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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我绕道经过那间中餐厅。 玻璃窗上贴着新的招聘启事,招服务生,时薪比两年前涨了两块。那个曾经扎着马尾站在收银台后的位置,此刻站着个陌生的男孩,正在给外卖打包盒贴上胶带。 我在街对面的报停买了包烟。很多年不抽了,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着。 第一口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车窗外的街灯一盏盏亮起来,倒映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我坐在车里,把那包烟抽掉了大半,直到整条街的店铺都打烊,直到那间中餐厅也熄了灯。 手机响了,是艾玛。 “许总,明天九点董事会,材料已经发您邮箱……” “知道了。” 挂断。发动引擎。汇入车流。 那晚我没有回别墅,开车漫无目的地转。经过皇后区那些老旧公寓楼时,车速慢下来。我记得她住在哪一栋,哪一层,哪一扇窗户。 那扇窗是黑的。 当然,她搬走了。 第二天董事会,我汇报了季度业绩,通过了两个新项目的立项,驳回了三个不合理预算。一切如常。会后有人来问我周末有没有空打高尔夫,我说有安排。 其实没有。 但“有安排”比“一个人待着”听起来体面。 那段时间,我把工作排得很满。早上七点到办公室,凌晨一两点才离开。下属们看我的眼神带着敬畏,也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恐惧。有人私下说,许总最近像是被什么附身了,开会时眼神能冻死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停下来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她煮面的样子,她窝在沙发上看文献的样子,她趴在书桌上睡着时,眼尾那颗小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样子。 所以我选择不让自己停下来。 但人不能一直不停下来。 二月某个凌晨,我从实验室出来,经过那间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玻璃窗里,一个女孩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书,手里握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我的脚步停住了。 她扎着马尾,低着头,侧脸被暖黄的灯光勾勒出柔和的轮廓。眼尾那颗小痣,在光线里若隐若现。 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 久到那个女孩抬起头,露出完全陌生的脸。 不是她。 我继续往前走。走了大概十分钟,才发现自己一直在发抖。 二 春天来的时候,我去了趟加州。 不是出差,是艾玛无意中说漏了嘴——“陈小姐那边,一切都好,需要定期汇报吗?” 我让她停了。 但机票还是订了。 旧金山机场出来,租了辆车,开到帕洛阿尔托。那所大学的校园很大,我在她可能出现的几个地方转了很久,图书馆、教学楼、研究生宿舍楼下。 第三天下午,我看见她了。 她刚从一栋教学楼里出来,抱着一叠资料,和旁边一个金发女孩说着什么。阳光很好,照在她身上,整个人像是镀了一层浅金色的光。她瘦了一点,但气色不错,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我熟悉的弧度。 金发女孩说了什么,她偏过头去听,一缕碎发滑下来,垂在颊边。 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 那个动作我太熟悉了。以前她看书看累了,也会这样把碎发别到耳后,然后抬头看我一眼,说“看什么”。 我在车里坐了很久,久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另一栋楼后,久到阳光变成橘红色,久到停车场里的车一辆辆开走。 那天晚上,我没有离开。 车停在宿舍区对面的街边,熄了火,看着那栋楼的窗户。三层,左边数第五扇。灯亮着,窗帘没拉严,偶尔能看见有人影晃动。 她在做什么?看书?写论文?和那个金发女孩聊天? 不知道。 十一点多,灯灭了。 我又坐了一会儿,发动引擎,开到附近一家汽车旅馆。房间很小,床单有股漂白水的味道,窗外是停车场和霓虹灯牌。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宿没睡。 第二天,我又去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像个stalker。我知道。 但就是控制不住。 第六天下午,她一个人出来了,背着那个旧旧的帆布包,往学校方向走。我跟在后面,保持着一个不会被她发现的距离。 她去了图书馆,待了三个多小时。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在她身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街角有个卖热狗的小摊,她停下来,买了一份,站在路边吃。 我看着那个画面,她站在路灯下,咬一口热狗,酱汁沾到嘴角,她拿纸巾擦掉,继续吃,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那年在中餐厅,她攥着几张小费抬头,眼尾那颗小痣在灯光下格外清晰。她把我堵在收银台前,说“借我之名拒撩,是不是该付点版权费”。 她抽出我指尖的钞票,塞回我手里,指尖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掌心。 “不如换个方式补偿?” 那是我们第一次有交集。 而现在,我站在街角的阴影里,看她一个人吃着两块钱的热狗当晚饭。 我他爹的都做了什么。 三 那个春天,我在加州待了半个月。 白天远远地跟着她,晚上回那间气味古怪的汽车旅馆。我看着她上课、看书、和同学吃饭、一个人去超市买菜、周末窝在咖啡馆写论文。 她看起来过得不错。有新朋友,有研究方向,有一个看起来普通但安稳的生活。 没有我,她过得不错。 这个认知让我既欣慰,又痛苦。 临走前一天,出了点意外。 那天下午,她去了学校附近一个公园,坐在长椅上看书。我在远处一棵树后面站着,像往常一样。 来了个人。 男的,三十出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走过去,在她旁边的长椅上坐下,跟她说话。她抬起头,礼貌地回应。 他们聊了一会儿。男的拿出手机,她摇了摇头。男的又说了什么,她站起来,收拾东西要走。男的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 我的脚比脑子快。 等反应过来,已经冲过去,一把攥住那个男人的手腕,力道大得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干什么?” 那个声音是我自己的,但听起来很陌生。嘶哑,低沉,像被压抑太久终于发出的低吼。 男人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脸上是惊惧和恼火交织的表情。 “你谁啊?” 陈知也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睛一点点睁大,像是不敢相信。 “许……许言?” 那个男人看看她,又看看我,大概明白了什么。他骂了句脏话,转身走了。 剩下我们两个,站在午后的阳光里。 她比刚才更瘦了,颧骨那里收进去一点,显得眼睛更大。她穿着件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帆布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书散落出来。 我们就这样看着彼此,谁也不说话。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 “你怎么在这儿?” 声音很轻,没什么情绪,像在问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 是。我怎么在这儿?我该怎么解释?我来是因为控制不住想你?我来是因为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来是因为—— “路过。”我说。 这两个字一出口,我就知道这是我这辈子说过最蠢的话。 加州。路过。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然后熄灭了。 “路过,”她重复这两个字,弯下腰,捡起那些散落的书,“挺远的。” 她抱起书,绕过我,往前走。 我跟上去,抓住她的手腕。 那个触感太熟悉了。细的,凉的,脉搏在皮肤下轻轻跳动。以前我每次握住这只手,她都会抬起头看我一眼,然后弯起唇角。 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放手。”她说。 “陈知。” “放手。” 我没放。 她终于转过头,看着我。眼眶泛红,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许言,”她说,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那天放我走,就放彻底一点。现在这样算什么?” 我看着她。 “我放不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有新生活了,”我继续说,声音发涩,“你看起来过得很好,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好。我应该为你高兴。应该默默离开。应该不再打扰你。” 我顿了顿: “但我放不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层薄薄的东西终于碎了。 “许言,”她说,声音发抖,“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别再想你了。你知不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 我把她拉进怀里。 她挣扎,用手推我,拳头砸在我肩上背上。我没松手,任她打。直到她打累了,终于安静下来,把脸埋进我胸口。 她的肩膀在抖。很轻,但一直在抖。 公园里很安静,远处的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打闹,笑声断断续续传来。 我低头,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那熟悉的气息还在,只是淡了很多,混着加州阳光的味道。 “陈知。”我叫她。 她没应。 “跟我回去。” 她还是没应。 我等了很久,久到阳光变成橘红色,久到草坪上的孩子们被父母一个个叫走,久到远处亮起第一盏路灯。 她才开口: “回哪?”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答不出来。 回纽约?回那个曾经困住她的别墅,还是回那个她一个人拖着箱子离开的清晨? 她没有等我回答。轻轻推开我,退后一步,看着我。 “许言,”她说,“我还没想好。” 她弯腰,捡起那个旧帆布包,转身走进暮色里。 这一次我没有追。 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被路灯的光芒吞没。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汽车旅馆。在公园那张长椅上坐了一夜,看着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缓缓落向西边。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四 回到纽约之后,我开始处理一件事。 不是项目,不是投资,不是那些签个字就能决定几百人饭碗的事情。 是她的事。 确切地说,是她那个所谓的“家”。 她从来没跟我细说过。但有一些碎片,拼凑起来,足以让我知道她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那年她回南方小城,她母亲没有给她一个拥抱,只给了她一张账单。 我让人去查了。 结果比我想的还糟。 那些债务,那些纠缠,那些隔三差五的电话骚扰,那些逢年过节的道德绑架。她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 查清楚之后,我开始处理。 不是替她还债,我知道她不会接受。是以一种不会被她发现的方式,让那些所谓的债主明白,有些账,不该算在一个被吸了二十多年血的孩子头上。 三个月后,她母亲那边终于消停了。 最后一次通话,是我亲自打的。那个声音沙哑的女人在电话里骂我多管闲事,骂我破坏她们母女关系,骂我“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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