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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指望一个法西斯的信徒，哪怕对方可能深爱着他。在高压的政治之下，人没有能力改动命运的轨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背后的代价他无法承担。 他痛苦地吸了口气，继续撒谎：“正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所以你和我才躺在一张床上。我想，你并不是不信任我、故意折磨我，你是不信任你自己，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幸福。” 安德烈亚斯贴近谢尔盖的面颊，停留在那里，满腹忧愁地说：“你总是把我想象得那样好。” 他们拥抱了一会儿，安德烈亚斯便离开了，到桌边清点文件。谢尔盖把窗帘拉开，好让房间里亮堂些。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面对窗外的绿荫出神，忽然感到那风景变得陌生，摇动的树叶，扑面的微风，以及从远处的公路上传来的声响。不过下了一场雨，整个世界却像在一夜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受到极大的惊吓，几位官员对这场袭击均言辞严厉。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接到报告后，下午便亲自致电了情报站，矜持地表达了歉意，强调将加强对片区的管理。 在德军开进乌克兰以后，一些反对苏联政府的当地人甚至对他们表示了欢迎，而侵略者顺势以解放者自居，背地里却仍做着肮脏的勾当。科赫作为最高长官，却对此置若罔闻，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在他眼里同畜生无异。 我早该知道，乌克兰人是冥顽不化的动物。他在电话里愤怒地论断。要让我同乌克兰人同桌吃饭，还不如让我同一条狗同桌吃饭。该死的斯拉夫下等人——如果我们对游击队的搜捕有所成效，抓获了暴动的要犯，必然会给柏林方面一个交代。 科赫说得义愤填膺，好像他本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似的。这完全是为了讨好情报官员，以免这群自命不凡的鹰犬回到柏林参他一本。然而，人人都清楚他的盘算：军事谍报局对他的声明嗤之以鼻，不断申请赔偿相关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而安德烈亚斯写了一份冷嘲热讽的报告，直接呈送到了保安总局。他的恭维话自然不少，字里行间却在暗示东普鲁士大区管理不善，警戒解构松散，给了这些破坏分子可乘之机。 旅行结束后，谢尔盖与安德烈亚斯搬进了柏林的小公寓。 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同居一室，很容易引来闲言碎语。为此，安德烈亚斯请了一位女佣，请她担任这处私产的管家。他隐去了自己同谢尔盖相识的经历，只说找了一位室友，好从空置的房间挣几个小钱。在柏林有不少合租的单身汉，至少比住进上司的私人公寓要普遍得多。谢尔盖开玩笑地管她叫房东太太，让那个原本生活拮据的女人喜笑颜开。 “房东太太”是个典型的德国女人，足够严肃却又单刀直入，在谈话中常不明所以地大笑。她不算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因为她根本不认识几个大字。安德烈亚斯要求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守口如瓶，她也不深究其中的缘由：作为母亲，她的儿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公务员，她坚定地认为，服侍好这两位“来自党卫队的老爷”，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儿子的仕途；作为小老百姓，她对于保安总局心存敬畏，不敢对他们有丝毫不敬。 谢尔盖主动揽下出门采购的活儿，借此查看门前的信箱。那个邮箱漆成绿色，因为转轴生锈，打开时会发出轧轧声。 它绝对需要除锈，谢尔盖想，“邮递员”取信的时候可不能让整个走廊都听见。 晚饭以后，餐厅里的电话响个不停。谢尔盖坐在床头读报，安德烈亚斯在房间的另一头，正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非常不喜欢思路被打断，因此怒气冲冲，把笔记扔下了，反扣在桌面上。谢尔盖早就被默许阅读这本册子——安德烈亚斯的笔记非常不工整，其中夹杂着各种简笔图画、没头没尾的诗歌创作，包括夹缝里颇具侮辱性的内容，专门评价让他不满的同事。谢尔盖怀疑他故意让内容看起来像乱涂乱画，好防备来日可能遭到的检查。 谢尔盖不愿过多参与他的私人事务，独自在房间里等待。卧室的门开着，这与他紧随其后没什么差别。他听见安德烈亚斯小声地回应，气势汹汹地扔下听筒，推了一把手边的椅子。 等着吧，等他自己冷静下来，就会忍不住对我抱怨的。他的报纸打开着，那一页印刷着沙皇遗产继承的案子，时隔多年它将再次开庭审理。“如果证据充足，红色帝国的残暴手段将会被公之于世——苏共对沙俄贵族犯下的重罪”。谢尔盖轻蔑地笑起来。除了虐杀儿童、强暴妇女以外，德国人竟也会关心一家子俄国人的生死呢。 他丢开那份无耻的报道，在床上躺下了，挑了个舒服的位置闭目养神。没多久，客厅里传来了熏人的烟草味。 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务，谢尔盖暗暗叹息。他忍着睡意，踱步到客厅。安德烈亚斯靠在沙发扶手上，正准备点燃今晚的第三支香烟。谢尔盖贴着他坐下，绕过他的肩膀，把香烟夺走了：“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不抽烟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医生的吩咐。现在你的肋骨彻底好了，你就使劲地违反禁烟条例。明天房东太太又该念叨你了。‘哦，该死，谁又在屋里拿香烟熏火腿。’” 安德烈亚斯露出个勉强的笑容：“她太多事了。” “这又是怎么了？你总是一个人生闷气。有什么棘手的事，你应该让我知道。” “你还记得卢卡斯吗？我刚把他从东线调回来，雷奥妮正准备动用关系，给他官复原职呢。你猜他怎么了？他开始胡言乱语，发表些很不正常的言论。在咖啡厅里说，在广场上说，对所有他认识的人说。” 谢尔盖想起了那天晚上失败的对话，以及卢卡斯在早餐桌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说什么了？” “我哪里知道？几个有心人向警察局举报了他。天啊，在柏林，有谁不知道他和我的关系？我能怎么办？再把他抓起来判刑吗？” “这很难办。或许当初你该听听他想说什么。” “如果他真的背叛了国家，我在那时候就该把他枪毙。” 谢尔盖皱起眉头：“你太紧张了。你也知道他，一个左右摇摆、头脑空空的蠢蛋，或许他只是因为战争而变得疯疯癫癫的。”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应该去见见他，至少给他安排个去处。” 第二天清早，他们两人穿过柏林的晨雾，来到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办公室。他们出现得太早了，医生正在检查病房。安德烈亚斯却不以为意。他抓住一名高个子医师和一名护士：“你们两位，和我去接一位患者，这个人发了疯，在大街上太危险了。” 他掏出两卷帝国马克，分别塞进两人的口袋里，对他们二人比了个手势。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两人还是认出了他，对他蛮横的行径心有余悸，唯有点头。一行人绕过街角，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等待着捕猎对象的出现。 时钟敲过八点以后，卢卡斯的身影出现在了广场的一头。他在街上悠闲地走着，时而低头沉思，显得犹豫不决。人群从他身边经过，他礼貌地对他们报以微笑。在八点十分，他走向一家药店，在门前踟蹰了一阵子，扯扯衣领，走了进去。 谢尔盖心中暗暗一惊。那家药店是柏林的情报站，燕妮对他介绍过可以躲避的地点，那是其中之一。 “哦，看来他确实从战场上带了些毛病下来。”谢尔盖耸耸肩膀，假装无所谓地评价道，“四处打听，再偷偷地去买镇静剂。炮弹休克的病人都这样。” 安德烈亚斯撇撇嘴：“好吧。在药店里抓人总比在大街上好些。” 一阵急促的鼓点在谢尔盖心里敲动。他对安德烈亚斯的多疑心有余悸：哪怕是蛛丝马迹，千分之一暴露的可能，那都极度危险。不论如何，我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谢尔盖飞速地扫视四周，霍然起身，叫道：“你在拍什么，把相机取下来。” 真是抱歉，他想，但这也是无奈之举。被他点中的那个男孩毫不在意，嬉皮笑脸地望着这群怪人：“先生们，我在这里拍照，你们和两位大夫在这里坐着。我们之间也没有互相影响呀。” 安德烈亚斯从口袋里掏出证件：“你最好听这位先生的话，把相机交出来。” 男孩吓得脸色苍白，赶忙取下相机，一面颤抖，一面磕磕绊绊地说：“我不是故意的，先生们，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你们是警察——” 谢尔盖接着命令道：“把胶卷拆下来。” 他们四人都看着这男孩。就在安德烈亚斯接过胶卷的时候，谢尔盖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广场那头。快离开那儿，他想，哪怕是出来抽根烟，到门前张望一下都行！ 出于职业习惯，安德烈亚斯对那男孩盘问了一阵子。谢尔盖才看见卢卡斯推开药店的大门，他等待着，等那年轻人走出了十来米，才提醒道：“他出来了。” 安德烈亚斯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冷笑道：“看来他喜欢在大街上被带走。” 他一声令下，两个白影左右夹击，胁住了卢卡斯的两条胳膊。卢卡斯骤然遇袭，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安德烈亚斯捂住他的嘴巴：“好了，疯子！你有什么鬼话，就说给我听吧！” 路人对一切心知肚明，他们装出一副见多识广、满不在乎的样子，时不时好奇地回头，与同伴窃窃私语。在这个年代，精神病人的下场往往不太理想。如果这潇洒英俊的小伙子不能被治好的话，等待他的命运就十分残酷了。 卢卡斯因为窒息挣扎起来。他的身体在东线消耗过度，但经过战争的锤炼，他的力气却大了不少。安德烈亚斯被迫放开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你今天必须去冷静冷静，不然他们就要枪毙你了。你在外面游荡，到底想跟所有人说些什么？嗯？你想当真理报的编辑？” 他说着，伸手搜查卢卡斯的外套：“你是真病，还是假病？还是说，你也吃上柏飞丁了——” “劳动带来自由。”卢卡斯憋得通红的脸上露出苦笑，笑容又变成了痛苦的眼泪，“安德烈亚斯，哦，天哪，你原先就知道这些事吗？” 他的口袋里空空如也，谢尔盖的心随之悬了起来。安德烈亚斯的脸色阴晴不定，眯起眼睛。他感到一阵凉意从领口窜起，雪水似的淋在谢尔盖的后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继续问下去了。 他假作关切：“我们快些带他走吧。看热闹的多了，难免有议论，别让事情传出去……”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所有人都不愿在这个惹人怀疑的场景停留。路途中，安德烈亚斯扯扯谢尔盖的衣袖，悄声问道：“你在前线见过这种情况吗？他是不是那种常见的，呃，炮弹休克之类的毛病？我可以这样对人解释吗？” 谢尔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些：他暂时没有怀疑卢卡斯去药店的原因。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近在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比起卢卡斯的私事，安德烈亚斯更关心自己的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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