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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你带到深圳去？”赵恩靠在门框上问。
“不带它，你养得活？”唐晖灿头也没抬。
“那不一定，我连仙人掌都能养死。”
唐晖灿站起来，把薄荷递给他。“所以我不带走。留给你。你养死了，就欠我一盆新的。回头我到深圳安顿下来，你寄给我。”
赵恩接过那盆薄荷，托在掌心里。塑料瓶底还在往下滴水，滴在他的旧拖鞋上，凉丝丝的。他知道唐晖灿不是真的需要他寄薄荷，深圳什么花木买不到。唐晖灿只是需要他给一个承诺，一个“我会去找你”的承诺。
“行。”他把薄荷放在窗台上，照例摆在阳光能照到但不能直晒的位置。
县汽车站的候车室里，王建国和刘娟都来送行了。刘娟红着眼眶往唐晖灿手里塞了一大袋零食，说“深圳那边什么都贵，路上省着点吃”。王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你小子有出息”，然后把一个红包塞进他口袋里，唐晖灿推了两下没推掉，王建国说“拿着，这是你王叔的份子钱”，说完自己先笑，唐晖灿也跟着笑了，笑着笑着把头低了下去。
赵副主任没来，他让刘娟带了一句话，“到了发个微信，别让人惦记。”唐晖灿说好。
赵恩站在最边上，没有往前挤。他看着唐晖灿和王建国、刘娟一一告别，看着他把行李过安检，看着他在进站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眼神越过刘娟的肩膀、越过王建国的头顶，准确地落在他身上。唐晖灿没有招手，也没有说话，只是把头微微点了一下，然后又点了一下。然后他拎着行李走进了站台。
赵恩站在原地，把手插在裤兜里，拇指按着手机屏幕。屏幕上是他和唐晖灿的微信聊天界面，最后一条消息是唐晖灿今天早上发的：“豆浆在桌上，趁热喝。”
他没有回复。
王建国和刘娟先回去了。赵恩说他想再待一会儿。他在候车室的塑料椅上坐下来，坐了很久。候车室里循环播放着安全提示的广播，检票口的LED屏上滚动着下一班车的发车时间，卖茶叶蛋的大姐推着小车来来回回地走。他什么都没看进去。
坐了大约半个钟头，赵恩站起来，走出候车室。他骑上电动车，没有回办公室，也没有回周转房。他去了北张村。
北张村的大棚整改已经开工了。新换的钢架在太阳底下闪着光，地基重新浇了水泥，老杨卸任了村支书，在工地上当监工。他看见赵恩来了，远远地扬了扬手，没有走过来。赵恩蹲在那天他和唐晖灿一起敲过水泥的地基旁边，看着新浇的水泥地基上新刻的日期，五月十八号，前天。来验收的人是王建国。抽检水泥标号的，是县住建局新来的技术员。
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骑上车回了办公室。
三零二的门开着。唐晖灿的工位已经清空了，桌上只剩下一台公用电脑和一个空的笔筒。赵恩走进去，把自己的旧书包放在椅子上，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今天的台账。
刘娟从隔壁财务科回来，站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她本来想说什么，但看见赵恩脸上的表情，把话咽回去了。那个表情她见过，去年赵恩他爸脑梗的时候，他在医院走廊里就是这个表情。不是难过，是扛着。
下午三点，赵恩的手机震了一下。唐晖灿发了一条微信：“到济南了，飞机晚点半小时。”
赵恩回了一个字：“好。”
唐晖灿又发了一条：“车上煎饼还剩两张，我在机场吃了一张，最后一张留给深圳。”
赵恩回：“别省，到了再买。”
唐晖灿发了个表情包，一只猫举着爪子，配文是“知道了”。然后加了一句，“到深圳给你发定位。”
赵恩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做台账。做完一页，他停下来，翻开笔记本的扉页，在那行“脱贫攻坚工作手册”下面，写了一行小字：五月二十日，阿灿去深圳。
写完他把笔放下，继续做台账。
晚饭时间，赵恩去了食堂。打菜的时候食堂阿姨问他“小唐呢”，他说“调走了”。食堂阿姨叹了口气，多给他舀了一勺红烧肉。他端着餐盘坐在靠窗的位置，以前他和唐晖灿总坐这里，唐晖灿坐在左边，他坐在右边。现在他坐在右边，左边的位置空着。
肉炖得有点老了，他嚼了很长时间，把米饭一粒一粒扒干净，站起来把餐盘放回回收处，骑车去了县医院。赵建国在康复大厅里扶着并行杠健步如飞。他已经能一口气走六十多步了，康复师说照这个速度，六月底就能出院回老家。看见赵恩进来，赵建国没停，继续走了五六步才停下来，扶着栏杆喘气。
“小唐……走了？”
“走了，今天早上走的。”
“去……深圳了？”
“先去广州转机。”
赵建国沉默了一会儿，把毛巾从肩上拽下来擦了把脸。“去……那么远。”
赵恩没有接话。他坐在并行杠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爸把那双穿旧了的老布鞋在康复垫上蹭了蹭。布鞋的鞋底已经磨得薄如纸，他妈说要给他换一双，他不肯。赵恩想起唐晖灿说的那句话，人一辈子背着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还能用上，是怕忘。
“爹，你今天走得比昨天强。能走到一百步就能出院了。”赵恩站起来，接过他爸手里的毛巾，帮他擦了擦后背。赵建国的后背全是汗，棉毛衫已经湿透了。赵恩把他扶到轮椅上，推着他在康复大厅里走了一圈。轮椅经过落地窗前，窗外医院的花坛里月季开得正盛。
“爹你看，花开了。”
赵建国偏过头看了一眼，嗯了一声。
晚上，赵恩在周转房里，一个人坐在茶几旁边。茶几上放着那盆胡椒薄荷，薄荷旁边是唐晖灿留下的那罐枇杷膏，赵恩的爷爷布鞋搁在鞋柜上。三样东西并排放在一起。他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之前和唐晖灿一起整理出来的台账，那些被他反复核对的数字，那些不同版本的数据，还有唐奕君通过邮件转来的供货商票据电子档。他没有开电脑，只是把纸质资料摊在茶几上。
半夜十二点，他给唐奕君发了一条微信：“唐记者，之前追踪的供货商票据，有没有新进展？”
唐奕君那边秒回了消息：“有。你等一下。”
趁这个空隙，他又把手机重新拿起来，对着唐晖灿的窗口发了句：“深圳那边天气预报说下周有台风，出门记得收衣服。”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反扣在茶几上，继续看资料。几分钟后手机亮了，唐奕君传来的文件里，有一张票据某个供货商名字后面注着一行小字，收款账户属于鲁南县某部门的丈夫。
赵恩的目光停住，过了片刻，他拨了以前和唐晖灿一起跑验收时存下的号码。接电话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确认了一个细节，说那个部门的人曾经两次单独约王建国吃饭，王建国都没有去。挂完电话他起身把窗台上的薄荷挪到避风处，然后坐在茶几边，继续翻核每一张底单。
第二天早上，赵恩照常去上班。他在单位楼道里碰见那个从文化馆新调来的年轻人。那人从楼梯上往下走，手里端着那个一模一样的保温杯，两人迎面相遇时他朝赵恩点点头，依旧是那样客气疏离。赵恩这一次没有侧身。
“等一下。”赵恩说。
那人停下来，转过头，表情还是笑着的，但握着保温杯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一点。
“有事？”
“北张村那批农资的供货商清单，你以前在乡镇经管站整理过。有几张单子上的货运编号需要再跟你核对一下。”
文化馆那人的面色没有变，但保温杯的杯盖被他拧了一下，发出轻微的金属摩擦声。
“那是之前的工作，我现在不负责了。”
“没关系，我只是核对信息。不会耽误你太久，等你有空了，我来找你。”赵恩的语气很平，就像在说食堂中午的菜谱。他说完之后，那人看了他一眼，终于挪开步子下了楼。赵恩从楼梯拐角走出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他坐下来，倒完一杯水，像每天早上一样，打开电脑，开始做台账。
唐晖灿从深圳发来一张照片，他站在市委大院门口，身后是邓小平画像，深圳的阳光太强，他眯着眼睛，白衬衫扣子严丝合缝到最上面那颗。他晒黑了不少，但那副笑容还是和鲁南早晨豆浆腾起的热气一样熟悉。
赵恩把照片放大看了看，然后存进手机相册里，放在一个叫“阿灿”的单独文件夹里，排在煎饼和薄荷照片的后面。
六月中旬，市发改委遴选的笔试在市委党校举行。赵恩头一天晚上睡得很早，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己磨了杯豆浆，吃了一碗面，骑着电动车去了考场。赵副主任坚持要开车送他，他婉拒了，说骑车更方便。考场外面停满了车，他找了个树荫把电动车锁好。
坐在考场里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唐晖灿面试那天早上，他送唐晖灿到周转房楼下，帮他把领带正了正，说“别慌”。现在没有人帮他整理领口，他低头自己对齐了衬衫纽扣，把准考证和身份证并排摆在桌子右上角，双手放在膝盖上等着开考铃。
笔试题不难。至少对他来说不难。他是农大毕业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分析是看家本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卷面工整得像是印刷体。
考完出来已经快五点了。他打开手机，发现唐晖灿在两个多小时前发了条微信：“进考场了没？别紧张。”又在几分钟前追了一条：“考完告诉我。”
他打了个“考完了”发过去。对面秒回：“感觉怎么样？”
他回：“还行。”
唐晖灿发来一个表情包，又是那只猫，这次配文是“我就知道”。
赵恩骑在电动车上，对着手机屏幕笑了一下。这是他这一整个月来第一次笑。
三天后，他又坐在了这栋楼的面试考场里。考官问了他一道题：“如果你在基层工作中发现一个项目存在严重的资金挪用问题，但涉及的人员错综复杂，你会怎么处理？”
这道题很熟悉。不是因为他背过答案，是因为他经历过。他答了五分钟。没有用套路，没有用模板，就用他在扶贫办这一年多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页台账、熬过的每一个夜当答案。他提到北张村，提到台账和实际之间的差距需要用脚去量，提到保护举报人的重要性，提到追责不等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把来龙去脉查清楚。“我们做扶贫，扶的不是表格上的数字，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最后说。
考官没有表情，只是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赵恩走出考场的时候，太阳正好移到了市委党校教学楼的尖顶上。
等成绩的那段时间，赵恩照常上班。唐晖灿走了之后，扶贫办又招了两个新人，一个是他农大的学妹，另一个是从镇里借调过来的。赵恩带着他们下乡走访，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核对台账、怎么跟村民打交道。学妹有一次看着他蹲在地头跟老农说土话的样子，回来跟刘娟说“赵哥平时看着闷，到了村里像换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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