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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的父母报了警，审理这一校园暴力事件的警察是个年轻人，叫“黄复”。 他很凶，敲着警棍问我为什么做出那样的举动。 我说，因为我爱他。 他让我仔细看看我那好友身上被我打出多少伤，我说，那是爱的表现。 他骂我神经病，还说我没挨打，难道是因为没人爱吗？ 我没回答。 后来我因为那起霸淩事件多次出入警局，他不知怎么好像盯上了我，总来找我说话。 又一次扯到我没挨打就是没人爱的时候。 我生气，脱掉校服外套给他展示伤口，说我有父母爱我。 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从此他便缠上了我，回回放学都蹲守在校门处劝我报警。 我学他的话，说他是神经病。 * 1997年，我18岁。 我们家很重视成人礼，回回遇着小辈成年，一大家子都要聚在一块儿给小辈办生日宴。 然而那日我爸妈喝了酒，忽而就将酒瓶子冲我砸来，拳打脚踢。 他们瞪着眼骂我，骂他们怎么就生出我这么个恶心的同性恋，夜里梦呓竟然喊心理医生的名字！那是个男人啊！ 他们还骂我在学校打人，把他们的脸都丢光了。 他们好像很委屈，一边说我不孝，一边说我丢脸，还说我克他们，说他们生了我是倒了八辈子霉。 * 成人礼结束后不久，四叔告诉我，他替我聘请了一名律师，叫做孟羽。 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起诉我爸妈。 我大惊失色，说不行，我爸妈没错，他们只是因为爱我。 由于我的不配合，以及证据缺乏，第一次起诉以他们的败诉了结。 * 第一次起诉使得大姨、四叔与我爸妈彻底撕破了脸。 他们离开了鸿运饭店，却依旧没有停止搜集证据。 * 1998年，我19岁，他们筹备了许久的二次起诉，仍旧以败诉了结。 * 1999年，我20岁。 我考上了大学，在一次回家的时候，由于爸妈生意不顺，再度酗酒，我经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顿打。 他们冲着我的腿揍，抄起板凳砸断了我的腿骨。 从头上淌下的血液遮挡了我的视线，我只能凭藉拳点和各式工具带来的痛感，判断他们的位置。 我是在接受爸妈的爱，可是那次打得实在太狠了，求生的本能叫我拨通了四叔的电话。 我说不出话，给他听了近乎一个小时的殴打声响。 * 我睁眼时，已经身处医院。大夫告诉我，我腿部落下了残疾。 我问那守在我身边流泪的姑姑一家以及大姨。 “我爸妈呢？” 他们说，在法庭和四叔对峙。 这回四叔赢了，我爸妈被送进了监狱。而接受不了此事，变得暴怒无常的我，则被大姨和姑姑们含泪送进了精神病院。 * 在那里，大夫将我十多年来的看法推翻了。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对我，并不是因为爱我，他们是在为自个儿恶性的情绪宣泄方法找藉口，而我是他们不成熟举动的牺牲品。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是家庭暴力，是暴力，不是爱。 我流着眼泪问他们，暴力和爱的界限在哪里。 他们说，当我意识到那是暴力的时候，当我只能从中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能称是爱了。 * 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多。 出院后我复学了，生活很美好。 没有挨打的生活很美好，即使我的脚跛了一只。 可是我发觉我并不快乐，我明知我爸妈错了，他们是犯罪者，可我还是对他们抱有愧疚。 我想，我要是早些反抗，他们是不是也会早些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错？ 我为此觉得痛苦，觉得爸妈如今人生被毁，都是我的错。 有时我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打。 有时我会想到我是个该死的同性恋。 有时我会想到大姨、四叔、俞哥、黄大哥、平叔失望的眼神。 有时我会想到那可怜的、生病的阿策，一次又一次地经受我的耳光和拳点。 我对不起他们。 我感激他们。 我无以为报。 2000年冬天，我回了镇上，却并不回饭店，而是卧倒在那冬季的铁轨上，听着那火车呜呜几声，碾过我自己。 我解脱了。 我杀死了我最憎恨的人。 *** 【2000年鸿运饭店大少爷卧轨自杀案知情人采访集统编】 ①俞均 问者：周宣与你是什么关系？ 俞均：我是周宣父母聘请的心理医生。 问者：你为周宣提供的治疗主要针对什么？ 俞均：说来惭愧，主要是针对同性恋……此外还包含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治疗。我需要事先表明我的态度，即便当时社会上出现诸多将同性恋者称为“性变态患者”的过激言论，我也并不这么认为。至于为何成为了帮助周宣治疗同性恋的心理医生，我只能说周宣父母看重我的心理治疗经验与能力，我拿钱办事，这并无不妥。 问者：你什么时候认识到周宣正遭受着严重的家庭暴力？ 俞均：见到他的第一面就知道了，他的身上永远带着严重的淤青。实话说，我无意中还撞见过几回家暴现场。 问者：你没有对周宣施以援手吗？ 俞均：只能说力所能及的都做了。 问者：你知道周宣对你抱有特殊情感吗？ 俞均：患者对心理医生产生依恋是件很正常的事。 ——— [俞均自述] 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毕业后留在国外，有三年的心理医生就业经历。回国的头一年，周宣父母便托人找上了我。 第一次面谈时，他俩便支支吾吾好似藏着什么事，绕了半天圈子才告诉我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是他们身为“性变态患者”的儿子。 我是1991年接受周氏夫妇的聘请的，若我没记错的话，那也是周宣被他父母发现性向的第一年。从夫妇俩焦急的语句与不安的神色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迫切。 必须承认的是，那会儿西方的思想要比东方开放太多。 90年代初西方的同性恋早已去罪化，可回国后我才了解到，80年代社会冒出了一种针对同性恋患者的“疏导心理治疗法”，大概讲的是通过注射一系列刺激性药物，最终使患者形成不良的条件反射。 当时我急于在国内立足，周家在渭止市的名声不小，他们开出的聘金也尤其可观，即便有些昧良心，我最终还是答应了。 但实话说，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毕竟我不会像许多无良大夫一般采用药物、电击一类极端的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是在救周宣不是吗？ 比起激进的治疗，我更宁愿通过心理引导来对他进行积极的心理治疗，不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 但见到周宣以后，我清晰认识到，比起周氏夫妇说的什么同性恋、绑架案PTSD一类的心理疾病治疗，周宣他更需要的是针对家暴产生的心理阴影的相关治疗。 那对夫妇是货真价实的疯子。 说我是共犯也好，骂我自私也罢，即便荒唐，我也依旧能完全理解自己当初不想自砸饭碗的感受。更何况，我若是离开了，谁能知道下一个医生会对周宣采用什么非人道的治疗方案呢？ 我做了我该做的，即便仅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已。 每周一回的心理治疗，每次见面周宣身上都有新伤，任谁看了都觉得惨不忍睹。 他是个很乖巧的孩子，总是积极配合治疗，大概是习惯了父母打骂的缘故，他几乎从未在我面前喊过痛，问起他的近况，他也只是一笑而过。 起初我们还没有创建基本的信任，因此我没敢越界。 在大约两个月后，他终于对我敞开了些心扉，我才开始有意无意地同他谈论家暴。 为了避免对周宣造成多余的伤害，我的说法总是很隐晦，我那时想，这大概是周宣态度时常平淡的原因。 可很快，我就发现了，他态度平淡并非是因为我暗示不够。 他有些过分的乖巧也逐渐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我依稀记得那日应是下了场暴雨，我到周家的时候雨势正猛，不知道那俩疯子是不是忘了那日是周宣接受心理治疗的日子，我进门的时候那俩人正拿铁棍抽周宣的大腿。 我大概能知道他们为什么选在那时候出手打人——因为暴雨声能遮去他们比周宣还要大的嘶吼。 看见我后，他们俩吓了一大跳，急忙将铁棍子给收了，本来雨天地上就发潮，周宣的血糊上去瞧着更是触目惊心。 我没多说什么，只到平常诊疗用的会客厅里等周宣。他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我没闻到什么药味，八成那俩疯子只让那孩子匆忙洗了个澡。 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怒火攻心，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没对那俩畜生挥拳头——我可不想进警局，但我想送那俩人进警局。 所以看见周宣的第一眼，我问他有没有事。 他的回答让我一下子接不上话。 他说他没事，他父母爱他，他也爱他的父母。 言外之意是，他不觉得他父母有什么错。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意识到周宣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刚开始，为了挖掘出他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我用白板与周宣进行一些瞧来有些古怪的对话，希望籍此能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 可很快，我得出了让我心凉的结论——周宣他当真认为父母的家暴是爱的表现。 即便在这之后，我同周宣直白地说明他父母的所作所为是实打实的家暴，可周宣都从未当回事。 后来我忍无可忍，同他讲了好些与法律诉讼相关的东西，他却依旧没有让步。我只能一味地向他传授避免家暴的方法，尽管我并不确信那些举动能否避免亦或者减少家暴的产生。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了周宣对我的依恋心理。 我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对这情况见怪不怪了，也当然没可能利用这心理去促成什么，只是尽可能减少与他的肢体接触。 1994年，那年周宣15岁，我印象很深，不知是不是也有我有意同他保持距离的缘故，周宣又对我封锁了心门。我那时没太搞懂他怎么了，但大概能猜到是因为他们家那位瞧着很和善的家庭教师被辞退了的缘故。 一整年我都没能做到什么，家暴还在持续，周宣也依旧不会反抗父母。 没想到下一年，周宣就因校园霸淩而被学校警告了。然而，他仍然选择对我隐瞒一切。 我一点儿没能帮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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