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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说，不要往回看，没什么意思。
但他其实想过。如果唐晖灿没有考到鲁南，没有跟他分到同一个扶贫攻坚小组，没有在那个暴雨夜被追债的人堵在巷子里只拨出一个号码，他们的人生会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也许各自在各自的家乡，各自被各自家里的压力逼着相亲结婚，各自在深夜的某一个失眠醒来想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但他的档案室和唐晖灿的实验田之间隔着半个中国。他今年二十九了，再过几年会被同龄人喊成“赵科长”，他对得起任何人，除了一样，他始终不知道什么样的关系算不需理由。
而现在他知道了。他把窗帘挑开一角，从高处往下看。唐晖灿正在楼下收拾快递箱子，准备往深圳寄冬天的衣物，阳光落在他发梢上，把黑发染成金棕色。
赵恩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出了办公室。下楼的时候，他在楼梯间碰见了一个刚调来文化馆没几个月的年轻人，那人正往上走，手里端着一个保温杯。两人侧身让过时，那年轻人朝他点了点头，笑得客气又疏离。
赵恩走出几步，忽然想起来，这就是那个刚调到文化馆的人。文化馆和扶贫办在同一个楼栋办公，但不是同一个单位，平时很少打照面。但他记得唐奕君说过，那个匿名帖的IP，就是刚调到文化馆的人。
他回过头。
那个人已经拐过楼梯转角不见了，留下一串皮鞋敲在水泥台阶上的脚步声，清脆而有规律，像钟摆。赵恩没有追上去，他站在楼梯上，手握着扶栏，指节紧了紧又松开。
他决定这件事等唐晖灿走之后再处理。不是忍，是他比从前更清楚：想护的人，用对的方式才能护到底。有比告发更重要的，是证据，是时机。他把手从扶栏上放下来，继续下楼。
到了楼下，太阳正好移到了院子正上方。唐晖灿蹲在地上封好最后一箱书，抬头看见赵恩走过来，用袖口擦了把汗：“你怎么下来了？还不到下班时间。”
赵恩弯腰帮他把胶带按住，两个人蹲在地上一起缠完了最后两圈。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对着唐晖灿说了句：“不要回头看，但你要往前走。”
“不是废话？”唐晖灿边说边把箱子推上小拖车，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赵恩眼眶不红，呼吸也稳，但说那句话时下颌的肌肉没有松开。
他停在快递车旁边，把赵恩手里捏着的那支油性记号笔拿过来，在自己的快递单侧面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荔枝。画完之后他看了看，低声说了一句像是自我调侃的话：“快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周转房的天台上坐了很久。天台平时没人上来，堆着几盆被遗弃的枯花和一个生锈的卫星锅。从这里能看到半个县城的屋顶和远处青灰色的山脊线，灯光零零星星。
“等你去深圳报到之前，我想带你回一趟沂蒙山。”赵恩忽然开口。
唐晖灿转过头看他。
“第一年没带你看的煎饼鏊子，这次补上。”赵恩的语气还是平平的，“还有我爷爷的坟，九代单传的坟。”
唐晖灿没有立刻答应。他低下头，把手里剥好的橘子分了两瓣递给赵恩。“你不怕村里人看见？”
“怕。”赵恩说，“但更怕以后没机会。你去了深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唐晖灿把橘子放进嘴里，嚼完了，咽下去，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好。”他说，“我去。但不是为了看你爷爷的坟，是为了告诉他，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
第17章 山东长子带潮汕独子回老家
沂蒙山在四月末还是黄的。
从大巴车上望出去，连绵起伏的山丘上覆着一层枯了半截的茅草，新的绿还没冒出来，旧年的黄已经撑不住了，风一吹就倒下一片。
天是蓝的，蓝得发硬，没有云，阳光直直地砸在土坡上，把那些裸露的黄土晒得发白。路边的杨树刚开始抽芽，嫩绿的叶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显得格外可怜，像一群刚出壳的雏鸟，哆哆嗦嗦地试探着外面的温度。
赵恩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唐晖灿。这是他们第二次一起坐大巴走这条路。上一次是他爸脑梗，唐晖灿陪他去临沂，那时候是深夜，窗外什么都看不见。现在是白天，窗外的每一条沟壑、每一道坡坎都清清楚楚。
越靠近老家，赵恩的话就越少。在县城上车的时候他还会跟唐晖灿说说路边那家煎饼铺子换了老板，过了平邑之后他就不怎么开口了，只是看着窗外，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唐晖灿没有打扰他，他知道这种沉默不是疏远，是近乡情怯。
赵恩有三年没回沂蒙山了。上一次回来是他爷爷过世，他从济南赶回来奔丧。那天下着雨，山路泥泞，棺材抬不进祖坟，八个壮汉用绳子捆着棺材板一寸一寸地往里挪。他爸跪在泥里，膝盖陷进去半尺深，雨水顺着花白的头发往下淌，嘴巴张着，没有声音。他在哭，但哭不出声。沂蒙山的男人哭不出声，他们只会把嘴张大，让喉咙里的呜咽被风和雨盖过去。
那是赵恩第一次看见他爸哭。
丧事办完的第二天他就回济南了。他妈追到村口塞给他一塑料袋煮鸡蛋，鸡蛋还烫手，他吃了一个，剩下的放在火车小桌板上，一路放到凉透了也没舍得扔。
大巴下了高速，拐进县道。路变窄了，路面从柏油变成水泥，又从水泥变成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赵恩看着路边那棵枯了半边的老槐树，忽然开口了。
“快到了。”
唐晖灿顺着他目光看过去。老槐树后面是一片错落的灰瓦房顶，炊烟从其中一家的烟囱里升起来，被风扯成一条歪歪扭扭的灰线。村口的水泥路上晒着玉米，黄澄澄地铺了半条街。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小孩蹲在玉米旁边用树枝画画，看见大巴车过来，站起来跑开了。
两个人下了车，站在村口的土路上。赵恩拎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在县城买的桃酥、牛奶和两条烟。唐晖灿站在他旁边，背着一个双肩包，穿着赵恩给他找的那件旧冲锋衣，他自己的风衣被赵恩嫌弃了，说“你穿那个进村，全村人都知道你是个外地人”。
他们刚走到村口，赵恩的三叔就迎上来了。三叔还是那副老样子，黑瘦，满脸褶子，叼着半截烟，看见赵恩先是咧嘴笑了笑，然后目光落在唐晖灿身上，上下打量了一遍。
“这是你那个同事？广东的？”
“同事，也是朋友。”赵恩把编织袋换到另一只手上，“三叔，这是唐晖灿。叫阿灿就行。”
“阿灿，”三叔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点点头，“潮汕人？”
“对，叔。”唐晖灿笑着应了。他的笑容收敛了几分得体，既不过分热情也不显得冷淡。
三叔又看了他两眼，没说别的，转身领着他们往村里走。边走边跟赵恩说话，说你爹出院后身体好多了，已经能拄着拐棍到村口溜达了；说你妈知道你今天回来，昨天就杀了鸡；说村里的干部上个月来统计土地流转，咱家那几亩地可能要流转出去。赵恩听着，偶尔应一句。
到了家门口，赵恩站住了。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青砖院墙，铁皮院门，门上贴的春联还是他考编那年贴上去的，横批“前程似锦”已经褪色到只剩“前”和“似”两个字。院墙根下堆着几捆玉米秆，旁边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旧三轮车。一只花母鸡在院门口转悠，看见有人来，咯咯叫着跑开了。
他妈从院子里迎出来。和去年在县医院时相比，她胖了一点，精神也好了不少，但还是穿着那件暗红色的外套。看见赵恩，她先是愣了一瞬，然后伸手接过他手里的编织袋。
“小唐也来了，”她看着唐晖灿，表情比上次在周转房时又自然了些，“快进屋。外面风大。”
赵建国拄着拐棍站在堂屋门口。他比出院时又好了许多，虽然左腿还使不上劲，但站已经能站稳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脚上是一双老布鞋，不是赵恩带到鲁南去的那双，是另一双。赵恩注意到他脚上竟然是新鞋。他太了解自己妈了，老太太手里钱从不敢乱花。他不知道这双鞋，是不是和他那双布鞋一样，也是专门为了今天等在这里而准备的。
“爸。”
“嗯，”赵建国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然后转向唐晖灿，“小唐……来了。”
“赵叔，您气色比医院那阵好多了。”唐晖灿走上台阶，朝他伸出手。
赵建国看着那只手，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节粗大，青筋暴突，把唐晖灿修长的手掌整个裹在里面，握得不算紧但有效，晃了两下才放开。
午饭摆在堂屋的方桌上。六个菜：炖鸡、炒鸡蛋、蒜薹炒肉、花生米、腌萝卜，外加一大盆白面馒头。赵恩他妈从厨房里端出最后一碗鸡蛋汤的时候，赵恩正在摆筷子。两双筷子、两个碗、两个茶杯，外加两副新买的碟子。他妈看了一眼他的餐具布局，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汤放在桌子正中间。
“小唐，你吃不吃得惯？咱这边菜咸。”他妈一边解围裙一边问。
“吃得惯，阿姨。”唐晖灿夹了一筷子蒜薹炒肉，嚼了嚼咽下去，“比我们食堂做得好吃多了。”
“那你就多吃。”他妈把一整盘炒鸡蛋往唐晖灿面前推了推。
唐晖灿吃了两碗饭。不是客气，他是真的吃得多。他把鸡肉啃得干干净净，连鸡骨头都嚼碎了吸了骨髓，赵恩他妈再给他添汤时他没有推辞。他夸腌萝卜脆，夸鸡蛋炒得嫩，夸馒头比鲁南县食堂蒸得有嚼劲，每句都夸得具体，夸得真诚，夸得赵恩他妈的嘴角再也没平下来过。
赵恩低头扒饭，把脸埋在碗里。他知道唐晖灿这个人最会讨长辈喜欢，但他也知道唐晖灿今天不是在“讨”，他是在认真地吃掉这顿饭里的每一份善意。
吃完饭，赵建国拄着拐棍走到院子里，在墙根下那张旧藤椅上坐下来。这是他出院后养成的习惯，每天下午坐在这里晒太阳，看院子里的花母鸡和墙头上的麻雀。他掏出旱烟袋，按了两锅旱烟，把烟袋挂在藤椅扶手上，抬头看着院墙外那棵歪脖子枣树。枣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干上挂着一截去年忘了摘的丝瓜络，在风里一晃一晃的。
唐晖灿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他没有找话题，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眼前土黄色的院墙和远处灰蓝色的山脊线。一只花母鸡溜达过来，在他脚边啄了两下又走了。
“你……家那边……有山吗？”赵建国忽然问。
“没有很高的山，”唐晖灿说，“靠海。出门就能看见海。我们那边最多的是榕树，一年四季都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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