。他把搪瓷茶缸放在桌上，茶缸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很轻，然后他拿起那部座机电话，按了免提，对着话筒说：“沈先生，那个人还没走。站在门口不肯走，是个年轻人，说是青沂来的。他就在栅栏外面站着，没硬闯——他喊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然后是一个很粗暴的回应。陈砚白听见电话被挂断的那声咔哒，很轻，但在雾里格外清晰。
他没有回头，还是攥着栅栏往上看着那扇窗户。窗帘还是拉着，灯光还是亮着。他知道沈知聿就在里面，离他不到五十米——可能正坐在床上，收音机开着，热水袋搭在膝盖上，不知道楼下有个人在喊他的名字。可能听见了，但被铁条和插销锁着，被那么多天的沉默和绝望压着，动不了。也可能根本没听见，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会有人来。
五十米。
比他从青沂到岚州这千里的路程短得多，短到他在心里咒骂这五十米的距离比任何东西都残忍。五十米隔着一扇铁栅栏门、一道楼栋的单元门、一段老旧的楼梯、一扇从外面反锁的房门，还有那扇钉了铁条的窗户。
他把所有能喊的话都喊了，嗓子已经彻底没声音了。垂下手，把额头抵在铁栅栏上，弓着背。栅栏上凝结的雾水顺着铁条往下淌，滴在他头发上。没有哭，也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上面的人听不见他喊他，可他也知道那扇窗户后面的人，正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慢慢消失。
而他站在雾这一头，没有办法向他伸出手。
第57章 最后一面
沈知聿听见了。
他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搭着那条旧毛巾裹着的热水袋，热水袋已经温了，他忘了换。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音量拧得很小，小到几乎听不清唱词，只是让房间里有个声音而已。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没有它房间里太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膝盖骨里面发出的那些细小的沙沙声——不是真的沙沙声，是半月板在关节腔里滑动时带起的那种极细微的摩擦感，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第一声喊叫从雾里传过来的时候，他以为是自己又在幻听。
他已经在无数个夜晚里听见过陈砚白的声音。有时候是在梦里，梦见陈砚白站在他床边，俯下身叫他“聿”，声音跟以前无数个清晨叫他起床时一模一样。有时候是醒着，收音机关了，房间安静得像一口井，那个声音就从井底浮上来。有一回他清清楚楚地听见陈砚白在门口喊“知聿”，连尾音往下沉半度的语气都分毫不差，他猛一下回头，身后只有铁条投在地上的影子，铁锈的碎屑被风吹落了几片，落在空荡荡的地砖上。他知道这是幻听。他的耳朵和他的大脑在联手骗他，他把每一丝类似那个人的动静都当成了来自他的信号。
但第二声不一样。
第二声劈了岔——那个尾音往上飘了一下又散进雾里，像是喊的人已经用尽了胸腔里所有的空气，还在硬撑。他在梦里没听过这种劈岔。梦里陈砚白的声音永远是平稳的，跟他在图书馆里背资料、在开题报告会上发言、在半夜翻身把他捞进怀里说“别怕”时一模一样。只有真人在声嘶力竭地喊叫时，嗓子才会这样失控。
他把热水袋从膝盖上拿开，搁在枕头边上。扶着床头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下，痛感从关节缝里往上窜了一截，像一根针从膝盖骨下面扎进去顺着大腿往上走，他没管。他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窗边，手撑在窗台上，手指攥住了铁条的边缘，铁条的冰凉从指尖传上来，让他确认自己现在不是在做梦。
雾太大了。小区里的路灯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橘色光晕，铁栅栏门在雾里变成了一道灰黑色的虚影，门外的世界什么都看不清。
但栅栏外面有一个人。
不是过路的——过路的人不会在凌晨三点钟的大雾里站在小区门口一动不动。不是保安——保安从值班室出来会穿制服会打手电筒，这个人的轮廓没有戴帽子，脊背挺得笔直，像在冰地里站了太久整个人已经被冻透了，却还是不肯靠着什么东西歇一歇。
沈知聿的手开始发抖。他把手伸出铁条，伸到窗外去，像是想去摸那个人的肩膀。铁条太密，他的胳膊卡在两根铁条之间只伸出去半截小臂，手指在雾里张开，又攥住，攥住，又张开。指尖冻得发红，能感觉到雾气从指缝间流过，湿湿的，凉凉的，带着海港的咸腥味。他张了张嘴，想叫一声“哥”。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那些吞下去的绝望、咽进肚子里的眼泪、对着空椅子说过的所有自言自语——全都积压在喉管里，把一个“哥”字堵在里面出不来。
他转身朝门口走。膝盖打不了弯，他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拧了拧门把手——锁着。他把手掌拍在门板上，拍了一下，两下，三下，震得门上的插销在铁槽里哐哐响。楼下没有声音，没有人上来开门。他又拍了几下，手掌拍得发红发麻，最后停下来，把额头抵在门板上，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又扶着墙走回窗边。这一次走得更快，膝盖在每一步都咔咔响，疼得他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但他没有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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