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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渡能感觉到肩膀里那条冈上肌在愈合时偶尔传来的牵拉感，就像在肉里重新拧紧一根松掉的琴弦。 颁奖的时候，七十四公斤级的冠军站在最高的台子上，脖子上挂着金牌。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场馆里响起了国歌。陈渡看着那个人——比他高半个头，臂展更长，技术风格和自己完全不同。他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省青赛半决赛那个被他摔过的对手，在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决赛。原来错失一场比赛的感觉是这样的——不是没能摔人，而是自己的名字在赛事记录里留下空白，要等明年才能填。 他把右手从三角巾里抽出来，活动了一下手指。无名指上的旧伤已经长好了，创可贴不需要再缠。手指屈伸自如，指尖碰触掌心的时候能感受到皮肤下已经完全愈合的温暖。他看着自己那只空空的右手。他忽然想，周屿说“你能忍到现在也能忍这一次”——那个“这一次”不只是四周，是三百六十五天。从今天开始算，到明年全国赛，三百六十五天。他要把这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都用来磨技术、加体能、练上肢，把冈上肌的力量缺口一点一点补回来。明年他不会再坐在看台上了。 周屿在旁边折好手册，把余下的橘子放回背包的侧袋里，站起来看了看散场离去的人潮。陈渡还在看着最高领奖台上陌生的冠军，眼睛里有汗，但他没有移开目光。 “明年。”他说。 周屿说嗯。明天他来给他缠创可贴。明天他来给他带橘子。明年他来看他站上最高领奖台。而陈渡要做的事很简单——今年没站上去，明年要站上去。比别人多练一年，他愿意。 他把右手重新放回三角巾里，调整了一下别针的位置。周屿站起来，把背包背好，站在过道里等他。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散场的人潮，走出场馆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很刺眼，十月的天空高远透亮。 一年后，他站上同一块垫子。 决赛对手还是去年那个人——七十四公斤级卫冕冠军，臂展更长，经验更老，技术风格和陈渡完全不同。去年陈渡坐在看台上看着这个人站上最高领奖台，今年他们面对面站在垫子中央。 比赛打满了三个回合。最后一个回合还剩十几秒的时候，陈渡被压在垫子上，肩膀距离双肩着地只差几厘米。和去年预选赛半决赛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角度。观众席上的声音被他的心跳盖过了，他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垫子上帆布面被压紧的摩擦声。 他从垫子上翻了出来。不是靠蛮力——是靠那条重新长好的冈上肌腱，靠三百六十五天里每天多练一组的负重引体，靠老韩每天傍晚送到401楼下的训练录像，靠周屿每天早上挂在门把手上的保温袋里那枚溏心蛋。他把所有借来的力全部还到了这个动作里。 裁判哨响。他赢了。 金牌挂在脖子上的时候，他往观众席第一排看了一眼。周屿坐在那里，和去年一样的位置，两只手交扣搁在下巴前。和去年不一样的是，他这次没有把膝盖攥得指节发白。他只是看着陈渡，嘴唇在动——不是喊，就是说了一句什么，声音被全场的声浪淹没。但口型陈渡认出来了。 不是“赢了”。不是“好样的”。是“没事了”。 陈渡站在领奖台上，把金牌攥在手心里。金属的边缘硌着掌心，凉的——和他第一次在便利店接过那碗关东煮时纸杯的温度一样。凉的，但很快就会被捂热。 大年初四。陈渡带周屿回老家。 县城在省城西南边，大巴要走三个小时。车是那种老式的中巴，座位套着深蓝色的绒布套，有些地方磨得发亮了，露出底下的海绵。车窗的密封条老化了，开起来之后有风从缝里钻进来，带着公路上冬天干燥的尘土味。陈渡坐靠窗的位置，周屿坐他旁边。车上没几个人——过年期间从省城往县城走的人少，大部分是反向的。 陈渡从上车开始就没怎么说话。他靠在椅背上，脸转向窗外，看着高速公路两侧的农田和厂房慢慢变成丘陵和零星的村庄。右手搭在膝盖上，拇指无意识地在无名指第二个指关节上按着——那里没有创可贴了，但他每次紧张的时候还是会去按。右肩深处没有任何不适——冈上肌已经长好了，去年秋天夺冠之后老韩给他安排了完整的康复巩固训练，现在这条肌腱比受伤之前更强韧，能承受的剪切力极限提高了不止一个量级。但习惯改不了。他还是会在紧张的时候去按无名指。 周屿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在车转弯的时候顺势把肩膀往陈渡那边靠了一点。 乡镇公交在县城客运站停稳。空气里的味道和陈渡记忆里一模一样——烤红薯的焦甜、客运站公厕飘过来的漂白水、还有附近菜市场下午收摊后留在下水道里的菜叶子发酵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到家了”。 陈渡站在客运站门口，往街对面看了一眼。小卖部门脸不大，夹在一家理发店和一家摩托车修理铺中间。招牌是那种老式的红色塑料字，粘在白色瓷砖外墙上，有一个字的偏旁掉了——“陈”字的耳朵旁缺了右边那一竖，只剩左边。卷帘门拉到顶，玻璃推拉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春节照常营业”，字迹和陈渡写在价签上的差不多歪歪扭扭。门口的台阶上放着两箱空啤酒瓶和一辆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座上的皮套裂了，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 陈渡站在街对面看了好几秒。然后他吸了一口气，呼出来，白色的雾在冷空气里散开。他过了街，推开玻璃推拉门。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那是一个铜铃铛，用红绳系在门把手上，他从小就记得这个声音。 “妈。” 陈渡母亲从货架后面直起腰来。她比陈渡矮一个头，身量偏瘦，颧骨有一点高，头发比去年白了一些。她看见陈渡，愣了一下，把手里的那包盐放在货架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围裙是便利店里那种印着饮料logo的赠品，洗得发白了。然后她看到了陈渡身后的周屿。 周屿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袋东西。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阿姨好。我叫周屿。” 陈渡母亲看着他。看了大概有三四秒。那种打量不是不礼貌的——是一个在县城开了半辈子小卖部、见过无数陌生人走进这扇玻璃门的女人，用她多年练出来的眼力在判断一个人。她看人的方式和陈渡很像——不说话，只是看。然后她点了下头。 “进来坐。外面冷。” 小卖部里面不大。货架占了大半面积，过道窄得两个人不能并排走。货架上的东西摆得很整齐——泡面按口味分类，饮料按品牌分类，火腿肠挂在收银台旁边的旋转架子上。收银台是一张老式玻璃柜台，玻璃下面压着几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张陈渡初中时的奖状。柜台后面有一扇门，门帘是碎花布的，通往后面的厨房和卧室。 陈渡母亲把两人领到柜台后面的小房间里。房间不大，摆着一张方桌、几把折叠椅、一台老式电视机。墙角堆着几箱没拆封的饮料。她在围裙上又擦了一下手，说“坐”，然后转身进了厨房。厨房里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油下锅的滋啦声，和煤气灶拧开的噗噗声。她开始做饭了——什么都没问，先做饭。 周屿在方桌旁边坐下来，把带来的东西放在墙角。陈渡坐在他旁边，两个人的膝盖在窄小的空间里碰了一下。陈渡没有挪开。 “她看你的时间比看我还长。”周屿低声说。 “她在判断。”陈渡也低声回他。 “判断什么。” 陈渡想了想。“判断你是不是好人。” 周屿没再接话。他低头看着玻璃台板底下压着的那张奖状——陈渡初中时的三好学生，奖状边缘已经发黄了，但被压得很平整，四个角都用透明胶带仔细贴过。奖状旁边是陈渡小学的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校服，站在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面，表情很严肃，嘴唇抿成一条线。周屿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指在玻璃上轻轻敲了一下照片里男孩的脸。 “你小时候就这副表情。”他说。 “什么表情。” “谁欠你钱的表情。” 陈渡没忍住，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厨房。“妈，我帮你。” 厨房里的对话隔着碎花布帘传出来。陈渡母亲说的是县城方言，语速不快，问的都是最简单的问题——训练辛不辛苦，什么时候到的，车上挤不挤。陈渡一一回答。然后她问了一句什么，声音压得比刚才低。周屿没听清问题，但他听到陈渡的回答。 “是我朋友。很重要的人。” 沉默了大概三秒。锅铲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急了一点。 “那就好。”陈渡母亲说。 晚饭是一桌子菜。 红烧肉、炒青菜、煎蛋、一条清蒸鱼、一碗萝卜排骨汤。煎蛋是全熟的，蛋黄已经凝固了——这是县城家常做法，不讲究溏心，讲究的是把蛋煎到边缘焦脆、蛋黄扎实。 陈渡母亲坐在两人对面，面前的一碗饭几乎没怎么动。她的筷子主要在做一件事——往陈渡碗里夹菜，往周屿碗里夹菜。夹菜的顺序是交替的：陈渡一筷子，周屿一筷子。肉挑瘦的，鱼挑肚子上没刺的那块，煎蛋把最大的那个夹给了周屿。 “多吃点，”她说，“你们在外面吃不到家里的饭。” 周屿看着自己碗里逐渐堆起来的菜。他没有说“阿姨您也吃”——他知道说了也没用。他只是低下头，把碗里的东西一口一口吃完，然后在陈渡母亲给他夹下一块肉的时候说“谢谢阿姨”。 陈渡在旁边看着他。他注意到周屿吃饭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一倍——平时在401分煎蛋的时候他两口就塞进嘴里了，现在他每一口都嚼得很仔细，像是在用咀嚼的动作代替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句子。 “你们住的地方，”陈渡母亲开口了，她看着周屿，“离学校远不远。” “不远。走路十几分钟，骑车更快。” “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了。”陈渡说。他夹了一块红烧肉，把肥的部分用筷子剔掉，瘦的放进周屿碗里。这个动作做得太自然了，自然到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陈渡母亲看见了。她看了一眼那块被剔了肥肉的红烧肉，又看了一眼周屿碗里堆起来的东西，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没说什么。但她下一次给周屿夹菜的时候，夹的是青菜——不是肉。不是肉不够了。是她在这一筷子之间做出了某种判断。 吃完饭，陈渡洗碗。周屿想帮忙，被陈渡母亲拦住了。 “你是客人，”她说，“坐着。” 周屿坐在方桌旁边。陈渡母亲在他对面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电视机开着但声音被关小了，画面是一个重播的春节晚会，色彩很艳，在小卖部后面的小房间里投下不断变换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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