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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上海的秋天很长。 十一月初还能穿单衣，路边的银杏黄了一半，落在地上的叶子还没人扫。林静每天走同样的路去地铁站，经过同一家早点铺，买同样的两个香菇菜包。早点铺老板认识她了，不用开口就装好袋子递过来。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归属感。 赵小满还是每周发消息，有时是照片，有时是语音。她拍了出租屋窗台上新开的多肉，拍了便利店门口晒太阳的橘猫，拍了晚霞把云烧成橘红色。林静有时回，有时不回。回了也就是“嗯”“好看”“天凉加衣”。 赵小满从不问她为什么不回。 十一月中旬，赵小满打电话来，说她妈要来上海。 “她不放心我，说我一个人在城里不会照顾自己。”电话那头赵小满压着嗓子，“静姐，你知道她带了什么吗？电饭煲，被套，还有半只咸鹅。” 林静听着。 “她说住两天就走，我不信。”赵小满顿了顿，“万一她发现我骗她……” “骗她什么？”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 “骗她说我有在接触的男生。” 窗外下雨了。十一月的冷雨，打在空调外机上，嗒嗒嗒嗒。林静握着手机，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那影子瘦瘦长长，像一棵忘了季节的树。 “她会发现的。”她说。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赵小满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久到林静以为电话断了。 “静姐，”她轻声说，“我不知道。” 林静想说什么，喉咙却像堵住了。她想起那年母亲收拾行李，把旗袍一件件叠进樟木箱。她站在门口问，妈，你还回来吗。 母亲没有回头。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一个人终于喘出憋了很久的那口气。 那年她二十一岁。
第2章 第 2 章 赵小满的母亲王秀英，腊月二十六到的上海。 她带了一只红色帆布拉杆箱，是十几年前赵小满父亲去广州进货时买的，轮子已经磨偏了，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嘎吱声。还背了一只蓝白条纹编织袋，用塑料绳捆得严严实实，里面装着半只咸鹅、五斤香肠、两床棉花胎。 赵小满在出站口看见她，第一反应是：妈怎么老了这么多。 明明十一回去时还好好的。那时她烫了卷发，染成栗色，跟邻居炫耀女儿在上海挣大钱。现在头发白了大半，剪得短短的，露出后颈松弛的皮肤。眼角的皱纹像细密的渔网，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纹路，是几十年来抿紧嘴唇留下的印记。 “站着干什么，来拎东西。”王秀英把编织袋推给她。 赵小满接过来，很沉。 地铁上，王秀英一路没怎么说话。她坐在靠门的位置，双手攥着帆布包的带子，看着窗外飞驰的隧道壁。灯光在她脸上一明一灭。 赵小满也不知道说什么。 她在上海三年了。三年里她换了四份工作，搬了三次家。每次母亲打电话来，她都说过得很好。领导器重，同事好相处，房子也越换越大。她没说那间合租房只有八平米，塞下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衣柜，就再也转不开身。她没说连续加班三周后在地铁站晕倒，是陌生人帮她打了120。她没说有个月交完房租只剩三百七，吃了半个月泡面。 她不想让母亲担心。 或者说，她不想让母亲觉得自己选错了。 当晚赵小满炖了咸鹅，炖了两个半小时，筷子能戳透。她夹了一块腿肉放进母亲碗里。 王秀英尝了一口，皱眉：“咸了。” “咸货哪有不咸的。”赵小满说。 “你外公腌的就不咸。他腌的时候盐要炒过，晾的时候要通风……”王秀英说着说着，停住了。 赵小满等她说完，她没有继续说。 饭后王秀英洗碗，赵小满擦桌子。母女俩在逼仄的厨房里擦着肩膀进进出出，谁也没碰着谁。 “那个男的，”王秀英忽然开口，“叫什么来着？” “陈建。” “做什么的？” “装修。” “多大？” “三十七。” 王秀英把洗好的碗倒扣在沥水架上，甩了甩手。 “离过婚？” “嗯。” “为什么离？” “性格不合。”赵小满把桌子擦完，把抹布搓干净，搭在水池边。 王秀英没再问。 晚上赵小满把床让给母亲睡，自己打了地铺。她躺在地上，听着母亲在床上翻来覆去，床垫弹簧发出细微的吱呀声。 “小满。” “嗯。” “你恨不恨我？” 赵小满愣住了。 她三十岁，从来没听母亲说过这句话。她们家不兴说这个。爱啊恨啊，都是电视里演的，过日子不需要这些。 “不恨。”她说。 沉默了很久。 “你爸说，”王秀英的声音很低，“是我把你们逼走的。” 赵小满没回答。她看着天花板，出租屋的灯关掉了，窗外的路灯把光影投在天花板上，一道一道，像水波。 “他是这么说的？”她问。 “他没说。”王秀英顿了顿，“但他是这么想的。” 赵小满闭上眼睛。 她想起小时候父母吵架。母亲嗓门大，父亲沉默寡言。吵到最凶的时候母亲会摔东西，搪瓷杯、玻璃瓶、不锈钢盆。父亲就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等她摔完。 吵完了，母亲进里屋哭，父亲出门抽烟。赵小满躲在被窝里，捂紧耳朵。 她从来不恨母亲。 她只是不想活成母亲那样。 --- 王秀英在上海住了四天。 第四天早上，她起床就开始收拾行李。把带来的棉花胎重新叠好，把没吃完的半只咸鹅用保鲜膜裹紧，把换洗衣服塞进红色帆布拉杆箱。 “这就走了？”赵小满站在旁边。 “家里还有事。”王秀英头也不抬。 “什么事？” “你爸一个人，不会做饭。” 赵小满没戳穿她。父亲在靖江开了二十多年建材店，自己带饭带了二十多年。 去机场的地铁上，王秀英还是坐在靠门的位置。窗外的景物从高楼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农田，灰扑扑的冬天空地。 “那个人，”王秀英说，“陈建。” “嗯。” “你喜不喜欢他？” 赵小满没有立刻回答。 “还行。”她说。 王秀英看着她，看了很久。 “小满，”她说，“妈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我只晓得人要结婚、要生孩子，老了才有人管你。这是我对你好，你别嫌。” 赵小满没说话。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王秀英顿了顿，“不愿意就算了。” 赵小满转过头，看着母亲。 王秀英没有看她。她低头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泛白。 “妈。”赵小满说。 “嗯。” “我愿意的。” 王秀英点点头，没有追问。 赵小满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 浦东机场到达口，人来人往。王秀英拖着那只磨偏轮子的拉杆箱，汇入人流。 她走出几步，忽然回头。 “那个林姐，”她说，“对你好不好？” 赵小满怔了一下。 “好。”她说。 王秀英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她转过身，拉着箱子走远了。 红色帆布箱在人流中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国际出发的入口。 赵小满站在原地很久。 她想起昨晚母亲问她，恨不恨她。 她说，不恨。 那是真话。 但她没说另一句。 妈，我只是不想让你也恨你自己。 --- 那年冬天上海格外冷。 十二月下了两场雪，不大，落地就化。但风刮在脸上像细砂纸，林静围着大学时买的羊毛围巾，还是觉得冷风往脖子里钻。 公司裁员的消息传了两周，终于落地。财务室裁了一个，不是林静，是比她晚来两年的小姑娘。小姑娘收拾东西那天哭了一下午，林静帮她装箱子，一句话也没说。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留下来的人没有资格安慰离开的人。 赵小满那边也不好过。她们公司也裁人，她留下来了，但工作量翻倍，连续三周单休。周末见面时她靠在林静家沙发上，眼睛底下青黑一片。 “我们部门裁了五个人，”她闭着眼说，“活儿全剩给剩下的。老板还说这是锻炼机会。” 林静把热牛奶递给她。赵小满接过来，捂在手心，没喝。 “静姐，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林静没答。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檐的冰凌正往下滴水，嗒，嗒，嗒。 “我以前觉得是为了证明给我妈看。”赵小满说，“后来发现我证明不了。她想要的是我结婚生孩子，我给她考十个证都没用。” “那现在呢？” “现在？”赵小满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现在我想证明给我自己看。” 她没说自己要证明什么。 腊月二十三，小年。 林静在超市买速冻水饺。韭菜鸡蛋馅的促销，买二送一。她拿了两包，想了想，又放回去一包，换成猪肉白菜。 结账时前面排了长队，都是置办年货的人。有个女人推着购物车，车里塞满旺旺大礼包、徐福记酥糖、红彤彤的春联。她四五岁的儿子坐在车里，举着一只塑料金箍棒，吱哇乱叫。 林静移开视线。 手机亮了。赵小满：“静姐，我明天回靖江。初五回来。” 林静看着那条消息。前面的人往前挪了三步，她也跟着挪。 “好。”她回。 “你过年怎么过？” “睡觉，看电视。” “那你记得买点好吃的。” “买了。” “买了什么？” 林静看着购物车里那两包速冻水饺。 “还没想好。”她说。 大年三十，林静睡到十点。 醒来时窗外灰蒙蒙的，分不清是阴天还是有雾霾。她把电视打开当背景音，煮了十个饺子，蘸醋吃了。 下午同事在群里发红包，她抢到三块七。 傍晚，父亲打来电话。 这是二十九年来第一个电话。她看着屏幕上陌生的南通号码，接起来，喂了一声。 那边沉默了几秒。 “是林静吗？” 她认不出这个苍老的声音。记忆中父亲四十三岁，会骑着二八大杠载她去城隍庙，会在她考满分时偷偷塞给她五块钱。那个父亲早已消失了二十九年。 “我是林国栋。”对方说，“你……身体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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