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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扑扑的中景，模糊的我从琉璃瓦上背摔而下，或是从石桥上直直跌落在冻硬的冰面上。 和我一起的还有十几个面目模糊的武行，我可以很清楚地认出哪个是我自己，那些疼痛就是我的记忆和志气。 无聊时，我去公共电话亭给几个师兄打电话，抱怨北京不如香港好玩。 他们却很羡慕我，都很想北上。 “这一圈儿值，你们拿港台班底的钱，大陆演员按工资拿。”三哥山仔说。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片酬多少，这些事情从不用我操心，师父看着给。 在组里，我因为话少而被人喜欢，片场各股势力太多，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南方的，北方的，天南海北的人凑在一起，气氛总是很微妙。 像我这种说不清从哪儿来的，无根的孤儿好像更容易融入。 执行导演等等大陆的STAFF遇到更多难题。 港台班底非常有礼貌，但也更不留情面。很多被认为可以商量的事情，到了人家那里就变成了原则，刘荣的烟瘾因此变得更大。 “你在香港就是这样吗？”他问我 我笑笑，其实在香港根本没有原则，大佬就是原则。 入行是要靠引荐的，入了行，一条命就归了人家。我们武行是用拳拳到肉的动作去抗衡好莱坞的CG特效。 你嫌高，你不跳，有的人去跳。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则，只知道导演一喊“ACTION”，我就必须闭眼一跃。 “那么高，说跳就跳哦？”有一次，伏天明问我。 他的口音和我常听到的港普不同，带着软软的腔调。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梦呓。 这使他对我来说更加神秘，我不知道如何和他搭话，只点点头。 “要不要这么酷？”他从旁边小桌上拿起烟盒，递给我一支烟，又用那双雾里看花的眼看我。 我愣着神，接下了烟，他又拿起打火机，似是在等我凑上去点烟。 但我并没有抽烟的习惯，所以只是拿手捻捻烟。 “九哥不让你抽？”伏天明问我。 我摇摇头，“我不抽烟。” 我也没把烟还给他，随手把烟夹在耳朵上，而后迎着他的视线，贪婪地注视着他。 他忽略了我不礼貌的眼神，耸耸肩，冲我点了下头，走了。 和我这种武行不一样，香港更专业的文戏演员会谈论表演和剧本，我听不懂，也没什么兴趣。 伏天明说不上热衷，但总归会参与这类话题。 我总能看到他戴着眼镜在翻看剧本，他说得不多，只是偶尔抬起眼睛听别人讲，然后拿笔在剧本上写写画画。 大陆演员则在聊房子，“要分房子了。”他们说。 两件事好似都离我都很远。 第一件事，我只留意到一双白而修长的手。 手指斯文克制，纸张一角被轻轻拈着翻过，他看过的剧本也仍然又干净又新。 我忽然很想知道，这样一双手，愤怒时会怎样？会攥成拳，还是狠命地插进对方的头发里？ 第二件事情我也有些兴趣。虽然我应该分不到房子，但我也想买屋。 对一个漂泊的孩子来讲，没有什么比买屋安定下来的吸引力更大了。 我只好默默地等待着属于我的机会。 我记得有一场戏，我们武行准备了很久，本以为要拍两天，但直到第三天开工过半还没有拍完足够剪辑需要的素材。 那是一场围攻的戏。 女主角被困在正在修缮的角楼上，始作俑者是我演的师哥，我的人马在角楼外的梯子上布下天罗地网，等待男主上钩。也就是说，伏天明和他的替身要把所有武行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再和我激战。 我将从三层楼高的角楼直挺挺地背摔下去，反派死亡，男女主角团聚。 梯子的布景和调度很复杂，现在还剩下至少三场戏。 第一场是远景梯子戏。这个梯子上的人被箭射中，接二连三掉落，下一个是策马而来的男主一个俯身，把梯子腿砍，本来靠在角楼上的梯子失去平衡，上面最后一个演员坠落，最后就是我被射中，仰面翻下围栏的一场戏。 拍摄进行到第十六个小时，梯子坠落戏的武行演员退缩了。 前几场坠落的戏保护措施太过简陋，武行都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 师父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先是再次安排了调度，然后他点了我，让我换衣服，完成这场坠落的戏。 我迅速答应了，换好衣服正好看到了伏天明，“又去摔？”他冲我笑笑，或只是弯了弯眼睛。 “你有几成把握？”我发现，伏天明对我总是疑问句。 “百分百吧。”我嘴上说，其实心里只有三成把握，梯子倾斜落下的点位不好预测。 伏天明从助理手里接过一个红色的东西，塞给我，“下一场见，你要注意安全喔。” 我接过来，一个小小的护身符， 我们武行很迷信，像我就是逢佛拜佛的，我身上已经有一个符，但我还是接下了，“有心了。” 我攀上梯子，做了准备OK的手势。 这场戏，我的后背垫了软垫，地面上根据预测位置，摆了几十个缓冲力量的纸皮箱。 口号响起来，马上的替身演员跑过，师父开始倒数： “3——”绳子将拉倒梯子， “2——”，我将无任何保护措施从高处坠落下去， “1——” 梯子应声歪斜，我做出张牙舞爪的倒霉样子跳下梯子，开始急速下坠。 我坠落到大概2层楼的高度，居然一瞬间看到伏天明，他站在角楼的二楼盯着我，手里还攥了一枚红色的符。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多。”我想。 下一秒，我就坠落在地。 我并没有按照设想落到纸皮箱上，梯子歪斜的方向预判失误。 我后背着地，骨肉发出闷响，水泥地的凉意瞬间渗进来，然后是剧烈的疼痛，意识坠入一片黑暗。 我短暂地昏迷过去。 醒来时天还亮着，远处有人在喊什么。 师父、场记、几个武行兄弟、伏天明，他们的脸都贴得很近，个别武行手里也攥着红色的小符。 我伸出手，做了个大拇指向上的动作，场记激动地摇摇我的手，朝机位方向喊，“陆江没事！” 当时大陆还没有什么保险意识，我们都是生死由天的一条贱命。 我人没事，不会讹剧组的钱也不会延误拍摄，那便让组里松了口气。 “下一场戏他还怎么摔？”伏天明问师傅，“他受伤了。” 我不记得师父怎么回答，其实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这次，我也很幸运，还能醒过来。 下一场“师哥“的戏份比这个简单得多，所有因素均确定，坠落点位也准确，我只需要在固定的点位，背仰下去，落到铺好的纸皮箱上就行。 “况且”，我捏着他给的小小的符，心想，“还不是因为你不太诚心。”
第5章 最后，还是由我完成了“师哥”的戏份。我来剧组目的就是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这段戏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隐约还记得师父勒令我去体检。我本来觉得并无必要，自己身体底子好，肌肉厚，但师父叫我“不要较劲”。 我没感觉到什么慈爱，反而暗忖，他会不会认为我不肯去医院是舍不掉那些戏份。 毕竟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为了一口戏饭，轧戏、争抢给别人使绊屡见不鲜，更何况这些戏本来就是我的，我肯定不放。 我也没做过多解释，向剧组请了假。 后来，记忆里我都没住院，除了后背一大块淤青外，一切正常。 拍摄如常推进，片场还是那几个话题，大家也继续抱团。 除了我，很少有人真正和港台班底产生交集。 而我，不仅继续暗中观察伏天明，想把他拉下凡尘的想法也愈演愈烈。 人生的因缘际会奇妙而复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心情，遇到什么样的人。 种种机缘，缺一不可。 现在，我回过头想，真的无法再分析出我对伏天明产生那种极大兴趣和破坏感的原因。 当时我很年轻，刚结束青春期，躁动又特孤独，还常常愤怒。在香港又听了很多“草根故事”，心比天高，总是蓄着一口气。 我不怕疼不怕死，敢做动作，原本未来可期，无奈生长速度迅猛，十五六岁就身高超标。少年时代，我都可以做女演员替身，到后来，连很多男演员的身形都对不上了。 或许是我需要慰藉，亦或是伏天明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我的”疼”。和他拍《天南地北双飞客》的那半年，我莫名其妙就对他产生了一些本能的反应，身体的，心理的。 我会在片场寻找他的身影，不放过任何他的消息。每天收了工也还是会想他，总是不自觉地就拿自己和他比。 剧组没戏的时候，几个北影的学生会邀请我们四处闲逛。当时校外拍戏没那么严了，班主任签字就可以入组，他们没戏的时候也很闲。 我们一起去平安里或灵境胡同那一带买碟买书、买唱片。 当时很火的是伍佰、张惠妹、朴树，还有已经火了好几年的王菲，花儿和新裤子也开始有人听。 那时候红勘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我在香港还是常听那场LIVE的专辑。 我以为大陆的摇滚会继续蓬勃，可来北京找才知道，当时的那批摇滚乐手跟商量好了似的，都隐退江湖了。 我只淘到了窦唯的《幻听》，当时也没试听，我记得回去拆开我就特别不爱，总记得当时白花了我十块钱。 我又突发奇想，想找伏天明的专辑。 “你找谁的磁带？”老板问我。 “伏天明。”我答。 他摇摇头，“没听过。” 我只好作罢，同时心想，他也没那么红嘛。 其实，那时候千禧年都没到，大陆的网络没那么发达，社交媒体也很少。只能通过电视、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纸媒也不像香港那么发达，各种花边新闻和八卦都唾手可得。 同行的女孩儿告诉我，她有伏天明的磁带。 那时大陆到台湾还没有开通直航，但她很喜欢伏天明，就请亲戚带回。 我听着借来的磁带，仿佛看到伏天明那双忧郁的眼，很黑，隐藏着许多我看不懂的情绪，特神秘。 美丽小岛的靡靡之音飘进脑海，他好像离我那么近，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早幻化成一片柔情。 我以为他歌如其人，也是这样缱绻多情，自认为又多了解他不少 当时，我和给男演员做武指的哥们儿一个宿舍。我们屋里有台收音机，我偶尔会放摇滚，偶尔会放伏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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