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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科隆遭到了大规模轰炸。部分前线的士兵被批准了二十天的假期，回到故乡帮助他们遭受灾难的家人。然而直到假期结束，有一部分士兵仍没有找到在轰炸中失踪的亲人。一时间，前所未有的惶恐出现在了德国的大街小巷。虽然在戈培尔主导的舆论场中，对于祖国狂热的信心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将垮塌的大厦上，灰尘和碎石开始从缝隙中飘落。 为了防止盟军的轰炸，柏林警察有了新的任务，他们将重新检查柏林所有民居的地下室，将适合改造成防空洞的那些挑选出来。 这是卢卡斯出院后参与的第一个任务。 他很享受在医院的生活，除了安德烈亚斯的两次探望。如果他讲起冬季在前线的遭遇，这位厌烦的亲戚仍能忍受，可当他说起让自己“发疯”的事由时，安德烈亚斯差点甩他一个耳光。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把集中营里的人赶去打扫街道、修补房顶。他们把活人放进低压房里，抽干里面的空气——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犯了什么过错的人会被这样处罚？天啊，我们自称是文明人！如果不是前线的运输车开错了方向，我也不会知道……” 谢尔盖心中惊讶。他知道德国人在前线犯下的罪行，想不到他们对自己的国民也一样残忍。在卢卡斯激动的声调中，他瞥见安德烈亚斯脸色不悦，立刻阻止：“您完全是在前线受了刺激。” “您不相信！我可以向任何人作证，我不能撒谎……我是德国人，我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消息呢！” 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听，径直走出了病房。谢尔盖为卢卡斯倒了一杯水，安慰道：“您不是想陈述事实，您想让他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不可能。就像现在，您把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对我说了，但我不得不问，您有证据吗？不管是安德烈亚斯还是其他人，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问您对吗？您有证据吗？” “您为什么不相信——”他深吸一口气，低下头喃喃道，“要有证据……要有证据……” “这是相信与不相信以外的问题。您在柏林对多少人说过一样的话？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相信您，但他们除了向警察局举报您，什么也没有做不是吗？” 卢卡斯陷入了沉默。谢尔盖察觉到了他神情的变化，那双天真烂漫的蓝眼睛里立起了一面盾牌。 谢尔盖决定推波助澜：“你肯定记错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人在做如此残酷的试验，我们的纪律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卢卡斯不再言语。谢尔盖并不知道，这颗种子在不久之后就会生根发芽。 检查地下室毕竟不是什么残忍行径。卢卡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负责的街区在城市的北面，英国皇家空军曾轰炸过那里，因此当地的居民表现得相对配合。他领着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拿着登记册，客客气气地敲开每家每户的大门。 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们更喜欢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同他们的领导者一样，比起被爱戴，他们更享受被惧怕。这群青年团成员七八年前就叫嚷着要参军，在文化上只知道如何论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和阅历来认识复杂的政治与战争，能够教化他们的书籍早在1933年被烧毁于各大城市广场了。在学校，对新生暴戾恣睢的言辞和姿态让他们风光无两。卢卡斯尽力表现得和善与亲切，让他的助手们颇有微词。 直到午后，平静的工作才出现了一些插曲。他们先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地下室发现了一批的货物：塞满两个储物柜的土豆、面包和两打罐头。它们有可能来自开战前某一位主妇敏锐的直觉，也可能来自战争中的黑市交易。不论如何，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在民用煤炭被削减，皮毛大衣被捐往前线，不论男式还是女式——的时候，在家庭中囤聚物资严重地违背了道德和规定，随时可能被收缴。 几位助手因为他们的发现而沾沾自喜，其中一个向卢卡斯报告：“长官，这件事怎么处理？” 卢卡斯看看屋檐下两个消瘦的孩子，显然兴致不高：“记录下来，让他们上缴。” “需不需要处罚他们？” “没有必要。”他小声嘟囔。 那年轻人像没听清似的待在原地，两眼看着他。那眼神让卢卡斯被自己的怯懦惹火了。他吼叫起来：“没有必要。做好你的记录。你没有听见吗？” 拿着记录册的年轻人吓了一跳，赶忙向他敬礼，低头用铅笔在纸上刷刷书写起来。 卢卡斯志得意满，不过很快就为自己的粗暴懊悔起来。在自己的行事当中，他看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影子，感到深深的不安。从文理学校毕业以后，他便当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尾巴。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同事们自有一套行事逻辑，卢卡斯并不能适应，他无法效法真正意义上的男公务员们欺下媚上，躲在安德烈亚斯身后让他避免了许多纠纷。除了直白而不留情面地指出他的错误，让他下不来台以外，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上对他多有指导。然而今天，往日习得的技能引发了他强烈的自我厌弃。 那一家人瑟缩地站在餐桌后面，惧怕地、愧疚地偷看他。卢卡斯被那目光烧得羞愧无比，手背的皮肤也开始发烫。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是这个可怕的下午的开端。 下午五点，工作到达了收尾阶段。表格上列举了十个可以作为防空收容处的地下室，其中包括那个囤积货物的家庭。卢卡斯在心里祈祷，但愿在改造那间地下室以前，警察局能给那对夫妻应有的赔偿，让他们瘦弱的孩子度过冬天。 他正在视察的三层楼房属于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孩子没有留在柏林，房间便空置了。二楼居住着几位从西面城市搬迁来的租客。在战争伊始，为了军事建设的需要，他们被武力胁迫着离开自己的村庄。希特勒政府的一沓配给票券换走了他们多年经营的家，让他们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显然，房东老太太刚从配给店门前的“长蛇”之中脱身：一碗酸菜正摆在厨房的窗口——她和配给店老板的关系不错，那绝对是满满的一勺。在今年年初，物资愈发匮乏，已经没有多余的纸袋供给普通老百姓使用了。 卢卡斯叫来了楼里所有的居民。几个家庭沉默地挤在狭小的客厅里，十几双眼睛不安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全部？”他问，“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老妇人回答道，“没有其他人了。”拿纸笔的助手又沙沙地写起来。 “抱歉夫人，我们需要查看一下您的地下室。您知道的，今年柏林已经拉了几次防空警报了。” “当然可以，但愿您不要嫌弃。下面又小又破，脏得厉害。自从我丈夫中风了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打扫了。” 她很紧张。卢卡斯在心中判断，我可以通过她的姿态辨认出来。这栋房子里也许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就恨不得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就在这时，楼梯下传来了一声闷响，像有个罐头被碰倒了。 书记员警觉地抬起头，对老妇人说道：“您说地下室里没有人。” 一个小男孩接话了：“但是有老鼠，长官。总是在夜里跑来跑去的，碰倒东西……我都睡不好觉。” 卢卡斯快步走到通道口：“我下去看看。” 在一片寂静无声中，他顺着楼梯走到拐角，用手电往里照了照。在手电原形的光亮中，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男人，瘦高个子，蜷缩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他，浑身发抖。一个犹太人。 天啊，是这么一回事。卢卡斯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朝那个人眨眨眼睛，对上面喊道：“没什么，这家不要。这鬼地方又小又破，还有老鼠。” 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在临走前礼貌地向老两口道别，但卢卡斯的心跳得飞快，直到从新踩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他才长出一口气。这一刻，夕阳被街道的末尾牵引着，缓缓下沉。一阵久违的宁静汇聚在他的胸口。那感受来自于战争以前，他没有在战场上赢得它，哪怕他活着回到了柏林。它忽然降临在他的心头，重得像敲响的定音鼓，轻得像候鸟重新落回同一根枝条。
第30章 旧日时光 海德里希的葬礼让柏林的洗衣店生意兴隆，卢卡斯的窗台就正对着其中一家。接连几天，装着丧服的包裹在大街小巷流动着。帝国保安总局内部的权力更迭正在悄悄发生。但卢卡斯不关心这些。他生病了，流感让他浑身无力，更没法集中精神。在休假期间，这一场盛大的国丧悄然地过去。对玻璃窗外无声流动的人群，他只是看着，把窗帘打开一条缝隙，防止怪诞的世界注意到他的存在。 他们在哀悼什么，他精神恍惚地想，这个灵柩里的人曾经主持着集中营里的那些事……集中营，天啊，那些电网，那些铁轨，穿着条纹衫的苦力，高大的灰色烟囱……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卢卡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他蜷缩在窗边睡着了。他不想应门，谁也不想见。可来访者非常执着，在他门外等候了十五分钟，间断而克制地折磨那面门板。 卢卡斯懊恼地站起身，敲门声再度响起，让他紧张地理了理皱巴巴的睡衣，披了一件睡袍。 不详的预感弥漫在他心中。难道是为了上周的那件事……不，绝不可能。如果来者是盖世太保的话，不可能客客气气地等他开门。他踱到门前，喊了一声“是谁”，又惊慌失措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配枪。 谢尔盖在门外说道：“你的一位老朋友。” 门打开了，卢卡斯头发凌乱、脸色惨白地出现在那道缝隙里。谢尔盖看见他，点点头：“看来您没事。安德烈亚斯让我来看看您。” “哦，请进请进，谢谢您。也谢谢他的好意。” 卢卡斯的居室十分不起眼，与他那在酸枝木壁炉下度过的童年毫不相称。谢尔盖稍感惊讶，眼见卢卡斯从柜子里拿出玻璃瓶，给两人倒了白兰地，阻止道：“您还生着病，不能喝酒。” “啊，那么两杯都给您。” 卢卡斯把酒推过去，局促地坐在谢尔盖的对面。谢尔盖换掉了制服，穿着便装，领口系着一条深绿的丝巾。那颜色衬托着他的双眼，显出无比深邃的美丽来。他坐在沙发上，说话时身体微微向前倾倒，怜悯又关切，却不失庄重的尊敬。卢卡斯感到一种被关注的熏熏然。 难怪安德烈亚斯如此喜爱他，他想，单凭那双眼睛，不论他注视谁，谁都会爱上他的。 谢尔盖喝掉了其中一杯，举起玻璃杯看了看：“这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人们都把玻璃器皿保存得太好，玻璃厂总有一天会因此破产的。” “我不清楚。”卢卡斯不好意思地说，“这些都不是我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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