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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屿：不然到处没找到，好的，谢谢郑律师。
下次。
郑深把这个词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方屿说“下次”的时候，大概只是随口一说。但郑深把这个词收进了心里，放在了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像把一颗很小很小的种子，埋在最深的土里。不指望它发芽，但也不舍得扔掉。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下车，上楼。
然后他去洗了澡，换了睡衣，躺在床上。
他拿出手机，又打开了方屿的对话框。
改天有机会再陪他玩。
下次带给你。
他把这两句话看了一遍。嘴角带着一点他控制不住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弧度。
然后把手机放在床头，关了灯。请稍候
第8章 法庭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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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是林小禾的父亲林国强自己找上门的。
林小禾三岁，长得白白净净，眼睛又大又圆，笑起来脸上两个小酒窝。他妈妈在他一岁那年给他开了一个短视频账号，记录他学走路、学说话、第一次喊“妈妈”、第一次自己吃饭的点点滴滴。两年下来，账号积攒了二十多万粉丝——在亲子领域算个小网红。林小禾的笑容治愈了很多人，有粉丝在评论区说“每次心情不好就来看小禾”，有粉丝专门给他画了卡通头像。
然后那条视频来了。
视频是林国强发的，画面是一张诊断证明和一张林小禾戴着助听器的照片。诊断证明上写着：双耳感音神经性耳聋，听力阈值左耳85分贝，右耳90分贝。照片里的林小禾还是笑着的，耳朵上多了一个粉色的助听器，上面贴着他最喜欢的卡通贴纸。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只知道耳朵里多了个东西，有点痒，想去抠。
林国强在视频里说，小禾发烧去某三甲医院看急诊，医生说普通感冒，开了药让回家。三天后确诊化脓性脑膜炎，孩子命保住了，耳朵聋了。他找律师打了两次官司，第一次败了，第二次也败了。医院是全国排名前三的顶级医院，请的律师是业内最有名的医疗纠纷团队。他一个做建材生意的普通人，打不过。
视频发出后，十二小时内播放量破了两百万。
评论区炸了。有人说“这家医院我孩子也去看过，态度极差”，有人说“医疗事故维权太难了，普通人根本打不赢”，有人说“小禾我一直看他视频的，他喊‘妈妈’的时候声音特别甜，现在他可能再也听不清自己喊妈妈了”。有人扒出了医院的背景，有人扒出了前两次诉讼的判决书，有人在网上发起了签名请愿。
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林国强。医院发了声明，说“对患儿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医疗行为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声明的措辞冰冷、官方、滴水不漏，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林国强第三次找律师的时候，查了一个名字。他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告诉他：“你去找郑深。我有个亲戚的案子难度极大，被他打赢了”
郑深当时在看案卷，成远敲门进来说有人在前台等，说是林小禾的爸爸，已经等了两个小时。郑深放下案卷，去了前台。
林国强站在前台旁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旧帆布包。他看见郑深，第一句话是：“郑律师，我打过两次了，都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你要是也不接，我就继续耗着。”
郑深看着他。这个中年男人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他的嘴唇在抖，但声音是稳的。他不是来求郑深同情他的，他是来求郑深看看这个案子——看看有没有可能。
“去我办公室说。”郑深说。
林国强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档案袋，厚厚一摞。前两次诉讼的全部材料——起诉状、答辩状、证据清单、庭审笔录、判决书。他把材料在郑深桌上一字排开，然后从最底下抽出一张照片。
林小禾的照片。圆脸，大眼睛，笑得露出四颗小牙。
“这是他生病前一个礼拜拍的。”林国强说，“在幼儿园，老师给他戴了一顶生日帽，他高兴坏了。”
郑深看了那张照片很久，心里想到了舟舟。
然后他翻开病历。急诊病历上，医生的字迹潦草，但能辨认出“38.7度，咽部充血，双肺呼吸音清，诊断：上呼吸道感染。处理：布洛芬混悬液，抗病毒口服液，嘱多饮水，不适随诊。”
“不适随诊”四个字，是标准的医嘱模板。但在这个案子里，它变成了一把刀。
郑深合上病历。
“这个案子我接。”
林国强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他没有说谢谢，但郑深看见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开庭那天是十二月下旬，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方屿是提前三天知道这个案子的。
医学院的群里有人转发了新闻——郑深代理的患儿家属诉某三甲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将于12月28日在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开庭。群里有人说这是今年最值得旁听的医疗纠纷案，有人说这个案子前两次都败了，这次换郑深，不知道能不能翻盘。
宋林从上铺探出头来：“方屿，你去不去？”
方屿在看案情的报道。他已经把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都看了一遍——起诉状、答辩状、鉴定意见、专家辅助人意见。他甚至通过导师的关系，拿到了该院儿科急诊的诊疗规范。
“去。”他说。
“我也去。”宋林说，“听说郑深亲自出庭。你不是认识他吗？给我们占个座呗。”
方屿没接话。他继续看资料，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郑深。
他想起那次周六在商场偶遇郑深的事。那天郑深穿着深灰色的大衣，抱着舟舟站在游乐区门口，那双眼睛很有神。他们一起吃了午饭，陪舟舟玩了一下午。郑深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恰到好处。分别的时候，郑深说“改天见”，他说“改天见”。
他不知道“改天”是哪一天。但现在，这个“改天”提前到了。
开庭时间是上午九点。方屿和宋林七点半就到了法院门口，排在旁听队伍的最前面。八点半安检入场，他们坐到了旁听席的第二排，正对着原告席。
法庭不大，但今天坐满了人。媒体记者、医学生、律师、关注此案的市民，还有几家医院的代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闷。
八点五十分，书记员入场。八点五十五分，审判长和两位审判员入席。九点整，法槌敲响。
郑深走进法庭的时候，方屿的呼吸顿了一下。
他见过郑深三次。第一次在卫生院，郑深站在走廊尽头，逆着光，面容隐在阴影里。第二次在学校门口，他来接林佳宁，话不多，很稳重。第三次在商场，郑深穿着便装，抱着舟舟，像一个普通的、周末带孩子的父亲。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郑深穿的是律师袍。黑色的律师袍，白色的衬衫，深红色的领带。袍子的剪裁很合身，肩线笔直，腰线收得利落。他走进法庭的时候，步伐不快不慢，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沉稳的、有节奏的声响。他的表情和平时完全不同——没有温和，没有客气，没有那种让人如沐春风的妥帖。他的表情是冷的。不是愤怒的冷，不是傲慢的冷，是一种绝对的、极致的专注。像一把刀，从鞘里拔出来，刀刃上的寒光让人不敢直视。
方屿看着他，觉得“气场”这个词更形象了。
郑深在原告席上坐下。他的对面，被告席上坐着医院的三位代理律师。这家医院是全国排名前三的顶级医院，聘请的律师团队在医疗纠纷领域声名赫赫——首席代理律师周明远，从业二十年，打过上百件医疗官司，业内人称“医院守护神”。三个人面前整齐地摆放着案卷和笔记本电脑，每个人的表情都沉着、专注。
方屿注意到了郑深面前只有一本薄薄的文件夹和一支笔。
庭审开始。原告陈述诉讼请求。
郑深站起来。他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法庭里所有的声音都安静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这个人要说的话，值得听。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没有稿子，没有提示，他就站在那里，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林小禾发烧的第一天，到确诊脑膜炎的第四天，到确诊耳聋的第三个月。时间、地点、症状、体征、检查结果、用药记录，每一个细节都准确得像从病历上复印下来的。他用最平实的语言，把一个三岁孩子的遭遇，讲给了法庭上每一个人听。
他讲到林小禾确诊耳聋的那一段时，声音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么稳，那么平，那么冷。但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了一张照片——林小禾戴着助听器的照片，助听器是粉色的，上面贴着一个卡通贴纸，孩子的眼睛很大，笑得很灿烂。
他把照片举起来，面向法官，然后转向旁听席。
方屿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眼眶热了一下。不是因为煽情，是因为那个笑容太亮了。一个三岁的孩子，耳朵里塞着助听器，听不清鸟叫，听不清音乐，听不清妈妈喊他的名字，但他笑得那么开心。他不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郑深把照片放回文件夹，继续陈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稳，但方屿注意到，他拿照片的那只手，指节微微发白。
质证环节。
被告方的第一位律师率先发难。他没有纠缠诊断标准，而是直接攻击因果关系链条。
“原告主张，如果第一次就诊时进行了腰穿，就能避免听力损伤。但根据2022年发表在《P》上的多中心研究，即使在病程早期进行腰穿，仍有15%-20%的患儿脑脊液检查结果为假阴性。也就是说，即使本案的医生做了腰穿，林小禾依然有可能被漏诊。原告的因果关系建立在‘必然性’之上，而医学事实是‘或然性’。”
他说出文献出处的时候，语速极快，条理清晰。旁听席上几个医学生开始交头接耳——这篇文献他们知道，是近两年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
方屿心里一紧。他看向郑深。
郑深没有立刻反驳。他沉默了两秒。法庭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的声音。
然后他站起来。
“被告律师引用的文献，我很熟悉。”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那篇文献的研究对象是新生儿——出生0到28天的婴儿。而林小禾当时已经一岁八个月。新生儿的血脑屏障发育程度、免疫系统反应模式，与一岁八个月的婴幼儿完全不同。”
他停了一下，目光平静地看向对方律师。
“如果被告律师有兴趣，我可以把2021年发表在同一期刊上、针对婴幼儿人群的研究数据背给您听。那篇研究的结论是：发病48小时内进行腰穿，婴幼儿脑脊液检查的阳性率超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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