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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过鲜有人迹的山坡，沿着路边走了一段。树木的遮蔽被撤下，道路两旁渐次出现荒凉的建筑。安德烈亚斯忽然停下了，指着从草和山坡的交界处对谢尔盖说：“看到了吗，那边有很多墓碑，那是一个墓园。很多墓碑上面刻着我的姓氏。” 就好像一个不详的预兆似的，谢尔盖的心绪波动了一下。他眯起眼睛，尽力眺望，才看见了几块黑色的尖角。安德烈亚斯小声说：“真奇怪，今天怎么会走这条路，不知不觉间就到这地方来了。” “你害怕死者吗？” “不。我对他们没什么感情，既不害怕，也不尊敬。” “那你为什么打了个寒战？你的脸色也不好看。” “我害怕将来到他们中间去，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那里。比起一般的死人，我家族的那些人应该更讨厌——如果他们都像我的父亲或者祖父一样。我不愿被埋在这里。”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又变白了，但一个讥讽而对抗的微笑很快出现在了他的嘴角。“不，我不会埋在这里的，总有一天，我……” “别总想着死的事。”谢尔盖捏捏他的手指，“死后什么也没有，不值得我们花费活着的时间去想。” 他们在下午收拢的阳光中离开了墓园。等他们又回到大路上，空旷处干爽的风吹散了刚才的沉重。安德烈亚斯才对他眨眨眼睛：“反正我也不是无处可去。” 在爱侣之间，类似的话语必定能引起甜蜜的眩晕。谢尔盖却觉得肩膀发冷，有什么沉沉地压在他的脊背上，让他的脚步变得迟缓。他的头脑机械地运转着，把适宜的漂亮话从嘴唇当中挤出来：“是啊，我总会陪着你的。” “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么紧张——在你答允我之前。说紧张不大确切，我是在害怕。在我母亲离开家以前，她也总对我说她害怕，我当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现在我倒有点理解她了。我的母亲，我一开始以为她害怕从没有得到过爱，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害怕爱也不过如此。” “那么你现在还害怕吗？” “不。” 安德烈亚斯没有像以往一样解释。他坚决地丢下答案，把话题错开了。谢尔盖松了一口气。他试着逼迫自己去想感情以外的事情，显然，他的任务将有重大进展。可是直到夜里，他也没能把这天下午的一切从脑海中驱赶出去。躺在安德烈亚斯身边，他接连做了好几个奇怪的梦。在一个梦里他被深埋进冰冷的泥土，另一个梦让他面红耳赤，第三个梦强迫他对所有人承认他是安德烈亚斯的爱人，没等他登上去集中营的火车、被拉去枪毙，更荒诞的故事已经接踵而来。等谢尔盖完全清醒，安德烈亚斯已经离开了，时钟指向八点，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谢尔盖快速地做好了投递情报所需的准备。他打算像往常一样，先投下消息，等克劳迪娅来把它取走。当他到达指定地点时，燕妮却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
第23章 风雨之夜 燕妮穿着一身白色的裙装，在外面套了一件米色的大衣。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戴着毛呢帽子，头发柔软地垂在两颊，浅色的装束让她融入了环境，像印象派画中的一朵鲜花，又像故事里的湖边仙女。她没有朝大路上张望，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仿佛只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散步时停下歇脚的旅人。从她下滑的瘦肩膀和弯曲的脖子之间，谢尔盖看到了难以承受的疲惫。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违背，很多时候，情报工作是了无回声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传递的纸条或者口信到了谁的案头，又在决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比起刀尖起舞时激增的肾上腺素，长久的静默更能把心灵压垮。 谢尔盖点燃了一支香烟，遥遥示意他已经看见了她。燕妮举手碰了碰额角。这是可以交谈的标志。 谢尔盖走到她的身边，在树干上捻灭了烟头：“哦，安尼卡，怎么在柏林遇见了您？” “旗队长有些家务事，我是来柏林取东西的。” “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就在昨天，有一只鸟飞进了后院里，撞到玻璃窗上摔断了脖子。” 这意味着情报小组的一位成员被捕了，现在已经牺牲。谢尔盖并不认识小组中所有的成员，他同燕妮和克劳迪娅单线联系。今天克劳迪娅没有出现，本该在勃兰登堡边缘小镇的燕妮却来到了柏林。他的心头一紧，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真不妙。”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说，“那么您打算装个捕鸟网之类的吗？” “不。我们还是照往常的规矩收拾院子。” 他们的情报小组不能沉默。谢尔盖想，那位成员的死讯应当是确切无疑了。 他们远离了大路，来到一片静谧的林子里。两人仔细地检查了周围，确认无人后，燕妮说道：“你不必担心克劳迪娅，她很好。我来是为你上次提到的情报交接问题。你确认要搬去柏林市中心？” “是啊，到市区生活。上次的地址已经确认无疑。那里的居民成分复杂，除了那位危险人物，窗户和大门后的其他眼睛也值得警惕。如果我总是和一个女孩儿见面，立刻就会被发现的。” 燕妮为他提供了新的联络方式：谢尔盖可以通过信箱投递情报。安德烈亚斯很少与人通信来往，不会经常查看信件，而谢尔盖却有一位编造出来的母亲，这一条危险却安全的情报通路便有了建立的可能。在柏林邮递员中有他们的侦查员，他熟悉每一个成员的住址。每天傍晚五点，他会变装成普通市民，骑着自行车从市中心的窗户下经过。如果他的同志有“写信”的需求，就在窗口摆一瓶墨水。第二天，他会提早半个小时上门收取信件。封死的信封是紧急情报，粘四分之三的则是用于伪装假身份的“家书”。“邮递员”会把信件分类。必要的情况下，寄信的侦查员会得到暗含组织指令的回信。 谢尔盖认为这个计划太过冒险，燕妮则十分坚决地要求他执行命令： “你必须要让他注意到你写信的习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慢慢地、一封封地给我们南方的地址寄信了。” 这天下午，谢尔盖从安德烈亚斯的柜子里翻出信纸和信封，卡准时间，在桌边开始写作。安德烈亚斯十分谨慎，除了那一本令人起疑的《布兰诗歌》，他的身边不会携带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文件。因此，他的抽屉和书柜也从不上锁。对于一切物品，谢尔盖都可以随时取用。 在他写到第三段的时候，安德烈亚斯推门进来了。这位热爱工作的少校近来难得清闲，除了通过电话指挥勃兰登堡的手下以外，盖世太保没有给他安排更多的工作。他每天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对别人的工作成果审阅签字，过得好不自在。 鉴于他在宣传集会当中出色的表现，老里特贝格没有再为难他俩。他的心思都扑在雷奥妮腹中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安德烈亚斯毫不在意他父亲老来得子的喜悦。他认为就算这个家族多一位继承人，以他的经营手段和年龄差距，那孩子归根结底也只能寄他篱下，仰他的鼻息生活，更何况雷奥妮还有一半的概率生出女孩。除了餐桌上一贯的死寂，和走廊里那一排虎视眈眈的画像以外，他几乎找不出什么不顺心的事由。 至于东普鲁士大区的援助请求，在被授权负责的第一天，安德烈亚斯便与军事谍报局的同僚通了电话，把国防军的情报系统拉下了水。 在电话里，他先说明了对于前线屡次出现错误情报的关注，承认可能存在情报漏洞，宣称国防军和党卫军有必要校对彼此的情报来路。他表现出一副愿意合作的姿态，并向对方提供了一起调查的机会，等军事谍报局答应下来，将增派的人员名单交给他，才收到具体的任务指令。 “能负责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安德烈亚斯对谢尔盖解释，“我才不在乎他们会问出什么结果。如果错了，无非大家一起倒霉。东普鲁士的同事们，还有勃兰登堡的军事谍报局，他们才是熟悉前线状况的那一群，要是他们认不出苏联间谍，那才最该责备。说实在话，我想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但我不能为超出职责的决策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谢尔盖从信纸上抬起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柏林？因为这些派系斗争让我厌烦。” “我牵连了你的老东家，让你不高兴了？” “我只为德意志祖国效力。在前线，在保总安局，都是一样。”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这才发现他胳膊底下压着的信封：“这是什么？你打算给什么人写信？” “这是写给我母亲的信。安德烈亚斯，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谢尔盖放下钢笔。 “你的生日？四月？该死，我完全忘记了。” 我从没有向他提起过生日，他应当偷偷调查了档案，因此才会说“忘记了”。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中能处理那么多琐事，在生活上却糊涂得彻底。好一个怪人。谢尔盖暗自嘲笑道，难怪他以前的恋爱常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不仅霸道多疑，还不懂得如何讨人欢心。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我的母亲只会说不会写，所以她不常给我回信。我们约定好了，如果家里有什么情况，她委托了住在对门的姑娘写信给我。我每隔三个月都会写信回家，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一切都好。” “原来如此，看来我耽误你回家了。等我们从乌克兰回来，或许你想要一个假期？” 离开他是很危险的，一旦安德烈亚斯脱离了他的视野，万一情况有变，他根本无法察觉端倪。 “写信就足够了。或许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就会回家去了。” 安德烈亚斯不愿同他分开，自然很乐意他如此决定：“你可以多写几封信回去，既然你已经不在前线效力，时间也多，免得你母亲担忧。” “说点不合时宜的话。我不用上前线去，我的母亲应当高兴得睡不着觉。如果她知道了一切，她才不会管我是不是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只会去教堂里为你祈祷。” “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也不希望我上前线。我当秘密警察把他气得不轻，但这在他看来比参军要好些。” 他的确放松警惕了，谢尔盖松了口气。一个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你为什么不给你的母亲寄信呢？”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脸上浮现起尴尬又厌恶的神色：“天啊，为什么你要提起这件事？你知道的，她不愿意见我。” “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呀。面对面的时候，人总是有很多说不出口的话。或许你给她寄信，她就会给你回信了，如果没有回信，我想她至少也会读一读。人总是先决绝地离开，然后用许多年去后悔。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一定不会有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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