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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四月，春天终于来了。
郑深去学校接林佳宁。林佳宁说要去图书馆还书，让他开车到医学院门口等。郑深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等。车窗开着，四月的风吹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息。路边的银杏树冒出了嫩绿的新芽，那种绿是极淡的，像刚被水洗过。有几棵玉兰开了，白的、粉的，在枝头挤挤挨挨的，沉甸甸的，像落了满树的鸽子。
郑深靠在椅背上，看着那些花。他在想一个人。方屿去广州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他们偶尔联系——方屿发过几次消息，问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项目涉及的医疗责任认定），郑深一一回复，郑深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翻一遍他们的聊天记录。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之后把手机放在床头，闭上眼睛，想象方屿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里走来走去，低头看数据，皱眉思考。
他把自己从这些想象里拉出来。然后他抬起头，看见了方屿。
方屿站在图书馆门口的石柱旁边。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外面套了一件浅灰色的薄毛呢外套。外套没有系扣子，敞开着，领口露出一截锁骨。四月的阳光落在他身上，把白色T恤照得近乎透明。他的头发比之前长了一点，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他正侧着头和身边一个同学说话，嘴角带着一点笑。
然后他转过头，看见了郑深。
方屿的眼睛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他的头发轻轻晃了一下，外套的下摆也被吹起来。他站在树下，身后是图书馆的灰砖墙，头顶是一棵开满了白色玉兰的大树。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脸上、肩膀上投下一小片一小片碎碎的光斑。
他笑了。
嘴角弯起来的弧度刚好，眼睛微微弯了一下，整个人在四月的阳光里，像一棵刚开花的树。
郑深的手握在方向盘上，指节发白。
他的心跳从正常变成了很快，快到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每一下都像要把肋骨撞碎。他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包括第一次在书店外面看见方屿的时候，也没有。但现在，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反应，都在说——他想见他，想了他两个月，想了他一个冬天。
方屿朝他走过来。
不是快步走，是那种自然的、不紧不慢的步子。白色板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轻轻的、有节奏的声响。他走到驾驶座的车窗旁边，弯下腰，看着郑深。
“郑律师。”他说。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清，透，像初春的山泉水。郑深看着他。方屿的脸离他很近，不到一臂的距离。他的皮肤在阳光下很白，鼻梁的弧度从山根到鼻尖是一条流畅的线，嘴唇是浅粉色的，他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笑的时候，眼睛弯起来的弧度刚好，嘴角弯起来的弧度刚好，一切都刚好。
“你回来了。”郑深说。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沉稳、平静。但他自己知道，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嗓子是紧的。紧到他差点发不出声音。
“昨天刚回。”方屿说，“周主任说项目结束了，让我们先回来写报告。”
郑深点了点头。他想说“你瘦了”，但没有说出口。他想说“我想你了”，更不可能说出口。他只是看着方屿，把方屿的样子——站在四月的阳光下，穿着白色T恤和浅灰色外套，身后是玉兰花，头顶是蓝天白云，把这个让他美得心动的画面，一帧一帧地存进脑子里。
“郑律师，”方屿说，“电动车的事，一直没机会当面谢您。我妈说，要不是您教我怎么弄，她肯定就认倒霉了。”
“不客气。”郑深说，“人抓到了就好。”
方屿笑了笑。“那我先走了，同学还在等我。”他指了指图书馆门口的方向，那里站着一个背着书包的男生，正在朝这边看着。
“好。”
方屿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走了。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拐过一个弯，被图书馆的墙角遮住了。
郑深坐在驾驶座上，手还保持着握着方向盘的姿势。他没有动。他看着方屿消失的方向，看了很久。
林佳宁从图书馆里出来的时候，看到郑深的车停在路边，走过去拉开车门坐进来。
“舅舅，等很久了吧？”
“没有。”
林佳宁系好安全带，看了他一眼。“你脸怎么红了？”
“暖气开太大了。”
林佳宁看了一眼仪表盘——暖气没开。
郑深发动了引擎。车子驶出学校，拐上主路。四月的北京，阳光很好，路边的桃花开了，一树一树的粉。他把车开得很稳，和他走进法庭时一样稳。但他的心跳，直到开出国贸桥，才慢慢恢复正常。
他想，他刚才差一点就失控了。当方屿弯下腰，在车窗外面看着他的时候，他差一点就伸出手，穿过车窗，碰一下方屿的脸，他甚至想站起来把他深深抱进怀里，想确认他是真的。想确认他真的回来了。不是他一个人在北京的公寓里、在深夜的床上、闭上眼睛想象出来的那个方屿。是真实的、有温度的、站在他面前的方屿。
他没有。他把那个冲动压下去了。但他知道，那个冲动没有被压死。它在那里，像一个被埋在土里的种子，在四月的阳光和雨水里，正在发芽。它会长出来的。他拦不住。
窗外，玉兰花开了满树。白的、粉的，在蓝天下像一片一片的云。郑深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自己。他的脸还是红的。请稍候
第14章 玉兰与荆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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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底的北京，医学院的玉兰开到最盛。
方屿站在实验室的窗边，手里捏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表，目光却落在窗外那棵玉兰树上。花瓣白得像薄瓷，阳光从花瓣的边缘透过来，泛着一层很淡的金色。他想起广州的木棉——红得张扬，落下来的时候整朵整朵地砸在地上，声响很闷。
他拍了木棉的。拍了三张，在手机里存了两个星期。最后删掉了。
“方屿。”身后有人叫他。是同组的师姐陈静，手里拿着他的课题进度表，眉头微拧：“你不是研究医患纠纷吗？怎么又跑广州做质量评价去了？这两个月你的主课题进度——”
“没落下。”方屿转过身，把手里的数据报表递过去，“广州那边的工作，反过来帮我理清了一些思路。”
陈静接过来翻了翻，还是不太理解。
方屿靠在实验台边上，语气很平静：“医患纠纷是我的主课题，我一直想弄清楚那些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广州那个项目是卫健委的，周主任带我参与，做的是质量评价——两个方向不一样，但可以互相补充。”
他顿了顿，用指尖点了点陈静手里的报表：“你看，一个医院的儿科质量评价指标里，‘诊断符合率’如果长期偏低，可能意味着存在系统性的漏诊风险。比如我之前分析的一个案例，患儿三次就诊都没有查出心肌炎，最后猝死。如果把那家医院的儿科质量评价数据拉出来看，大概率能找到体系上的问题。医患纠纷不是孤立事件，它背后往往站着整个质量体系的漏洞。”
陈静听懂了，点了点头：“所以你是从体系的角度往回推个案。”
“对。”方屿笑了一下，“了解医疗质量评价，反过来能帮我理解医患纠纷的根源。就像看一棵树为什么会死，你不能只盯着枯掉的那片叶子。”
陈静合上报表，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广州那个项目，合作方是不是有个很厉害的女企业家？我听周主任提过一嘴。”
方屿的笑容淡了一点。
“嗯。”他说，“沈女士。”
沈若薇。四十二岁，广州某医疗健康领域的私募基金合伙人。她在广州的项目对接会上第一次见到方屿。
那天方屿站在投影幕布旁边，替周主任讲解数据模型。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个人，大部分是各个医院的质控科长和卫健委的官员。沈若薇坐在长桌的另一头，穿一身剪裁利落的藏蓝色西装，头发盘起来，露出一截保养得极好的脖颈。她全程没有看投影幕布，一直看着方屿。
会后，她主动走过来递名片。
“方医生，”她笑着说，声音带一点南方口音的软糯，“讲得很好。”
方屿接过名片，礼貌地回了句“沈总客气”。他没多想。在广州的两个月里，他见过太多这样递名片的场面了——项目对接、资源置换、人脉搭建，成年人的社交礼仪而已。
但沈若薇不只是递名片。
第一次是在项目组下榻的酒店餐厅。方屿独自吃早饭，沈若薇端着餐盘在他对面坐下，笑盈盈地说“拼个桌”。她聊项目进展、聊广州的早茶、聊方屿的学业，话题滴水不漏。方屿保持着得体的回应，不多说，也不少说。吃完饭，沈若薇说“加个微信吧，项目上方便沟通”。方屿加了。
第二次是在调研医院的走廊里。沈若薇“恰好”也来考察，和方屿并肩走了一段路。她问方屿：“你有没有想过毕业后来南方发展？广州深圳的医疗资源不比北京差，生活成本还低。”方屿说“还没想那么远”。沈若薇笑了笑：“年轻人应该有更开阔的选择。”
第三次，方屿开始觉得不对了。
那天项目组在酒店的小会议室开内部讨论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方屿收拾好材料往外走，在电梯口碰到沈若薇。她换了一身衣服——不再是白天的职业套装，而是一件藕荷色的真丝衬衫，领口松开了一颗扣子。
“方医生，”她拦住他，“我房间有份资料，关于你们学校附属医院的质控数据，方便上去拿一下吗？”
方屿站住了。
他看着沈若薇的眼睛，看了大概两秒。那双眼睛里写的东西他很熟悉——他在太多人眼睛里看到过。不是谈工作。
“沈总，”他的语气还是礼貌的，但比之前凉了一度，“数据您明天发我邮箱就好。今天太晚了，不方便。”
沈若薇的笑容顿了一瞬，随即恢复自然：“也好。那你早点休息。”
方屿回了自己房间，反手锁上门，在床边坐了很久。
他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从高中到现在，追他的人就太多了。有同龄的，有比他大的，有男的，有女的。他早就学会了一套不伤人的拒绝方式——不是冷脸，不是回避，而是保持一种极其自然的距离感。你靠近他，他会笑着跟你说话；但不管你怎么靠近，距离始终是那么远。
可沈若薇不是普通人。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方屿在之前那些追求者眼睛里很少看到的——笃定。一种因为长期处于权力高位而养成的笃定。她觉得自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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