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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沉沉的酣梦持续到了雨声响起。谢尔盖睁开眼，却被灯光刺痛了。客厅里的电灯正炙烤着他的脸。他扭头一看，安德烈亚斯正趴在沙发的边缘，满身酒气。他们倚靠在同一个扶手上，那木头铆接的结构支撑着两个男人的体重，正在不堪重负地呻吟。谢尔盖僵住了，碰碰那条弯曲的胳膊：“喂，您睡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安德烈亚斯还没有失去意识，他想推开他，只抬起了两根手指：“走开。” 谢尔盖低声说道：“你喝醉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安德烈亚斯问，“谁需要你在这儿多嘴，你也在乎吗——” 他们之间的称呼不知不觉地变了。安德烈亚斯醉得睁不开眼，谢尔盖怀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同谁说话。 谢尔盖在心里骂了一句，爬起身，把他放到沙发上，自己蹑手蹑脚地上楼去了。在楼梯拐角，他犹豫了，又折返回去，给对方盖了一张毯子。安德烈亚斯仰面躺着，谢尔盖怕他被呕吐物呛死——在他的故乡，有不少酒鬼都这样死于非命。他弯下腰，把德国人摆成侧躺的姿势，在他的脑袋下垫了一个枕头。那股肮脏的酒味儿绕着他的肩膀，他飞快地冲了个澡，对着镜子鼓励自己，大骂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人的腐蚀——他从没有卑躬屈膝地伺候过任何人，在德国南方，他只需要瞄准目标，像敲钉子那样，对方甚至来不及哼一声就送了命。即便在受训练的时候，同他演戏的也都是苏联人。伺候人这事儿他可不爱干，更何况对象还是叫人鄙夷的秘密警察、法西斯分子，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不适合长期工作，尤其是需要耐性、需要冷静的工作。教导员总批评他，你很能忍受痛苦，但是对另一些有关思想和尊严的事，你并没有多少耐心。他因为自己的鲁莽被教训了几回，也付出过一些代价。在他负伤回到莫斯科以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成长了不少。谢尔盖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自己聪明的头脑总有些自负，其次是他的双手，只要它们端起枪、拿起刀或者其他任何物件，德国人就该小心他们的脑袋。他一直如此坚定，何来“变得”？ 现如今，这位自诩成熟、被迫上岗的侦查员睡在虎狼环伺的卧室里，内心饱受煎熬。他用毯子蒙住头，勉强回忆着儿时的情景：蓝色、白色的小鸟，冻土里的两颗白杨树，夏日树叶在风里沙沙的声音，他闭着眼睛，从树下的小溪旁经过。回忆像温暖的河流把他环抱在怀中，在这片宁静的孤岛，任何事物都不能伤他分毫。 他热爱家乡短暂的夏天，等到冬天来临，他就不得不远离大自然了。冬天太严酷、太残忍了。谢尔盖在作文当中抱怨，北风把书上的鸟窝都摇进雪里去了，不少人也冻饿而死……在冬天，美丽的生灵变成一地饿殍，因此我讨厌这个季节。冬天也是公平的，文学老师在他稚嫩的笔迹下批注道，它的严酷是广阔的，没有冬天，人类不会有高贵而坚强的意志。 他在梦中回到那间教室中去了，懵懂的幸福环绕着他。要是人的一生都在教育中度过该多好！永远在探索新知，永远在靠近真理，而不是被愚蠢的现实磋磨。他在思维中信马由缰，因为第二天醒来以后，他不得不必须面对现实。更不巧的是，他在下楼时撞见了安德烈亚斯。这个法西斯狂徒破天荒地在公寓里待到了九点钟。 见他站在楼梯上，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谢尔盖替他觉得尴尬，安德烈亚斯却直勾勾地盯着他，没有回避自己出丑的事实：“多谢。” “您不用向我道谢，我想知道，我何时才能获准离开这里？” “我正要告诉您这个好消息。从今天起，您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他们的称呼又退回了“您”。大约是他昨天查出了端倪，那么他今天休假在家也说得通了。谢尔盖压抑住心中的狂喜，像每一位含冤受屈的人那样高傲冷漠地点头。我要找个借口离开，至少离他远一点儿。在他的监视下，一切行动都没法开展。也许我可以租一间房子——就在他规划下一步动作时，安德烈亚斯挽留道：“您的假期算是被我毁啦，您总得给我个机会补偿。不如这几天您跟我四处转转，我刚好新请了位司机——还有一场聚会，如果您赏光来参加，我可以向您介绍几位同事。” 谢尔盖冷淡地拒绝了：“不，谢谢您的好意。我对保安总局的内部事务并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神色霎时不虞：“那么，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呢？订回家的车票？未免太廉价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会有所联系。聚会就在两周以后，我不会耗费您太长时间。您看，您英勇负伤，有两个多月假期，完全来得及回家。”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甚至也没办法像之前借假身份脱身了。谢尔盖如梦初醒，从他进入安德烈亚斯视线的那一刻，他就一脚踩进了蜘蛛网。和他做朋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安德烈亚斯并不想报答他，相反，他们的关系为他的仕途提供了助力，他要向同僚介绍他打入国防军的一颗钉子、一处眼线。 在他紧逼的目光下，谢尔盖想了想：“我可以同您去聚会。在这之前，我要给母亲写一封信。”
第4章 盖世太保的铁笼 写信是人类社会中出现最早的远程交流方式，它原始、低效、容易被阻断，是谢尔盖与组织最后的沟通方法。他能熟练地背诵一个位于奥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间的地址，同他一起在南部活动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个地点——那个铁皮邮箱不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也不会有任何私人的信件投入其中。当地的几位邮递员是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一旦有投往那个地址的信或包裹，他们就会把它送到电台管理员的手中。如果一切顺利，谢尔盖应该很快能同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我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受到监视，暂时没有被怀疑。请求下一步指示。他在信中隐晦地介绍了自己的处境，重点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在最后留下了暗语，希望位于南部的同志能替他传递消息：“亲爱的妈妈，祝您一切都好，如果您有什么急事，请邻居汉娜替您回信给我。”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看管明显放松了。这位秘密警察不再在公寓里随身配枪，睡觉前也不再反锁房门。等断续的雨水过去，寒冬彻底降临了。路边蓄水的砖缝变成了深黑色，表面结了一层灰蒙蒙的薄冰，其中浸泡着枯枝败叶。那些植物的遗物迟迟不肯失去旧有的形状，散发出腐败以前的潮气。骑行者要特别留心这些凹陷，否则就会让洗衣房多做几单生意。有些水坑位置刁钻，行迹隐蔽，高速行驶的轿车经过时，在二楼也能听见水花的响声。 “他们该开慢些。”安德烈亚斯抱怨，他正坐在窗边读报纸，“如果人人都这样吵吵闹闹，谁还愿意住在这里？” 公寓不远处就是盖世太保的办公楼，即便当局尽可能伪装，附近的居民还是不愿意从这里经过。谢尔盖朝窗外看了看：“好大的排场，像有什么人物要来拜访似的。是柏林来的人吗？” “哦，不是的。那些是阿勃维尔的人，从部门设置上来看同您的关系更近些，不是吗？” “我对情报系统知之甚少。” “您不必了解他们，他们只会叫人生气。军事情报局，一群絮絮叨叨的学究，或者倚靠家族庇荫的公子哥儿。他们腔调太高，效率太低，很快就要让人取代了——我无意冒犯。”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歉意，例行公事的客套把那傲慢的姿态衬得更可恶了。难道您不靠家族庇荫么，谢尔盖撇撇嘴，说道：“您不用道歉。我是个从前线回来的人。从前线的战况看起来，您说的甚至是事实呢。”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冷幽默十分欣赏：“刚才您真该拉开窗户，朝楼下喊一嗓子。” 在战争一开始，内务部就知悉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对东线战场的态度。在德国人真正的灾难到来以前，那个总想要扮演死神的男人已经认为军队正在做无谓的牺牲。海德里希对情报事务一窍不通，但到底出身于海军部队，对战争有些基本的常识。把没有完整装备的士兵送上前线，那就是谋杀。仗着希特勒的宠爱，他在办公室里放肆地向副官抱怨国防军的将军们和军需处长们无能，同他在希姆莱面前略带抵触的恭顺截然相反。这类点评倒不是出于清醒，海德里希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关注细节，关注某条轨道运行得是否通畅，却从不思考局势。他比希特勒更加冷漠，更加讲求效率，完全把个人当做机器的配件。他不在乎用掉多少个螺帽，但每一个螺帽必须物尽其用，否则何必花大价钱购买它们？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保安总局对于战争的看法，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 那是我们的老对手，谢尔盖的指导员说，冷漠、急躁、过度自信，把自己置于超乎常人的位置操纵一切——尼采哲学的又一个践行者，但他也是个精明人、最强悍的敌人之一。海德里希说得不多，但他把一切紧紧握在手中，保安总局是他而不是希姆莱个人意志的延伸。在进入德国以前，学习他的观点是很有必要的。 在安德烈亚斯面前，谢尔盖暗示军事情报局办事不力，立刻得到了认同——盖世太保内部的确存在一些共识，国防军的元老和希特勒的新宠之间，斗争已经趋近白热化，谁也不愿再掩饰了。 “您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安德烈亚斯说，“我喜欢有胆量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管理政府该多好。办公室政治、人云亦云的会议太乏味了，我总想找个借口溜出去散步，或者干脆在家里睡觉。如果我要听那些政治说教，我为什么不去听戈培尔的广播呢。什么‘这是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的宣传部门太怯懦了。” 谢尔盖佯装惊讶：“您认为他说得不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的战争。”他转向谢尔盖，目光在他的鼻梁骨和下颌之间滑动，像在观察宠物被投喂以后的反应，“这和谁是优等人、谁是劣等人无关。如果德国人不甘心永远贫困，我们只能让欧洲臣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只有两种身份，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主人。即使你不喜欢奴隶制度，它也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但宏观的世界还是据此运行。我们只是不愿变成奴隶，不论臣服在英国人、法国人的脚下，还是被红色的恐怖统治，我们都要竭力避免。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就在于此。” 一番相当漂亮的发言，谢尔盖却在其中听出了不满。安德烈亚斯对他说得太多了，对于这一类官僚，越是长篇大论的发言，真话越少。谢尔盖惊讶于他对纳粹主流不以为意的态度，但转念又像：他应当有所抱怨，以他的某一重身份，他不该坐在明亮宽敞的会客厅里。他掂量了一下局面，采取了冒险的策略：“您说得对，我们的政策和种族的优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仇恨不能带来进益，承担责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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