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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说：“你是没见过他和唐晖灿一起去村里。”
学妹问唐晖灿是谁。刘娟说：“以前在这里的，调走了。等你见到他你就知道了。”没有再多解释。
七月中旬的一天，赵恩从北张村下乡回来，在楼道里被文化馆那人堵住了。那人像是特意在等他，见他走近便主动横跨一步，靠得比平时近了许多。
“赵同志。你到底要查什么？”
“我不查什么。我只是在核对北张村项目结束后的遗留问题。你是当时的经办人，找你了解情况很正常。”
“那些单据我经手的时候就有问题，但我也只是签字的人。”
“你不是签字的人，你是把发票从供应商拿过来交到扶贫办的人。那张发票上的货运单号，你在交过来之前就知道它和底单对不上，因为你手里的那份从没交给任何一方。只要把它们比对，就知道多出来的那笔钱流向了哪里。”赵恩说得不快，每个字都像他念台账时一样清晰。
楼道里的声控灯忽然亮了。文化馆那人退后一步，右手不自觉地去摸保温杯的杯壁，但他的指尖在碰到金属时停了。赵恩没有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往三零二走。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五，遴选成绩公布。赵恩在办公室电脑上刷新了六七遍页面，手指按在鼠标上，指节发白。成绩跳出来的时候，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唐晖灿的号码。
“阿灿。”
“嗯？”
“我笔试面试综合排名第二。”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三秒钟，然后他听见唐晖灿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憋了整整两个月。
“我就说你能考上，”唐晖灿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你这种人就适合去市里，你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到了市发改委好好骂。”
“你呢？”
“我这边顺利。师兄带我跑了几个重点项目，每天加班到十点，但比在鲁南有意思。月中的台风把市委门口那棵榕树刮倒了一棵，第二天我去上班，看见工人在扶正。”
赵恩握着听筒，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想跟他说自己前两天查的供货商票据，想说文化馆那人被堵在楼道后碰倒的花盆。但他忍住了。不是因为不信任，是因为距离。这些东西太复杂，电话里说不清楚，他也不想让唐晖灿在深圳为自己分心。他最后只是说了句：“你那边热，多喝水。别老熬夜。”
挂了电话，他回到电脑前，在“广东省事业单位遴选岗位表”的网页上，重新输入了一次深圳的筛选条件。
第19章 荔枝和甘露
赵恩离开鲁南那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一。
他走之前，把北张村那批票据的比对结果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报告，附上了所有的底单复印件、供货商银行账户信息和货运单号的交叉比对表。报告最后的署名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到唐晖灿，也没有提到唐奕君。他把这份报告用档案袋封好，亲自交到了赵副主任手里。“赵主任，这个放您这儿。以后如果有人来查，您知道该给谁。”
赵副主任接过去，掂了掂。他在扶贫办干了十几年，经手的档案袋成百上千，但这份档案袋的热度是不一样的，它没有经过收发室登记，没有抄送任何领导，甚至没有在OA系统里留痕。它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档案室最深处那排铁皮柜的最高一层，和那些积灰的旧台账并排放在一起。
赵副主任把它放进铁皮柜里，关上柜门，没有上锁。
“你们俩在档案室那一宿，我以为你们是查不到什么。结果你们查到了全部。”他吐出一口烟。门外的三零二，刘娟正在教新来的学妹怎么用那台老掉牙的打印机。赵恩说：“赵主任，这两年谢了。”
辞别赵主任后，他回了趟沂蒙山。
赵建国已经能拄着拐棍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了。从家里到村口大约三百步，他每天走一个来回，走得慢但稳当。赵恩到家那天，他正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墩子上歇气，远远看见儿子从大巴上下来，撑着拐杖想站起来，赵恩疾走几步过去把他按住了。他没有告诉他文化馆那个人已被调查的事，也没有说那笔少掉的七十万最终追回了四十三万。他只说了遴选的成绩，说了市发改委的工作内容，说了宿舍有独立卫生间。
赵建国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久到赵恩以为他要说出什么重得像石板一样的话。但他只是问了一句：“吃饭了没？”
“吃了。在车上吃的。”
“车上……那东西……不行。”赵建国拄着拐棍站起来，往家的方向走。赵恩跟在后面，两个人穿过村子里那条铺了水泥的主路，经过三叔家门口，经过已经关了门的代销店，经过村里小学空荡荡的操场。他爹的背影还是那么倔，拐棍点在水泥地上，笃笃地响。只是节奏慢了许多，从前的赵建国走路带风，现在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稳比快更重要。
晚饭后三叔来串门，带了一瓶酒。两人在堂屋里对饮，赵恩他妈炒了盘花生米端上来。三叔喝了两杯，脸红了，话也多了，说村里今年土地流转出去种蔬菜大棚，你爹那几亩地也流转了，以后你不用担心家里种不动地，说完忽然想起赵恩他妈不让喝酒，讪讪地放下杯子。赵恩看着他把杯子搁下，想起以前在村口吸烟时烟头在暗处的一明一灭，想起他在父亲脑梗那晚擅自决定来报信。没有三叔的擅自，他可能连那次告别都赶不上。
“三叔，我敬您一杯。”赵恩端起杯子，神色平静。
唐晖灿离开之后，他已经学会把一层浪压在更早的另一层下面。
第二天早上，赵恩走的时候，赵建国又站在院门口。这次他没有只是抬抬手，而是拄着拐棍往前迈了一步。
“去了……市里，别……老加班。吃饭……别省。你那个……阿灿？”
“他在深圳，挺好的。”
赵建国哦了一声，把拐棍在地上点了两下。
“你们吃……食堂？照顾他……吃……吃不惯。”
赵恩说好。他转身上了大巴，车开出去很远，后视镜里还能看见一个蓝色的小点，那是他爹的棉袄。
把周转房的钥匙交还给之前，赵恩把屋里打扫了一遍。窗帘拆下来洗了，柜子里的旧书整理好留给刘娟，厨房里那口唐晖灿用过的小电煮锅擦得锃亮，放在灶台上，他知道下一个住进来的人大概率用不上这口锅，但他还是擦干净了。
那盆胡椒薄荷他带走了。他用唐晖灿留下的那个矿泉水瓶子重新装了土，把薄荷的根须理好，稳妥地摆在一个剪了提手的小纸盒里。纸盒放在副驾驶座上，他用安全带把它系住了。风从半开的车窗里灌进来，吹得薄荷叶子轻轻摇晃。新单位的宿舍有暖气、能养花，但他把它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因为他知道这盆薄荷需要见光和通风，而且每天都能被他看到。
新单位的宿舍在市政府旁边的一栋六层老楼里，单间，带独立卫生间，比周转房新一些但小一些。窗台上可以放花盆，床比周转房的宽一拃，衣柜是嵌入式的。赵恩把行李放下，第一件事不是铺床，是把那盆薄荷放在窗台上，浇了水。然后他拍了张照片发给唐晖灿。对面秒回：“活了？”
赵恩打：“活了。新叶子都冒了。”
唐晖灿发来一张深圳夜景，车水马龙，霓虹灯把天映成暗红色。“深圳也有薄荷，但不如你养的那盆。”
赵恩对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两个字：“废话。”
市发改委的工作比扶贫办忙得多。赵恩分在固定资产投资科，手头的事从台账变成了项目审批，每周要经手十几份报告和可行性分析。他上手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独立审项目了，科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姜，做事利索，说话直接，第一次跟他谈话就说“你基层待过，底子扎实，但市里和基层不一样，基层是把事情做成，市里是把事情做对”，赵恩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十月初的一个下午，姜科长把他叫进办公室：“深圳那边有个跨区域项目对接会，下周三到周五，委里要派人去。我想让你去，一是因为你审过相关项目，二是让你出去看看。深圳那边发改委有个处长是你那个专业出身，可以请教一下。”
赵恩说好。他走出科长办公室，还没到工位就给唐晖灿打了电话。
“我下周去深圳。”
“出差？”
“出差。周三到周五。”
“住哪里？”
“市政府旁边的招待所。到了告诉你。”
他挂了电话，发现自己的手指微微发颤。并不是因为紧张，从五月到十一月，从鲁南到市里，他已经三个多月没见过唐晖灿了。
周三早上，赵恩飞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安检的时候他把薄荷忘在了行李箱里，被安检员多看了一眼，他从包里拿出来解释“带去送人的”，安检员笑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云海，忽然想起唐晖灿第一次从济南飞深圳面试那天，他在县汽车站等大巴，吃了一整天的饼干。
飞机落地的时候深圳在下雨。濛濛细雨，不冷，空气里有一股热带城市特有的潮湿和植物的气味。赵恩拎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在接机的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唐晖灿。他站在星巴克门口，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举着一把没打开的伞。他晒黑了一些，瘦了一些，但站在那里的时候，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荔枝花。
赵恩走过去。唐晖灿把伞撑开，递给他。
“下雨了。”
“我看得见。”
两个人站在到达口挡雨的棚子下面，周围的人来来往往，行李箱轮子碾过瓷砖的声音、航班广播的声音、接机口拥抱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像隔了一层水。唐晖灿看着赵恩，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说：“你换新衣服了。”
“我妹帮我选的。她说去深圳开会穿那件旧的太土。”
“不土。”
赵恩接过伞，两人的肩膀并排走进深圳的秋雨里面。唐晖灿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拉开后面车门时手指擦过赵恩的手背，然后收回去搁在膝盖上。他把车窗摇下来让赵恩看右边路过的领导人画像，赵恩把视线从画像上移到他手背上那一小片刚淋过雨的反光。
对接会开了两天。赵恩坐在市政府会议室里，发言的时候声音很稳，还是他在鲁南练出来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但底气更足了，以前在鲁南面对的只是几个村子的台账和几户贫困户，现在面对的是跨区域的资金调配和项目论证。但他发现自己并不紧张，他在扶贫办学到的东西没有白费，那些蹲在地头上跟老农磨出来的经验，成了他和其他年轻干部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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