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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把交叉的手指放在膝盖上，目光离开了谢尔盖的脸庞，转向胸前的勋章。他退缩了，言语却更加咄咄逼人：“您一点儿也不怕死吗？您明知道对我说这些观点可能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谢尔盖说：“因为您一直把我当做朋友。” 安德烈亚斯惊诧地望了他一眼。在他惯来所听的奉承之中，这说辞太奇特了，让他一时间无法回应。“朋友”，什么年纪的人才会真心实意地使用它？反正对他来说，那是太过遥远的记忆了，一个年岁和他相近的人，会在这个词的指导下做出任何决定，他难以想象。 安德烈亚斯对他颇有几分同情，谢尔盖察觉了这一点。从那以后，这位政治警察在谈话中解释得更多，也更愿意指出他在“政治觉悟”上的不足。看啊，这儿有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笨蛋，那双灰眼睛明白地传达着。谢尔盖对此再熟悉不过：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他一直充当着更强大、更聪明的角色。他并不讨厌蠢人，甚至愿意爱护他们，笨拙的言行往往激起他保护的欲望。现在，他成为了被“关照”的对象，才发觉那也是一种冒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态度傲慢，直到他们位于权力天平翘起的那头。 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自我批评总是令人懊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圣诞临近，纳粹的官僚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没有谁关心前线的战争进行到了何种地步，在苏联的土地上、风雪中，正在发生怎样残酷的争夺。除了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懒洋洋的，等待着假期的来临。安德烈亚斯更是清闲自在。他叫来“福科尔上尉”，试图规划短途旅行。谢尔盖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提议去施普雷河的支流边逛逛。他需要更多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对郊游也不能兴致缺缺、叫人误会。安德烈亚斯不愿乘车，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镇周围闲逛。两人都训练有素，长时间的远足、登山并不至于让他们倒头就睡。每次晚餐后，安德烈亚斯会和他在沙发上聊一会儿天，然后他们各自道别，洗漱睡觉。 谢尔盖借此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到了晚上，除了在脑海中绘制地图，他无事可做，便观察安德烈亚斯的生活。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官僚喜欢挥霍钱财，却又自命清高。有一阵子，他不知犯了什么毛病，试图向谢尔盖学习如何精打细算生活财政。他的新消费计划充分展现了老式德国人坚毅朴素的品质，也因为这个特点，没过多久它就被丢进垃圾篓里了。 安德烈亚斯从不在工作以外的事上耗费心力。对个人生活，他认为舒适是最重要的：他注重仪表，但对于其他生活细节时而讲究，时而将就，全凭一时兴起。他有几样讨厌的食品，除此以外都能下咽。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希特勒的大部分政策，谢尔盖常看见他对戈培尔的说辞白眼以待，却又对赢得战争以后、千年帝国的愿景充满向往；他厌烦政治警察这个称呼，却又热衷于追踪、梳理、分析不同人物的政治观点。他从不和家里联系，更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除了必要的应酬，他甚至没有私人的交际圈子。有时，安德烈亚斯一天所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句，但在他们两人的小型辩论开始以后，他猛烈的进攻常让谢尔盖疲于应付。安德烈亚斯不在乎观点的对错，他固执地想要取胜，仅此而已。 他到底想要什么？金钱？权力？名声？民族的荣耀？他似乎怀疑一切能够称之为追求的东西。谢尔盖第一次陷入了迷茫。在他积累的有限经验当中，暂且缺少如此矛盾的样本。安德烈亚斯的真实想法像鳟鱼似的，没等他留神，那突破性的话题就从手指之间溜走了。 他是生来如此，还是被什么事情变成了这样？自认为超脱框架的个人，也会甘愿做一杆步枪、一条猎狗吗？他试着鼓舞自己：盖世太保也是人，当然有人的需求，了解他，寻找他的软肋，想想教材上说的，怎么样让人喜欢上你—— 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安德烈亚斯带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枯燥乏味，充斥着档案的霉味和书本掉落的灰尘。安德烈亚斯在等人，顺便检查近日更新的档案，他只得在一旁无所事事的漫步。 “我要带您见一个人，不过您要稍等一会儿。”安德烈亚斯头也不抬地说，“……该死，这群新来的学生为什么不把标点改好再装订。” 谢尔盖四处打量着，右侧墙上的地图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瞥之下，他捕捉到了一条在民用地图册上没有标注的铁路。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趁安德烈亚斯整理文件的当口，向书柜靠近了一步，假装研究那些指导法律制订的大部头，眼神却飘向墙面。我没有看错，他再一次确认，的确是一条特别的铁路。它还是近来新修的？还是早就存在，但被军方刻意隐瞒？如果它刚刚落成，那么它的背后藏着什么军事或者政治动向？ 时间有限，谢尔盖在脑海中飞快地记忆它的起止和途经的中转站。在他试图背诵整张图上标红的哨卡时，安德烈亚斯打了一通电话，好一番催促。过了一刻钟，一个面色苍白、双眼碧蓝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前。 “长官，都准备好了。” 这个年轻的警察尽量保持目不斜视，他越是强装不感兴趣，谢尔盖越能察觉他的不安与好奇。在他们三人走下楼梯的时候，他不停地打量谢尔盖的装束，在谢尔盖看向他时又移开眼睛。那倒是个秘密警察的好材料，谢尔盖腹诽，像狗鼻子似的喜欢刺探。 地下室的铁门之间夹着特殊的隔音材料，走廊里寂静无比，只能听到电流穿过灯丝发出的嗡嗡声。年轻人为安德烈亚斯打开大门，潮水般的声音将他们包裹住了。门里，两个勤务兵对他举手问好，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安德烈亚斯命他们三人不必陪同，拐向地下室右侧的通道。谢尔盖紧跟在他身后。越向这个铁笼子的深处走，耳边的动静就越嘈杂，犬吠声、尖叫声、铁链拖拽以及重物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回荡在铁栏之间。他分不清那些声音的远近，暴行正在这个地下堡垒的某几个角落发生，又或者就在他的身边。 地下审讯室的气味实在不佳。谢尔盖皱起眉头，伪装出十分嫌恶地表情。 “您不喜欢这里？”安德烈亚斯说，“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待很久的。” 在他们即将到目的地时，走廊里传来皮靴跑动的声响。安德烈亚斯眼神示意他让开一些。五个身着黑制服的青年从他们身边经过，向两人行了礼。 安德烈亚斯问道：“格哈德的案子还没有头绪？” 为首的那个回答：“是的长官，还在调查当中。” 他们陆续走近他们左手边的一扇门背后。铁门关上了，谢尔盖听到了几句高声的质问和女人的惨叫。紧接着，他听见另一个声音发出的怒吼，很快沉寂下去。 “共产党人真是难办。”安德烈亚斯轻声说，“不管在德国还是俄国。哪里出现一个，哪里就会长出一茬。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对其他人的命运倒十分关切。” “你们怎么分辨共产党人？” “我有我的方法，但不是这种。你要知道，殴打、折磨、性暴力，那只对懦弱的人有效。更何况，酷刑之下得到的证词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真可惜，这不是我负责的案子。” 他的话语在谢尔盖的脑袋里嗡嗡作响。哭喊的女人与谢尔盖仅一墙之隔，声音像一块烙铁在烫他的神经。被折磨的也许是他的同胞，也许是德国的共产党员，甚至只是尚有良知的德国公民。他感到嘴唇在微微颤抖，冷冰冰地说：“我对虐待俘虏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很不客气地嘲讽道：“这不是一回事——和您一样在前线战斗的军官总对我说，他们不虐待战俘，不杀害战俘，显得他们多正直、多高尚似的。战争中所有的规则都松弛了，有多少人能抵御权力的诱惑？依我看，他们一半在撒谎，另一半在冷眼旁观。您是哪一种呢？” “我说了，我对虐待战俘不感兴趣。必要的时候我会整顿纪律。” 安德烈亚斯眨眨眼：“这儿和东线可不一样。” 纳粹对德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残酷，究竟有什么可“不一样”，有什么必要分辨那是“哪一种”暴力？谢尔盖感谢自己的愤怒。那怒火越炽烈，他的头脑就越冷静。他的胸膛里有一团安静燃烧的蓝火苗。总有一天他会死的，他安慰自己，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在枪口底下就在绞刑架上，这个该死的纳粹…… 他冷淡地回答：“我知道保安总局的工作很有成效。有许多人误解你们，而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工作在不同的战线上而已。”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称赞，施施然转身，将他带进右手边的牢房。那里面只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卢卡斯——谢尔盖一眼没认出他来，那张潇洒的、公子哥的脸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灰白，他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卢卡斯没有戴铐镣，全身的伤口都处理过了，起身的时候，他的右腿仍然跛着。安德烈亚斯命他坐着回答，他才蹒跚着回到椅子上，不安地嫖着他们。 安德烈亚斯讥讽地说道：“你看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天，就把能说的都说了，这还不到他小女朋友一半的时间。你说我该不该饶恕他？” 卢卡斯垂着头，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安德烈亚斯微笑着，残忍地说：“你喜欢写信，喜欢向朋友通报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去哪里、走哪一条路，他们都清清楚楚。我想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或许有更多写信的机会。我会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怎么样？你免于一死，说不定还能在前线打死几个苏联人，拿几枚勋章。” 卢卡斯没有说话，他低下头，不知是愤怒还是失望。安德烈亚斯等着他的反应，倒讨了个没趣，对谢尔盖耸耸肩膀。他们离开的时候，隔壁的审讯也结束了。几个年轻人拖着一具不成人形的躯体穿过走廊，一股血腥味飘散开来。谢尔盖听到了她的喃喃自语，在嘈杂的声浪中清晰地钻进他的耳朵。那是来自他祖国的语言。他的心震动了一下，眼泪不可抑制地充满双眼。我不能在这儿掉眼泪呀，谢尔盖猛地向前一步，捂住鼻子，飞快地擦掉泪水。 所幸安德烈亚斯没有看着他，对那几个青年党卫军饶有兴趣地问：“他说了吗？” “没有，长官。” “那真遗憾。唉，多么无情的人啊。” 这天他们一同步行返回住处。谢尔盖头痛欲裂，他忍了又忍，急需找一个渠道发泄怒火。在公寓门前，他再也无法克制住双手的颤抖，冷冷地对安德烈亚斯说道：“保安总局好大的气派。您大可以把您的朋友都带进去看看，这样您就会收获一队忠诚的狼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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