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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去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深呼吸了一下。然后他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大过年的，人家律师忙着呢。他又拿起手机，想撤回来，但已经过了两分钟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郑深回复了。
郑深：别急。先告诉我，报警后有拿到受案回执吗？
方屿愣了一下。受案回执？警察来了，问了情况，做了笔录，然后说“有消息通知你”。没有人给他什么回执。
方屿：没有。警察做了笔录，说让等通知。
郑深：需要去派出所要一张受案回执。这是程序，有了回执案子才算正式立案。另外，菜市场门口有没有监控？你问过附近的商户吗？
方屿：还没有。我妈说警察去看过监控，说可能拍不到。
郑深：警察说的“可能”不代表一定拍不到。建议你明天去菜市场管理处问一下，确认监控的覆盖范围和保存时间。如果监控拍到了车牌号或者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案子就有突破口。另外，电动车有没有发票？有没有拍过车架号的照片？
方屿：发票应该还在。车架号……我不确定。
郑深：找一下。这些东西是证明车辆归属的关键证据。如果找不到车架号，买车的记录也行。有了这些，即使车找不回来，后续索赔也有依据。
方屿看着屏幕上的字，忽然觉得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松了一点。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是因为有一个人，用一种确定的、有条理的、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诉他“你可以这样做”。在郑深的回复里，没有“可能”“也许”“看情况”。每一条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向明确的东西。去要受案回执，去问监控，去找发票和车架号。像一个路标，竖在他面前，告诉他：往这儿走。
方屿：好的，谢谢郑律师。我明天一早就去。
郑深：不客气。如果遇到阻力，随时联系我。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苏州当地的律师。
方屿看着“随时联系我”这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回了两个字：好的。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躺下去。窗外的雨还在下，沙沙沙的，和前几天一样。但他听着这个声音，忽然觉得不一样了。不是声音变了，是他听声音的心情变了。之前他觉得这个声音是冷的、湿的、让人不舒服的。现在他觉得这个声音是安静的、安稳的、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哼着一首歌。
他想，这就是安全感吗？
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郑深。之前他觉得郑深很强，很专业，很让人佩服。他崇拜他，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现在，在这个雨天，在苏州的老房子里，在妈妈丢了车之后，他忽然觉得——郑深不只是强。郑深是可以依靠的。那种感觉不是崇拜，不是羡慕，是更私人的、更说不出口的东西。像冬天的夜里，你走在一条没有灯的路上，忽然有人在你身后亮了一盏灯。你不回头也知道他在那里。你知道他不会走。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在那里。
方屿想，他觉得郑深很好，好到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好到他说“随时联系我”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他可以随时联系他。
他不知道这算什么。
第二天，方屿一早就去了菜市场。
他先去派出所，要到了受案回执。值班的民警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好糊弄，没说什么就把回执给他了。然后他去菜市场管理处，问了监控的事情。管理处的阿姨一开始不太配合，说“监控是公安才能看的，你不能看”。方屿跟她磨了十分钟，最后她同意让他看了一眼。监控确实拍到了那辆面包车的车牌号——虽然有点模糊，但能辨认。
方屿把车牌号记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郑深。
方屿：郑律师，拍到了车牌号。这是监控截图。
郑深很快回复：很好。把这个交给派出所，要求他们根据车牌号追查。如果派出所不作为，你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投诉，也可以考虑民事起诉菜市场——根据《民法典》，经营场所有安全保障义务，监控设施不完善导致无法追查，可以主张补充责任。
方屿看着“民事起诉”这四个字，觉得离自己好远。但他知道，如果事情真的走到那一步，郑深会告诉他该怎么做。他把郑深的话截图保存了，然后去了派出所。
接下来的两天，方屿跑了好几趟派出所。派出所的态度从“这种案子太多了查不过来”变成了“我们已经在查了，你等通知”。方屿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因为他拿到了车牌号，还是因为郑深帮他做了什么。他没有问。他只是觉得，有人在背后撑着他，他就不怕了。
派出所最后查到了那辆面包车是□□，嫌疑人已经被其他辖区的派出所抓获，供出了十几起盗窃案，方屿妈妈的电动车是其中之一。派出所通知方屿去做笔录的时候，方屿正在家里陪妈妈看电视。他挂了电话，转头看着妈妈，说：“妈，人抓到了。车可能找不回来了，但人抓到了。”
张冉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终于松了一口气”的笑，是一种很轻的、带着一点不敢相信的笑。“真的？”
“真的。”
张冉没有再问了。她转过头继续看电视，但方屿看到她的眼眶红了。他坐在妈妈旁边，没有说话。他拿出手机，给郑深发了一条消息：郑律师，人抓到了。谢谢您。没有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郑深回复：不客气。人抓到了就好。车找不回来没关系，后续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嫌疑人赔偿。需要的话随时找我。
方屿看着那行字，打了几个字：谢谢您。新年快乐。
郑深：新年快乐。
方屿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闷闷的。方屿看着电视屏幕上的光一闪一闪的，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冷了。不是因为案子解决了，是因为他知道，在北京有一个人，他随时可以找那个人。那个人会帮他。不是因为他特殊，是因为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他说不清楚为什么，但他觉得那个人看他的时候，眼神和看别人不一样。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多想了。他决定不想了。
郑深是在姐姐郑敏家过节的。
郑敏和林维钧从国外回来了，林佳宁也在。郑深的父母也在北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桌上摆满了菜。郑敏做了郑深小时候最爱吃的鳜鱼，林维钧开了一瓶好酒。林佳宁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事，说到方屿的时候，郑深的筷子顿了一下。
“方屿回苏州了。”林佳宁说，“他妈妈一个人在家。他每次休假都回去陪她。”
郑深没有接话。他夹了一块鱼，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成远也来了。郑敏每年都会叫上成远，说是“一家人，别一个人过年”。成远坐在林佳宁旁边，两个人又开始斗嘴。郑深看着他们，嘴角动了一下，但那个笑没有到达眼睛。
吃完饭，林佳宁和成远在客厅打游戏，郑敏在厨房洗碗。郑深站在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茶。窗外是北京的夜景，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金的，照亮了半边天。他看着那些烟花，脑子里在想一个人。
方屿说“银色很适合您”的时候，不知道那对袖扣被放在抽屉最里面，用一个牛皮纸信封压着。方屿不知道他的围巾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最上面的格子里。方屿不知道他每天晚上都会想起他。
“舅舅。”
林佳宁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后。
“你怎么出来了？”
“成远太菜了，不想跟他玩了。”林佳宁靠在阳台门框上，看着郑深的侧脸，“舅舅，你是不是有心事？”
“没有。”
“你骗人。你每次有心事的时候都会站在阳台上发呆。”
郑深没有说话。
林佳宁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再追问。她转身回了客厅，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舅舅，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林佳宁进去了。阳台上又只剩下郑深一个人。他把茶杯放在栏杆上，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
客厅里很热闹。林佳宁和成远在抢游戏手柄，郑敏在剥橘子，林维钧在打电话。郑深父母已经回屋休息了，郑深看着他们，他又想起了方屿，方屿大概不会想起他。
但他还是想他了。
郑深进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客厅里的声音慢慢变得模糊了，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他想，轮休结束方屿就回北京了。方屿回北京了，就会来拿那条围巾。拿围巾的时候，他会见到方屿。
他把这个念头放在胸腔里。和那对袖扣放在一起。和那条围巾放在一起。和那些方屿不知道的事情放在一起。
窗外，烟花还在放。一朵一朵地炸开，把夜空照亮了一瞬，然后又暗下去。郑深睁开眼睛，看着那些一闪一闪的光，嘴角带着一点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弧度。很轻，很淡，像深冬的夜里，一颗极远的、极暗的星。不亮，但一直在那里。请稍候
第13章 重逢在玉兰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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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休还没结束，周主任的电话就打到了方屿手机上。
“方屿，广州有个项目，卫健委的，关于儿科医疗质量评价，需要跟一下。那边缺人手，跟学校和医院协调了一下，我带你过去，先待两个月。你直接飞广州，不用回学校了。”
方屿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走？”
“后天。”
方屿挂了电话，坐在床边。张冉从厨房探出头来：“怎么了？”
“导师让我去广州，跟一个项目，两个月。”
张冉“哦”了一声，没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过了一会儿，方屿听见她在水龙头底下洗菜的声音，比平时大了很多。
郑深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看案卷。
佳宁跟他说的，说的时候语气里满满的郁闷。
两个月，现在又要两个月。
他把案卷合上了。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站了一会，然后回到桌前，重新打开案卷，他必须读进去。因为如果他停下来，他就会想方屿。
郑深叹了口气，把那些念头压下去了，继续看案卷。
方屿在广州的日子比想象中忙得多。
项目是卫健委的一个试点，要在广州市几家三甲医院试行一套新的儿科质量评价指标。周主任是专家组副组长，方屿被分到了数据组，负责收集、整理、初步分析各家医院上报的数据。每天早出晚归，回到酒店已经八九点了，洗完澡倒头就睡。
他没有时间想别的。但他会在偶尔的间隙里——等电梯的时候，吃盒饭的时候，从医院出来等出租车的时候——想起郑深说的“随时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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