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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确定。看起来很像……嗯，但是你该让他去看医生。” “他疯了。”安德烈亚斯喃喃道，像安慰自己似的，“又多了一个疯子。” 谢尔盖在心中冷笑：第三帝国以为的疯子，有多少是真正的疯子呢？在这个泥潭似的千年帝国当中，疯狂的不是被关进医院、被机枪扫射的那一群，而是所有手握着权柄的人。 自然，罗特希尔德医生对整件事愤怒极了。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像公立学校暴力的教师似的，把安德烈亚斯叫到走廊上——这个掩饰的尝试收效甚微，整间病房都听见了他的怒吼：“你把我的医生和护士当做什么？你手下的秘密警察吗？你还教他们收受贿赂。好啊！” 他手里的拐杖笃笃地敲着地面：“你要是觉得盖世太保的办公处太小，容不下你，你就把这地皮买下来。但是只要我在这儿一天，这儿就不会变成你的靶场，只救人，不杀人，明白吗孩子？” 病房里的所有人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只有卢卡斯依旧靠着枕头，睁大深蓝色的眼睛，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凝望着头顶的灯泡。谢尔盖望着他，隐隐的担忧再一次袭来：他究竟为什么要去那家药店呢？
第29章 一个软枕头 在柏林的生活并不轻松。一整个五月，谢尔盖的生活都被文书工作淹没了。他获得了一份清闲且梦寐以求的差事：报告的审核与归档。 安德烈亚斯在人事调动方面自有门路。直到上任，谢尔盖才知道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与他的家族渊源颇深。安德烈亚斯的叔父经营着几家钢铁厂，在斯特雷肯巴赫管理着汉堡警察时，里特贝格厂长曾多次请这位警察头子镇压罢工，自然也给了对方不少经济上的好处。现如今，里特贝格家族的产业越做越大，斯特雷肯巴赫也飞黄腾达，在帝国保安总局全权负责人事任免。 第一次进入档案室，面对满墙的文件柜，谢尔盖激动得肩膀颤抖。在工作开始以后，对于所有即将归档的文件，他都会亲自过目。下属以为他事必躬亲，细致严谨，不仅毫无微词，还对他的工作态度十分敬重。 然而难题接踵而来：即便在内务部接受训练时，他也没有在短时间内接触过如此大量而繁杂的信息。对于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其他的雇员来说，卷宗是一叠有待加工的原料，他们的打字机是流水线的机械，修订完成的纸张就该被扔进档案柜里，谢尔盖却怕错漏了一页纸、一句话。交通、能源、工业产值方面的信息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它们在暗中指示着军事行动的可能，影响着战局的动态。这些信息常来自某两行简略的记录，夹杂在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对婚姻对象血统的怀疑以及举报消极怠工的教师、宗教人士的狂热当中。 巨大的信息流穿过他的视线，强迫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疲劳。他的神经无法承担这种消耗，他常在梦中无声地发抖、抽搐，被唤醒以后，他仍需要十多分钟来确认真实世界。 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浅，一点儿轻微的动静都能把他吵醒。因此他的睡眠状况也每况愈下。谢尔盖腹诽，这才是“优秀谍报工作者”的睡眠模式。差异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每当谢尔盖在噩梦中挣扎，安德烈亚斯都会立刻把他唤醒，哄孩子一样抱住他的脑袋、亲吻他的头发，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 谢尔盖提出和他分开睡——毕竟他们的小公寓里摆了两张床，用来掩人耳目。安德烈亚斯却拒绝了。 为此，谢尔盖惴惴不安了一阵子。他不想消耗对方的耐心，许多关系的破裂是从细微而持久的隐痛开始的，比如不合拍的生活作息。在他强调数次以后，安德烈亚斯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希望他把自己当作可以依赖的恋人。这就是现在安德烈亚斯发脾气的途径：一场称作谈话的单方面宣讲，包括陈列经过挑选的事实，以及随后的胡搅蛮缠。 “我认为你需要看医生。至少吃一点药片，我可以弄到安眠药。” “你明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相信它能一劳永逸地振奋精神，照你的习惯，你早就用药盒子把房子里都装满了。” “你想劝我戒烟戒酒。蠢得发疯的禁烟条例就是你这样的德国人制定的。” “我不会吃药的，只是做噩梦而已。你太担心我了。” “好吧。”出乎意料地，安德烈亚斯妥协了。“慢慢地你会好起来的。” 他的平和加剧了谢尔盖的不安。以往他接触不到如此高密度的情报，只需要伪装度日，这仅仅关乎他自己的生命，倒可以心平气和、高枕无忧。可现在，他面对着无数的资源，便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物尽其用。有天晚上，他在急促的呼吸和尖叫中醒来了。 谢尔盖惊魂未定：他在梦中发出一声惊呼，是否意味着心理防线的松动？他紧张地想，我一般不说梦话，可是在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人做出多么不像自己的事情都不值得奇怪。在某几个短暂的瞬间，克劳迪娅的话在他的心里回荡：这场胜利是注定会到来的，你一定要亲眼见证它吗？你已经为祖国和信仰做出了贡献，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把悬在头顶的剑，它什么时候落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这一丝有关死亡的念头让他觉得安慰。谢尔盖第一次察觉到，过度的要求、过度的希望是一种傲慢，它高估了个体的承受能力，让人无法稳稳地站立在当下的情境当中。 当他在内务部受训时，最后的考核会决定他们能否成为对外的谍报人员。适合建立情报网络的学生将被派往欧洲，而更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则会留在内务部。他们的长官认为，这一批从大学招募的、经历严苛训练的人才，即便最终不成为谍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能秉持坚毅而勇敢的品质。在他离开以前，教官向他透露：对于是否将他外派这件事，评审员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他的语言天赋和职业技能无可挑剔，然而他倔强而过度乐观的个性引起了一些担忧。有人认为那是不知变通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比一般人具有更加坚定的信仰。 随着战争的阴影在东欧上空飘荡，他被派往德国南部协助情报网络的组建。 “谁不是被推到某个情境当中呢？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准备好的战争。准备永远是不够充分的。”临行前，他的教官叮嘱道，“我小时候十分贫困，填不饱肚子，还曾经在荒山当中放羊。哪个放羊娃会具备着成为情报官员的品质？最重要的是，接受必要的打磨切磋，也接受一些无可奈何。” 在二十多岁这个冲动的年纪，谢尔盖在慕尼黑与奥格斯堡一带从事破坏活动，组织起一支支持工人运动、抵抗纳粹暴行的小队。当地不少官员和纳粹的支持者因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工作经验多次将他挽救于水火之中，这次也不例外——当他从水杯里喝出异乎寻常的淡苦味时。 谢尔盖偷偷倒掉了那杯水，但晚上九点左右，他仍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疲力竭。 那疯子在我的水杯里掺了什么，估计是哪种巴比妥之类的药物。他在心里大骂安德烈亚斯，所幸在昏沉当中，他仍记得提醒自己——凯里安曾是前线的士兵，不应该熟悉这些药理知识。他必须把自己的疑问保留到明天早晨。 谢尔盖一直睡到了七点半，安德烈亚斯不得不在他耳边大吵大闹，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谢尔盖努力坐直身体，眼前的世界在旋转。好在对方在投入的剂量方面表现了一贯的“谨慎”，不然他很有可能一直睡到第二天。 “你昨晚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安德烈亚斯洋洋自得：“你看，一整晚都没有噩梦，这不是很好吗？” “天哪我真是受够了，你那种变态的控制欲究竟是怎么来的？我说了，我不希望今后的睡眠都必须依赖药物。我只是太累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自己克服它好吗？” 他尝试了整整一天，甚至把手臂内侧拧出了一块淤青，都没能让自己的头脑正常运作起来。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有用的情报。谢尔盖气急败坏地想。回到公寓，他向安德烈亚斯再次申明：“我根本没办法正常工作，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把药片加到我的茶杯里了。” 安德烈亚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不希望你没有尝试过一种东西就拒绝它。” “听着，我知道你睡得不好。如果你认为这件事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完全可以——” “没门。”安德烈亚斯在他胳膊上锤了一拳。 他们没有再说话，直到深夜。谢尔盖关掉床头灯，安德烈亚斯拉住他的手臂：“我其实很希望你能依赖我。我知道这很矛盾，过去——过去的那些人有求于我，我很快就厌烦了。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好吧，我没办法说清楚这是为什么。” 谢尔盖抱住他：“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看来，只好麻烦你把我叫醒了。” 入夏之前，柏林的白天闷热，到了晚上才变得凉爽宜人。安德烈亚斯喜欢开着窗户，他们不得不挤在一条毯子底下。 过了一会儿，在黑暗和流动的空气中，安德烈亚斯说：“别生我的气。” “我不会的，我保证。”谢尔盖的心动了一下，一个念头随之升起，“也许只是剂量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四分之一片。” 罗特希尔德医生对他提起过，安眠药对他的症状毫无益处，长期使用可能造成依赖。但他管不了这么多。情报就在他的眼前，他必须活着，必须保持清醒，必须不声不响地睡够七个小时，以最清晰的头脑去记忆它们。 在1942年，谢尔盖觉察到了时局悄然的变动。可能因为是办公处出现的第一位女职员，也可能是逐渐减少的酸菜配给量。安德烈亚斯也看到了这些改变。他不安的表示更多了，夜里常常提起离开德国的计划，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仍甘愿沉浸在千年帝国的美梦当中。 “这是秩序重建之前必要的风波。”安德烈亚斯对他说，“长期作战总是艰苦的，况且苏联人的抵抗十分顽强。” 但很快，他努力忽视的隐忧被提到了桌面上。 5月28日十二点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帝国保安总局的屋檐下酝酿，最终响起一记惊雷。它的起点是急促的电话铃声，然后是不详的静默，在楼梯间、办公室、大厅的廊柱和铁门之间，像蜜蜂嗡嗡扇动翅膀似的低语中，一个消息传开了：海德里希在捷克遭到了刺杀。 捷克地区是保安总局恐怖统治的试验场。盖世太保满以为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血腥的告密与镇压，德国人可以高效地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变成顺民。可事实嘲弄了他们：最残酷的手段也没办法掐灭反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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