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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犹豫，胆怯也不可能为他换来生机会。新的计划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车辆穿过黑夜，两侧的山峦和树丛交错起伏，在一天的雨水以后，这天晚上星月交辉，把枝叶上的雾气照得宛如纱幔。两侧不时闪过的灯火像幽冥中的眼睛，而他正在死亡的宫殿当中穿行。 地狱的烈火会把这些景象都烧毁，如果共产主义者最终要下地狱的话。谢尔盖闭上眼睛，让思维缓缓滑动，像刀鞋切过冬天的冰面。这正是你擅长的，他安慰着自己，做一个孤胆英雄，深入敌营。安德烈亚斯坐在他身边，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这个特务头子正就今夜的安排洋洋自得地发表高见，而他的傲慢只能为另一个人的计划添砖加瓦。
第3章 计划的开端 【作者有话要说】 真不知道什么人在看这篇文！总之写了。 ══════════ 安德烈亚斯工作起来可谓废寝忘食。小公寓的隔音很差劲，谢尔盖每天都能听见他起床或者就寝的声音。一个挨了毒打却只需要睡四小时的疯子，他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不停，精密、凶猛、一丝不苟，烧柴油一样消耗食物，追查每一个红色分子的下落。 谢尔盖给自己安排了第一项工作：和这台机器成为朋友。 安德烈亚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所有人。在他们到达公寓的第二天，卢卡斯也被盖世太保带走了。谢尔盖正坐在一楼看报，卢卡斯的尖叫声让他站起身来：“少校先生，或许过不了几天，我也会发现自己在保安局的监狱里醒过来？” “不，您暂时没有任何嫌疑。” 谢尔盖不无讥讽地说：“暂时？那我能不能自由出门？” 安德烈亚斯朝门前伸出手：“如果您想直接接受审查的话，请便。” 安德烈亚斯对他有种难得的好脾气，这让他心头火起，又忍不住感到危险。 就“和法西斯狂徒成为酒肉朋友”这门技术，谢尔盖经验丰富得可以写出一部教学著作。他给自己安排了宽松的日程，包括例行的运动、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睡眠。他没法迈出公寓的大门，创造和“朋友”的共处时间便成了难处。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成为了最好的借口。除了养精蓄锐，谢尔盖唯一的任务便是坐在沙发上，等待安德烈亚斯下班，在公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问他工作的近况如何，身体恢复如何，最重要的是——何时才能还自己清白。“凯里安”是一个从贫苦家庭跻身仕途的年轻人，理应格外注重自己的声名，而勾结共产党人是叛国重罪。在一周中，谢尔盖放任自己歪在扶手上睡着两到三次，好让一切显得更加自然。 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对他有问必答。如果他睡着，安德烈亚斯会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只有一回，这位特务头子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不声不响地用外套盖住了他的肩膀。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至，把他呛得打了个喷嚏。谢尔盖对他怒目而视，他越不满，安德烈亚斯越笑个不停。 谢尔盖厌烦他的轻浮，委婉地强调这行为实在很不得体，安德烈亚斯则对他眨眨眼睛，饶有兴致地把外套拿走了： “您不必在这儿等我呀。有待考量的是您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对我的。” “我希望您不要做出有失偏颇的决定。”谢尔盖说，“您知道的，我在圣诞节前后要回家去。” 安德烈亚斯不为所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你祝我查案顺利吧。” 他说得冷漠而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盖愈发笃定计划的可行性：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逐渐散去，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如果他能入侵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生活，也不算浪费了游离在组织之外的时间。 安德烈亚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时对细节过敏，甚至会问一句第二天的菜谱，好让军官餐厅准备，有时则马马虎虎，忘记诸如钥匙在哪、是否吃过午饭等琐事。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安德烈亚斯仍会在用餐期间放一张唱片，有些是被纳粹当局允许的音乐，有些则不然。他收藏了不少俄国、犹太作曲家的录音，也乐意和谢尔盖分享他的违禁品。谢尔盖大感荒谬，但他并不惊讶：在他的祖国，曾有人抱怨音乐作品的管制太过严格，人们要听西欧作品，要么就在浴室里开着水龙头小声哼唱，要么就搞一份乐谱，通过读谱的方式在头脑里播放。谢尔盖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过不少枪决的消息，一夜之间，曾经的同志就成了通敌分子、德国间谍，但他能够怎么办呢，祖国只有一个。他一想到开战以来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痛恨德国人之前先埋怨自己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和作曲家的种族、性别、阶级毫无关系。比起最基本的道德的问题，德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显示出了更加清醒的头脑。人们常常如此，只关心同自己有关的世界。多少人被冤枉？多少人逃亡他乡？又有多少人因为暴政死去？当事情发生时，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沉默，敢怒不敢言——只要那不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一切又有什么要紧？ 这天晚餐时分，安德烈亚斯播放了德彪西的艺术歌曲，谢尔盖能听懂法语，听到《星夜》的时候，他也被梦幻似的、拂过面纱的清风短暂地迷住了：“您很喜欢音乐，品位也很不错。” 安德烈亚斯举起右手，示意他别出声。两人静默地对坐着，刀叉在瓷盘中的轻响也停止了。音乐结束以后，安德烈亚斯才说道：“告诉你一件事。我会拉小提琴，拉得并不好，我也不爱练琴。但不妨碍我欣赏它。在音乐、或者任何的事业当中，大多数人只是庸才，只能衬托有天赋者的熠熠光辉。小时候，我羡慕他们的荣耀，嫉妒他们的才华，期待着有一天能同他们并列，现在看来多么可笑啊。” 谢尔盖没想到他会被卷入这种讨论。他的神经紧绷起来，可他编造的谎言中没有这个部分。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吧，他想，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也没有别的办法：“每个人的天分都是有限的，如果我在某一方面并不出色，欣赏他人的光辉不也是一件美事吗？更何况，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分，只是有的天分能换取价值，因此才为人所见，有的天分并不能被时代认可，甚至不被时代容许。” “您认为天才只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哲学、历史、艺术当中无法攀越的高峰，他们矗立在那里，只是因为人们的眼光吗？您怎样看待他们呢？” “每个时代都有几个伟岸的人，他们被记载在历史当中，给后世提供经验。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之列，他们——当然有过人之处，对历史的轨迹来说也不可或缺。有人认为，庸人只能是高峰的陪衬，是奴隶，是软弱而没有价值的人，我却不认同这一点。就好像最伟大的探险家也无法涉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一部分的世界不为他们设计，不论他们多么伟岸，多么不可战胜，世界不是专属于他们的舞台。” “恕我直言，您的想法很危险。您把它们告诉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您不知道您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如果您试着隐藏它们，这是个更不好的指征。” “抱歉，在这方面我显然不在行。您的意思是我今后不该谈论类似的观点对吗？” “不。您可以说，但要注意场合，至少在这儿，您的谈论是被允许的。”安德烈亚斯指指屋顶，又望向门前，“走出这扇门以后，我就不是您最需要防备的人，您要小心您的同僚。我们的时代到处都是嫉妒者，其中还有不少喜欢搬弄是非。” 谢尔盖笑了笑：“那么您不认同我说的？” “部分认同。”安德烈亚斯用餐巾擦了擦手。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两手抱在胸前，摆出了防御的姿态，“我不会告诉您我认同哪一个部分。这也是门里的秘密。” 谢尔盖同他对视了一阵子，轻声说：“我以为您不喜欢说话。” “不。我只是，我不喜欢和与我无关的人说话。” “与您无关的人？” 安德烈亚斯放下手臂，离开座位：“您的问题太多了。要知道，盘问是我的工作。” 像所有官僚一样，他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在心理上接近这样的人，除了暴露自我作为诱饵，别无他法。如果只陈述纳粹德国允许的主流观点，以谢尔盖刻苦的积累，必然不能叫人挑出错处。但伪装是一回事，赢得信任是另一回事，人们总喜欢同容易犯错的人待在一起，好满足他们窥探和拿捏的欲望。更何况人无完人，就像安德烈亚斯说的，大街上的人们整齐划一地信奉着希特勒的信条，关上门来就回到各自的精神世界当中去。与主流不符的思想活动或许可以限制，但永远不可能消除。一些时候，与其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倒不如凭直觉回答。 他们间的心理距离拉近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困扰。安德烈亚斯近来沉迷酒精，这倒不是一时兴起的堕落，自从医生限制他吸烟以后，他把排遣的需求转向了其他刺激。他以前就喝酒，但喝的不多，专选些昂贵的、有名堂的葡萄酒，谢尔盖把那叫做堕落的生活情调。但这两个礼拜，他对酒精的依赖不再像某种身份表演，他喝得太多、太频繁了，仿佛他真有痛苦需要用酒精解决似的。好在他酒品不差，喝醉了顶多胡言乱语一阵，倒头就睡，谢尔盖不会为此耗神费力。 他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两天以后，在沙发的扶手旁，谢尔盖像往常一样等待门锁的响动。等到楼梯转角的桃心木钟敲过十二点，他起身看了看，门前仍空无一人。他便松开第一颗扣子，靠着扶手，像以往一样在沙发上入睡。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十二点才过了一刻，凌空响起一声炮弹爆炸似的响雷。谢尔盖被那动静惊醒了。窗外没有一滴雨水，周围房屋的灯光都熄灭了。两排行道树完全融入了漆黑的湖泊，谁也分不清那里是地面、哪里是水面，白天砖红色的屋顶和米黄的墙壁只剩下了轮廓尖锐的凸起，在深蓝的夜色中不确定地晃动——这种动荡来自云间的闪光，仿佛在树荫下的水底隐没着一条大鱼，因为气候的变化翻腾，正在云翳中掀起银亮的水波。 黑暗中，谢尔盖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没有打开电灯，作为情报工作者，他不愿身处“唯一亮着灯”的房子，那让他感到危险。一串真假难分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安德烈亚斯究竟去了哪里？他异常的行动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在他的心中有个可怖的声音，同脚下与他毫无联系的土地里应外合：我孤独地来到这里，也将孤独的死去吗？谁会知道我被埋葬在德国的哪一个角落？但紧接着，渺远的歌声在他的耳畔响起了，那声音越来越近，混杂着无数的脚步，无数的车轮，在冰冷的泥泞中愤怒地奔涌。如果苏联失去了北面宽广的土地，他真的要变成在法西斯领土上飘荡的一缕游魂了。我的祖国需要我。谢尔盖默念着，头落回软垫上，心也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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