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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聊天？医生，那可不见得有用吧。”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过度饮酒，躲开那些吵闹的环境。” “好吧，好吧。我听从您的建议。但麻烦您给我开一些助眠的药片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总睡不着可不行。” “我只能给你些传统的药方，这些东西都被军需用品挤出医院去了。你得去药店问问。” 这正合谢尔盖的心意。他借着去药店的机会，到那间公寓门前探查了一番。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毛呢帽子，假装成一个不熟悉此地的路人。从这里到阿尔伯特亲王大街，他在心里计算着，我必须在这一段路程当中找到情报的投递点。 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工作安排。万湖会议的决议飞快地通过轰然作响的官僚机器向下传达，免去了法官和证人的职责，几百万份死刑判决就这样被拍板了。安德烈亚斯接到了最令他厌烦的指令，而他把责任推卸给了手下。在他们散步归来的第二天早晨，谢尔盖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安德烈亚斯正同勃兰登堡的办事处通电话： “这件事交给你与瓦尔特去办。做得干净漂亮些，我会在报告里向上级如实转述。” 楼梯间里沉默了一阵子，说话声再次传来。通电话的人拉长的声气，谢尔盖可以想象他侧着脖子、懒洋洋又不耐烦的模样。为此他不禁微笑了一下。 “……至于那个新来的，何必一直揪着他不放？你们拷打了他三个礼拜，如果没有消息，就枪毙他或者送他去……”安德烈亚斯顿了顿，“不，就枪毙他好了。这些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继续劳动的价值。如果你拷问得太严厉，就得请医生在一旁看护他，更别说让他干活了——哼，要是他们四肢健全，还要防范他们逃跑。” 他盯着桌面上没吃完的早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我在想什么呀。我以前从来不会过问这类细枝末节的事情。那些赤色分子有没有受折磨，该不该受折磨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拷问之后将送往何处去，有什么样的结局，本不需要我花心思去想呀。“凯里安”身体上的伤疤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让他皱起眉头。他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一股湿冷的寒意，让他的脖子发麻。那天他没敢对谢尔盖问出的、有关审判的问题再一次侵占了他的思维。 他们怎么能够和他相比呢。安德烈亚斯故作轻松地点了一支烟，把电话扣下了。我这样容易胡思乱想，最近真是太累了…… 他坐到桌边继续吃早餐，谢尔盖才从楼梯上缓步下来。安德烈亚斯立刻对他抱怨：“该死，我根本不想掺合这个，我想找点别的事来做。” 他一向很有行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谢尔盖认为他那看似荒诞不羁的大脑里隐藏着一部密码，上面标注着无数让世界按照他的意志运转的路径。没过多久，他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一通电话，那是一位在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手下工作的秘密警察官员，他刚刚抓住了几个穿过雷区跑到德国占领区的人，其中有几个说着熟练的俄语。他希望柏林能派人协助进行身份审核，考虑是否让他们加入到安全局的谍报工作中来。 “怎么样，你喜不喜欢旅行？”安德烈亚斯询问他的意见，“虽说乌克兰占领区到处都是蝗虫似的游击队，但这比每天放羊似的驱赶、折磨犹太人强得多。至少，这是需要大脑的工作，一份属于文明人的工作。” 这意味着他要脱离现有的情报小组，进入他从未涉足的陌生区域。谢尔盖想了想说：“我想东区的警察局长先生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做有益的工作，他只希望多一个人来承担错误判断的责任。” “那么就尽量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安德烈亚斯说，“苏联人很聪明，尤其在情报工作上。我们的老上司们被骗过不止一次。” 谢尔盖自然在心里赞同。他的同事在酒会上讲过类似的故事：在战争打响以前，苏联方面向保安总局购买过一份情报。内务部确实向德国人交付了足够的钞票，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怪事。大量的德国情报人员在苏联神秘地消失了。原来那些钞票上印有内务部准备的隐秘标记，德国人一旦在苏联境内使用它们，立刻就会被逮捕。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对此大为恼火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让手下把这些纸币全部销毁了。 法西斯也不是那么精明，他对那位同事说道，据说海德里希连个像样的文凭都没有。对方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手下却全是些争权夺势的大学生，真不知道他在审查档案时会不会心生嫉妒。 对于安德烈亚斯的要求，谢尔盖自然满口答应：“只要你愿意，我会协助你完成这件事的。” “很好。我让人安排我们的行程。这趟算是个闲差，你只需要分担一点儿文书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回去看看几位老朋友，天啊，格哈德和奥托会恨我的。他们每天都在赶着犹太人上火车。” “乐意效劳。我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对你说过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很乐意协助你。” “这是看在祖国和公民义务的份上，还是在向我行贿？” “天啊，你可真记仇！” “谁能想到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可不算好。” 让我对他表示原谅吧。谢尔盖想，也是时候了。一段稳定的关系才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你想说的是，我差点儿错过你了，是不是？” 安德烈亚斯被酒呛了一口。他在感情上一向直来直去，如果他喜欢就绝不会说讨厌，如果他讨厌，就休想他说出半个好词。这样一个人却对直白的表达接受不良。谢尔盖觉得有意思极了。 安德烈亚斯咳嗽了两声，脸颊涨红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坐在窗口，和许多在工作之余套近乎的公务员并没有区别。在他们右手边，有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男的穿着军装，周身散发着男青年常见的急切和自傲，女的则望着他高谈阔论，伪装出一无所知的天真情态。另一扇窗边，有两位目光四处游弋的贵妇，她们假装谈论着浪漫的话题，不时发出听到逸闻后的笑声，但谁都知道，在她们的手套和耳朵之间，有不少不能公开发表的秘闻和意见。在权力的中心，每个人都会成为出色的秘密警察，搜集并揭发秘密是他们的本能。安德烈亚斯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目光，但谢尔盖知道，他一直密切地把握着周围的一切。 他选择相信这种谨慎。谢尔盖向人群扫了一眼，说：“我的意思是……” 就在这时，宣传广播的时间到了。收音机发出一声没有调试好的爆鸣，嘶嘶的电流声踩在所有人的神经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停止用餐，对帝国的惯例报以巨大的尊重。随着最后一声餐叉落进磁盘的声响，餐厅里静得像一片坟墓，只有那台留在时代水流中的收音机奋力地嘶嘶作响。 又一声电流的爆炸，像撕开一片锡纸似的，教人等待的广播响起了：“……意志强大的人才能掌握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将重新建立整个欧洲大陆的秩序，一切必要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最优秀的种族，理应指挥这个世界的运转，让一切都公正而理性地运行……” 在毫无意义、又因为无意义而显得分外恐怖的静默中，安德烈亚斯对他露出了意味不明的微笑。 那是个促狭又玩味的表情。他也相信这些话吗？谢尔盖望着安德烈亚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把对陈词滥调的厌恶写在脸上。那么他究竟别有所图，还是干脆对一切视而不见？狂热总是以冷静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当规则失去约束效力以后，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魔鬼。“那只是为了生活，我也没有违反规定呀，我只是奉命行事，为我的祖国，为我公民的义务。”他们说。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文明社会的规则出现了破洞，令人胆寒的邪恶就会在那里出现，而它往往会被赋予一个动听的名字。 知识的累积对于正义毫无益处。谢尔盖越想下去，却感到一阵虚无的恐怖。原来人的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 在广播结束后，世界又回到了正轨，让人不禁怀疑刚才那灰色的暂停时刻是否存在过。四周沙沙的话语声、咳嗽声、咀嚼声又逐渐响起。安德烈亚斯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有两种人会仔细倾听这类广播，一种是相信它的人，一种是急于反驳它的人。我们往往要处理后一种，他们中有些能言善辩的教授，你绝不能让他们拿到辩解的机会。他们会把他们的逻辑一股脑儿砸到你的面前，让你眼花缭乱。他们往往表现得正直，热爱德意志祖国，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决定……” 谢尔盖从善如流地询问：“我可完全不懂这些，请你说得详细一点。” 安德烈亚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又向四周扫了一眼，在这一番谈话以后，看向他们的、若隐若现的目光减少了。 “人会反对很多东西。一个杀人犯会说他不敢杀猪，又或者他还注重保护环境，反对过度的砍伐树木。一个存着共产主义想法，或者同情共产主义者的人可以反对一切其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反对君主，我想让每个人都吃上面包。这些都是迷惑人的烟幕弹。人类早期的言语就是谎话，我们总是先学会说谎，再学会敞开心扉——受过训练的共产党人很聪明，他们比有些官员还要熟悉我们的思想，他们会搬出同样的理论应付或者威胁你，真叫人头痛。要抓捕他们，只能拿出实质的证据，比如宣传手册等等。我早就说过，布尔什维克像花园里的杂草，当你见到一丛，它的种子早已撒开一片了。俄国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需要把俄国恢复成没有布尔什维克以前的样子，这样更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安德烈亚斯耸耸肩膀：“谁知道？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西伯利亚来聚集犹太人了。如果前线的将军们没有那么懈怠，一切工作都会简单许多。也许元首希望保留斯拉夫人来做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头脑的工作，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工人非常懈怠，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合格的。” 他谈论着他的同胞，他同一个阶级的战友，像谈论一群可以随意贩卖、处置的奴隶。那条淡去的鸿沟骤然出现，让谢尔盖吃了一惊。他心里有些微不可察的失望，但这失望让他感到安全。旁逸斜出的枝条被剪除了，一切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他在心里思索着乌克兰之行，以及如何将自己离开德国的消息传递给燕妮。 在谈话的结尾，安德烈亚斯对他坦白了这份“美差”的来源。 “不瞒你说，作为交换，我动用关系把我们的老朋友调回来了。卢卡斯在东线战斗了两个月，他居然还活着，真像一条狗似的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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